蜀汉的失败，大家通常认为是因为天数、气运。历史学家也有同样的看法，比如陈寿在《三国志》中就说诸葛亮抗不过天命。东晋常璩写《华阳国志》的时候也说，诸葛亮以区区川蜀之地，去争夺已经失去的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今天咱们就详细说说为什么蜀汉失去了所谓的天命，天命其实是政治合法性的问题，本来刘备用匡扶汉室的旗号就足够凝聚天下人心，并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抗衡了，通过这种政治正确来实现自己的皇帝梦，但是刘备自从得到隆中对之后昏招迭出，导致蜀汉的政治合法性受到强烈的质疑，从而动摇了他的根本，把一手好牌打的稀巴烂。

看过三国演义的就明白，刘备被曹操讨伐，不得不跑到荆州投奔同宗刘表。此时的刘备兵马凋零、没有立锥之地，到这儿完全是寄人篱下，天天显得蛋疼还要被刘表提防；有一次，哭爷看到自己大腿上长了很多肉，就哭着感慨这是长时间不骑马导致的，意思是自己荒废了功名事业。就这样晃晃悠悠过了六年时间，46岁的哭爷遇到意气风发、正当壮年的诸葛亮-26岁。一个要知天命，一个快到而立之年，要闯出一番事业，俩人彻夜长谈，确立了以诸葛亮的《隆中对》为主的方略；

此后，刘备就以《隆中对》为指导方针，现在荆州站稳脚跟，然后入主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开启天下三分的局面，称得上是咸鱼翻身；因此，大家历来对《隆中对》推重备至，觉得这是一份水平很高的策略。

简述一下《隆中对》，说的就是天下马上就分成三个政权，刘备如果能够占据荆州、益州，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湖北、湖南、四川、云贵一带，在内实行仁政，在外联合孙权，就能对抗孙权，成就霸业；

巧合的是，鲁肃也给孙权打造了一个差不多的战略，也是先取得荆州，再夺取益州，这样就能以长江为界，跟曹操划江而治。也就是说，鲁肃和诸葛亮的思路很像，证明《隆中对》的战略在当时精英人士中算是一个共识。

《隆中对》一个核心观念就是要“跨有荆益”，即同时占据荆州、益州这两个重要地区；荆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交通便利，能够轻易获得资源，占据荆州就能剑指中原。而益州有天险可守，还是天府之国，能够提供足够的战备力量；一旦实现了“跨有荆益”，就有两条路可以出兵，一是通过益州走秦川，从陕西一带进兵中原，一路是通过荆州威胁洛阳。两面夹击之下，曹魏集团就是腹背受敌。

可以说，《隆中对》为刘备规划的军事路线很清晰，刘备也依计而行，一度用友荆州部分地区和整个益州，基本实现了“跨有荆益”的政治构想，这才拥有了鼎足而立的资本。

看着发展势头，刘备实现皇帝梦指日可待，但隆中对却有很大的缺陷，这种缺陷对政治敏感度太低的刘备集团来说是致命的，隆中对的军事路线很清晰，但没有实现目标正确方式，尤其是政治方式，如果是政治手腕高明的领袖自然会通过天才手段补齐不足，但刘备却采用的极其错误的手段。

诸葛亮对刘备说，荆州刘表是个守不住底盘的人，而益州刘璋也没啥本事，当地人都盼着更英明的领导，所以这两个地方就是上天恩赐的礼物；诸葛亮的暗示已经很明显了，刘备也照单全收。

刘备夺取荆州的部分底盘，是在赤壁之战后，这时候刘表及其子嗣都挂了，刘备接替他们主管荆州，大体上能够说得过去；

但是刘备在夺取益州就让人大跌眼镜了；当时刘璋还是益州之主，因为受到张鲁的威胁，就请刘备帮忙；而刘备认为这是一个“跨有荆益”的天赐良机，不但不打张鲁，反而和刘璋的属下勾结，围攻成都，取而代之。

要知道，刘备一向以汉朝宗室自居，恢复汉家天下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而刘璋又是汉朝宗室，刘备攻击同宗，就会被天下人认为是与汉室为敌，把自己摆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

咱们前面提到了，一个政权的天命问题，是与政治合法性密切相关的，如果刘备恢复汉室是以攻击汉室同宗为前提的话，那就是一个逻辑悖论：汉室到底还是不是享有天命？如果有，那攻击汉室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更何况你也是姓刘的。如果没有，那你恢复汉室的口号就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以后无论刘备如何选择，他所建立的政权合法性都会受到质疑。所以刘备取得益州的方式在政治上的失策。

