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樂》的熱播讓“宋文化”再度成爲當下熱點之一。

唐之後，宋詞、書畫與市民文藝大放異彩——宋詞以鮮明的文體特徵成爲有宋一代的標誌性文體；宋代書法在唐代“尚法”之後也別開生面，形成自己的風格。與此同時，市民文藝憑藉瓦子勾欄的新平臺異軍突起，成爲宋代的新風尚。這些獨領風騷的文化現象緣何出現在宋代，還要從多方面探尋原因。

衆所周知，詞在中唐前後初露頭角，及至晚唐，文人倚聲填詞已成時髦；進入宋代，詞的成就遠在詩文之上，繼“好詩都被唐人做盡”後，形成了有異於唐詩的鮮明的文體特徵，從而成爲有宋一代的標誌性文體。類似晏殊、歐陽修那樣以文載道，以詩言志，以詞言情，在士大夫精英中幾成常例。他們有意形塑“詞別是一家”的藝術特色，來抒寫個人的私情閒愁。

宋徽宗《文會圖》（局部）

中國繪畫史素以宋元並稱高峯期，士大夫新意勃發地創作文人畫，自覺將理想人格投射其中，爲傳統繪畫吹入了新風。同時，宋代書法在唐代“尚法”之後也別開生面，雖然雄強剛健不足，卻也形成了崇尚自由真趣的書風。

如果說詩詞書畫還是在傳統基礎上的拓展，那麼市民文藝憑藉瓦子勾欄的新平臺異軍突起，則是宋代出現的新風尚。說書促成了白話小說與文言小說的此長彼消，經宋元時期的孕育，爲長篇白話小說誕生創造了可能。宋雜劇繼唐之後在表演程式與角色設定上趨於成型，與晚宋南戲分別爲元雜劇與明傳奇饋贈了奠基禮。

可以說，宋詞、書畫與市民文藝在彼時大放異彩，歸根究底，就是宋型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卓越貢獻。而這些獨領風騷的文化現象之所以出現在宋代，有必要從諸方面探尋其根本原因。

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是宋詞、書畫與市民文藝大放異彩的原動力

上承唐朝的開放，北宋立國之後，在廣開科舉、興辦學校、優待文士、創設機構、編纂文獻等崇文政策上，其實施力度超邁唐代。《宋史·文苑傳序》指出：

“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橅可以預知矣。藝祖（指宋太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作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爲人君者，無不典學。”

這段論述，雖略有誇飾，但宋代君主“留意藝文”卻非虛言，總體文化修養在列代人君中也位居前茅。藝文全能的宋徽宗自然無庸辭費；仁宗擅“飛白”憑藉《清平樂》熱播漸爲人知；宋高宗書法實更有造詣，還擅“小筆山水”；其他皇帝也幾乎都善書或能書。自宋太宗起，翰林書藝局、翰林圖畫院、畫學與畫院先後創闢，經專業技藝考覈而榮寵待詔、祗候等名位；此外，北宋欽命編纂了《淳化閣帖》《宣和書譜》與《宣和畫譜》等藝術譜錄，宋徽宗更親自評騭畫學試卷的高下優劣。崇文國策的確立，君主好尚的導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對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整個宋代文化勢必起着示範引導之功。

與此同時，宋代社會經濟空前繁榮，農業生產力明顯提高，手工業分工漸趨細密化與專業化，商品流通迅速發展，城鎮化進程不可阻遏，構建了兩宋文化的先決條件與堅實基礎。

入宋以後，印刷術的普及與改進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話本小說的繁複書寫、及時印刷與廣泛流傳，即拜其之賜。印刷術還攜手日趨精良的造紙製墨業，使法帖摹刻水到渠成，由此催生的帖學有力推動了書藝普及與提高；與此同時，早期版畫年畫的呱呱墮地，雕版印刷工藝也是不可缺席的助產婆。

就城市經濟而言，伴隨着坊牆的倒塌，商業區與居民區融爲一體，商品市場欣欣向榮，人口流動頻率加劇，市民階層持續擴容。他們在物質層面享受經濟利好的同時，自然萌生出文化消費的諸多訴求，瓦子勾欄便應運而生。藝人在市井勾欄按管調絃，吟詠文人新填的長短句，滿足各色人等怡情休閒的精神生活，詞便在藝人吟唱、詞家創作與受衆追捧的合力推輓下，穩穩坐上了宋代文藝的頭把交椅。說話與話本在勾欄演出中佔據了主導地位，雜劇與南戲也相繼成爲市民觀劇的新寵。社會經濟開創的城市新格局，既爲風俗畫奉上了《清明上河圖》式的全新題材，也引發了市民各取所需的書畫消費，裝飾性與鑑賞性書畫進入市場；由行業細密化催生了裝裱業，卷軸裝池開始服務於書畫消費。