这还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夺取益州成了孙权和刘备反目的爆发点。因为孙权也曾经提议和刘备一起讨伐张鲁，然后瓜分荆州益州，最后一起讨伐曹操。但是刘备站在大义上声讨孙权，说刘璋是自己的同宗，不能打，应该团结起来，一起攻打曹操。假如历史真的这样发展，那么“跨有荆益”就通过政治联盟的形式实现了，这样刘备就更容易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

但刘备犯二，刚义正辞严地声讨孙权，掉头就自己独吞益州，这让孙权不再信任刘备：你究竟是要匡扶汉室还是自己抢地盘？要知道，孙权也有“跨有荆益”的战略主张，因此，本质上，孙权和刘备在益州问题上存在利益冲突，更何况在赤壁之战后，刘备已经占据荆州的部分领地，再加上益州，这对孙权而言，家门前的威胁比曹操更大。这直接改变了孙权和刘备的同盟关系，埋下了双方日后火并的伏笔。

这是刘备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接下来三个政治失误直接导致刘备失去了跟曹操、孙权争霸的资本。

一是取得益州后的善后问题，二是关二爷进攻襄阳，三是称帝。

取得益州后，刘备一度纵兵劫掠，和土匪没啥两样，还是经过赵云劝说才罢手，可纵兵劫掠的后果就是丧失民心。此外，他还把刘璋送到荆州软禁，一点儿宗室情感都不讲。

刘璋父子在益州经营了两代，夺取刘璋的基业，还软禁，公然与宗室为敌，这让刘璋的旧部相当不满，这也为刘备未来统治的人心不稳埋下隐患。而且刘备短视的是，他日后当汉中王的时候，因为汉献帝被曹操挟持，不能对刘备进行封授，只能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获得王爵——由跟他同级别的诸侯王举荐。符合这个条件的人很少，巧不巧的是，刘璋算是一个，但刘璋已经和刘备结了死仇。所以称王的合法性问题，一度搞的刘备很尴尬。从这件事儿就能看出来刘备政治眼光不足，如果他能意识到刘璋的政治价值，就应该在取得益州之后好好掂量掂量；

孙权占据荆州之后，刘璋父子就被安排的很好，孙权还时常做出一副让他们重新掌管益州的姿态，利用他们在益州的影响力，策反刘备的势力，给蜀汉制造麻烦，催生叛乱；两相对比，就能看出谁的手腕更高明。

刘备对内善后没做好，对外更是一塌糊涂。取得荆州之后，孙权马上要求刘备让出荆州的三个郡，为此不惜派兵施压。北边曹操随时可能进攻，刘备不敢翻脸，只能和孙权谈判，重新划定势力范围，暂时化解了这次危机；但他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本，是他过于狭隘的理解了“跨有荆益”，在政治上急功近利，导致他跟孙权的关系质变，所以，五年后，他又犯了第二个错误，彻底引爆荆州这个炸弹。

刘备的第二个错误就是主动进攻曹操——关羽进攻襄阳！

襄阳是一个战略枢纽，占据襄阳就能直接威胁宛城、洛阳等地，这就跟《隆中对》中所说的从南阳进攻中原的战略构想一致。但是关二爷攻打襄阳不是要威胁曹操，而是因为刘备占领了汉中【曹操主动放弃汉中，更显出曹操的政治嗅觉高明】。从汉中有一条水路【汉水】直达荆州，交通便利，荆州就是关节点；拿下荆州就打通了汉中和荆州之间的便捷通道，实现更紧密的“跨有荆益”，巩固势力。说白了，在刘皇叔看来，抢地盘比复兴汉室重要得多。

由于襄阳在曹操的控制之下，从表面上看，刘皇叔还是在联盟之下攻击曹操，刘皇叔没意识到，孙权对他和曹操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为啥这么说？

前面提到，刘皇叔占据益州之后，孙权就把蜀汉看成最大的威胁，而且由于远走益州，刘备可以避开曹操的锋芒，把军事压力都推到距离曹操更近的孙权身上，在赤壁之后，荆州四个郡，孙权只占了一个，也就是说大家合伙做生意，好处都被刘备占了，压力都在孙权身上，这就使孙权不得不重新思考三个政权之间的关系。孙权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跟曹操之间缓和关系，集中精力攻打刘备，孙刘之间因为夺荆州益州而积累的矛盾，来个总爆发。

所以喽，关二爷把全部力量都压到襄阳上，吕蒙偷袭荆州得手，导致关二爷兵败被杀，刘皇叔彻底失去荆州。从此跨有荆益成了空话，隆中对的战略规划也成了空想，这是刘备犯下的第二个错误。

关二爷被杀的同一年，汉献帝被迫禅位给曹丕。这时候刘皇叔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选择，当皇帝，定国号汉。这是刘皇叔犯的最大的政治错误。

为啥说刘皇叔当皇帝让人无语呢？《隆中对》里面有一句话叫“汉室可兴”，大白话就是大汉王朝可以得到复兴，认为刘备是汉朝宗室，皇室贵胄；对刘备最有力的政治选择应该是以恢复汉室为目标，把主要对手曹操定性为篡权夺位的乱臣贼子，然后把孙权和其他所有军阀势力联合一处，成立讨贼联盟，一起对抗曹操，把皇叔变成汉王朝的代言人，借此发展壮大实力。

刘备完全可以效仿汉光武帝刘秀。刘秀在称帝之前就是更始皇帝的手下，但是刘秀既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且在征讨王莽的过程中取得众多势力的拥戴，因此他跟更始帝决裂，自立为帝，也没人说什么【实际上，刘秀已经拥有称帝的势力，称帝只是挑明了既定事实】；因此，《隆中对》在汉室可兴这个表述上很暧昧，并没有明说恢复什么样的汉室，是恢复汉献帝的汉室还是刘皇叔的汉室？这就给刘备留下足够的操作空间，到时候刘备有众多势力拥戴，又有剿灭汉贼曹操的功勋，称帝也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汉光武帝刘秀得人心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他消灭了王莽，而刘备这不顾消灭曹操，只是急于实现军事上“跨有荆益”的短期利益，所以他没有刘秀那样的政治资本，反而备受质疑。这个时候再贸然称帝，更加重了天下人对他的怀疑；

刘皇叔对外宣传，汉献帝已经遇害了，天下无主，所以他这个皇叔不得不称帝。其实呢，汉献帝只是被曹丕供养起来了，所以刘备此举就是给天下人一口实：天子还没死，你就急着当皇帝，比为汉室报仇还猴急。而且刘备当皇帝之后到死都没有啥进攻曹操的举动，那他称帝时高喊的“代天讨伐曹贼”就成了空喊。而且，天子死了，我就要当皇帝，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所以蜀汉政权的合法性很成问题。

刘璋的旧部本来就对刘备强占家园不满，刘备称帝的举动更让这些人非议甚多，再加上讨伐吴国惨败，使得蜀汉内部的不稳定状态达到极值。当刘备在白帝城抑郁而终之际，这些川蜀人趁着国家疲敝，对刘备豪夺川蜀的不满一并发泄出来，制造一场叛乱。至此，蜀汉不仅失去进军中原的实力，更是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蜀汉政权也岌岌可危了。

到这个时候，刘皇叔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虽然汉献帝已经禅位，但只要不断强调这是曹魏篡权造成的，只是被曹贼一时夺取，就能证明汉室仍然是天命所归，道义仍然在汉室这一边。那么，让他这个汉朝宗室建立的蜀汉政权，作为唯一的刘氏余脉，就有资格代表汉室去讨回天下，并合理的存在下去。反之，放弃征讨曹贼，贸然称帝，就是对自己这种资格的否定；所以，蜀汉必须坚持讨伐曹魏，才能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压制蜀汉人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质疑，转移内部尖锐对立的矛盾，阻止内忧外患的发生。

所有才有白帝城托孤，刘备把这个思路作为遗嘱，托付给诸葛亮，让他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甚至明确，如果刘禅拖后腿，你就取而代之，毕竟政权的合法性才是最重要的，比抢地盘重要的多；这一下，讨伐曹魏就成了谁也不否定的事情；

刘备挂了之后，诸葛亮才成为蜀汉政权的核心，并制定了北伐战略，他也深刻的意识到北伐是最大的政治资本，不是军事问题，再多的其他方面的战术胜利也无法弥补这个战略失误了。

政治正确成了人生中头等大事，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蜀汉最弱小，却总不顾实力悬殊非要坚持北伐曹魏了；但从另一方面看，曹魏政权已经交到了第三代人手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原人对曹魏的认可度会越来越高，对汉室的怀念会淡化；长此以往，恢复汉室就不再有民心基础，所以诸葛亮不能等，国力羸弱也要坚持出兵；

为了保障头等大事，诸葛亮采取严刑峻法，第一次北伐，马谡失街亭，诸葛不仅斩马谡、重罚赵云，还自降三级，因为一旦北伐失败，政权随时会被颠覆，他怕是他自己也不能够影响北伐；这一招很管用，也让蜀汉民众认识到，北伐的一种坚定的信念，代表道义和天命，谁都不能阻拦；人心的认同会投射到行动上，为政治提供助力。

所以尽管诸葛亮秉承严刑峻法，但在以天命为基础的感召下，蜀汉从刘备伐吴的惨败中走出来了，重新认可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在此期间，政治清明，国力弱小却最有进取心，不能不说得益于白发这个正确的政治路线。

既如此，为啥北伐不能成功？这还是刘备早期犯的政治错误导致的，因为在《隆中对》的政治构想中，要“跨有荆益”才能两路出兵夹击曹魏，现在荆州丢失，少了一条通道，蜀汉就只能从地势很差的秦川进军了；补给线过长，粮草老出问题，很难持续和曹魏作战，更谈不上威胁中原。不好打，还必须坚持打，所以说北伐是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选择，是诸葛亮面对的一个困局。

另外一个困局就是益州的内忧，尽管诸葛亮很快平定了益州叛乱，可反抗的人还在，反抗的思想没有被消灭，这仍然跟刘备前期政治失误有关。当初刘备豪夺益州后，手下有两股力量，一是原来益州刘璋的旧部，一股是刘备从荆州带来的部署。前者是旧部，是益州原来的主人，后者就是所谓的新人，也叫客籍，这就形成了历史学家所说的“新旧”之分，或者“主客”之分。

前面说过，益州刘璋旧部对刘备的态度很消极，这就造成了人心不稳；更何况从东汉末年开始，谶语的影响也不利于姓刘的当皇帝，这些预言的核心观念就是“刘祚将尽”，意思是刘家的皇帝当不长了。

由于对刘备的不满，“刘祚将尽”这种论调在益州旧人中很流行，并在刘备挂的时候催生叛乱。诸葛亮活着的时候能够靠铁腕和北伐逻辑压制这种论调，但诸葛亮也挂了，益州旧人抬头，这个论调就再次流行疯长。

但是影响主殿的是光禄大夫谯周写的一篇《仇国论》，说的就是力量弱小的国家打不过强敌就应该休养生息，不要穷兵黩武，实际及时映射现实中的蜀汉和曹魏，也是反对诸葛亮北伐战略。

这个论调的现实依托就是，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曹家自己都要被篡位了，那当年所谓的曹贼篡汉就是历史了，既然这件事都成了过去，那么声讨曹贼的北伐还有意义吗？失去了意义，不就是为打仗而打仗，那不就是穷兵黩武吗？《仇国论》一出，蜀汉的文臣武将都非常认同，就连跟随在诸葛亮身边数次北伐的将军也开始反对继续北伐，民间更是出现大量的逃兵，所以你懂得；

对蜀汉而言，《仇国论》非常危险，北伐是蜀汉合法性的基础，《仇国论》否定北伐就是否定刘氏政权的合法性，瓦解抵抗心理，一旦曹魏来攻，就会促使人们去投降；

那，跟着刘备出生入死的客籍集团就没办法吗？答案很无奈，诸葛亮去世后，继承者蒋琬费祎都没有那么强的掌控能力，而且蒋琬等人虽然还在高喊北伐，但在“穷兵黩武”的理论压力下，采取了军事收缩政策，把精力转移到保境安民上，这就使得北伐沦为空谈，蜀汉人也不想再跟曹魏斗争，得过且过就好。

刘禅在面对曹魏进攻下，在《仇国论》的影响下，在诸多大臣的劝说下，选择投降，蜀汉灭。其实，那个时候，曹魏军队距离程度还很远啊，刘备早年的政治失误造成的政治痛苦，只能以这种方式结束了。

蜀汉政权从建立到灭亡，对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不是军事因素，而是政治选择；刘备为了在军事上实现“跨有荆益”而付出联盟破裂的政治代价；不但为此跟孙权反目成仇，还以错误手段占据益州和称帝，彻底失去民心，损失了最大的政治支持；

尽管刘备临死之前意识到问题的症结，且由诸葛亮坚持北伐进行挽救，一度延续了蜀汉的寿命，但这一影响不能消除了，川蜀旧人对蜀汉政权的合法性的质疑从来没有消失，并且在诸葛亮死后大行其道；不但否定诸葛亮的北伐战略，更催生了《仇国论》这样的理论，在外敌入侵时演化为投降论，直接促成蜀汉的灭亡。

可以说，早在蜀汉诞生的时候，因为对政治缺乏深刻、准确的认识，就注定了其结局。

许多政权的历史命运，诚然是通过军事胜负的形式来显示结果，但真正决定成败的，是政治。它包含了道德考量、利益评估、社会心理借助等诸多因素，比单纯的军事问题更具综合性、更加复杂，且需要超越短浅的目光去审视、思考。

所谓成王败寇，不是命，也不是运，而是经由一系列的严苛的政治考验口，由历史筛选出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