無論新詞詠唱，還是書畫流通，抑或勾欄演出，既然都無力抗拒文化消費市場化與專業化的時潮裹挾，便唯有不斷精益求精，維護並提升自身的藝術聲譽。由此可見，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纔是宋詞、書畫與市民文藝大放異彩的原動力。

創作主體的不斷擴充，進一步促成這些藝文樣式走向世俗化與平民化

及至宋代，非身份性地主成爲統治者，其子弟精英藉由科舉選拔的渠道躋身士大夫官僚羣；普通士人倘不入仕即無以享有特權，士農工商諸階層相對趨於平等，整個社會呈現出平民化趨向。這些深廣的社會變動擴充了宋詞、書畫與市民文藝的創作主體，也進一步促成這些藝文樣式走向世俗化與平民化。

在平民化的大趨勢下，除了文人詞，吟詞唱曲的底層藝人也頗有詞的創作者（《全宋詞》裏不乏嚴蕊之類例子），甚至還有略通文墨的市民、工匠、僧道等下層民衆。在年畫、版畫等貼近生活的畫種裏，創作者更多來自默默無聞的社會底層，他們與畫院畫家、文人畫家三分畫壇天下。少數士人科場失意，也不再介意轉換身份，擔當起話本、雜劇與南戲的無名創作者；那些下層藝人的演出雖據話本或腳本，但必然進行二度創作，其中有的可能就參與了原創的過程。

隨着唐宋之際的社會轉型，宋代文化受到宋學潛移默化的薰染，具有相對理性的傾向；基於平民化趨勢與士大夫主體意識，世俗化與個性化也漸成時代風氣；外部與北方的嚴峻對峙，刺戟了民族意識的覺醒與高揚。

在繪畫領域，正如美術史家王遜指出，宋代“世俗的美術脫離了宗教的羈絆，而得到了獨立的發展”；而人物畫的顯著特色，一是摹繪士大夫精神面貌（例如李公麟的《西園雅集圖》）；二是藉助歷史題材宣傳淑世精神（例如佚名的《折檻圖》）；整個宋代畫風蘊涵着精緻含蓄、自然平淡的審美情趣。民間版畫多以平民生活入畫自不待言；在應時勃興的風俗畫裏，農婦、漁夫、村醫、貨郎、藝人，夜市、村店、閘口、耕穫、紡績，紛至沓來進入知名與佚名畫家的畫卷，在題材平民化上更開風氣之先。

至於宋詞，仰承俗字俗語俗文體的沾溉，摹寫市民日常的衆生相，相當妥帖地平衡了通俗化與平民化的雙翼，也是其與唐詩分別奪得古韻文雙璧的要因之一。宋代話本與唐人傳奇立異，在語言上純用世俗喜聞的白話，在題材上多以各色平民扮演角色，敷演他們的哀樂情仇，誠如馮夢龍所言：“宋人通俗，諧於里耳，……不通俗而能之乎！”宋代雜劇與南戲同樣貫徹了這種世俗化與平民化的傾向。

說到人性的坦露與個性的釋放，士大夫精英恰當拿捏了崇尚理性與追求個性的合理張力，鍾情於淺吟低唱的詞，爲人性與個性私藏了一方領地。在繪畫領域，文人畫崇尚的就是個性：以梅蘭竹菊或林石山水作爲風行的題材，以水墨淡彩的簡筆寫意渲染文人士大夫獨有的韻味、情趣、意境與襟抱。這種傾向也凸顯在人物畫中，李公麟畫中的陶淵明，梁楷筆下李太白，描繪的雖是古人，寄託的卻是畫家當下那傲逸不羈的個性。在書法上，宋人“尚意”，在唐人“尚法”之外另闢蹊徑，既與文人畫“寫意”一脈相通，又融入晉人書法的“尚韻”，及至蘇、黃、米、蔡而燦然大備卻仍各具個性，蘇東坡標榜“自出新意，不踐古人”的八字宣言，宋人書風兀自開出了一片新天地。

人性與個性並非士大夫專利，話本、雜劇與南戲更多彰顯了底層民衆活潑潑的人性與個性，其中女性形象尤其生動豐滿（例如《快嘴李翠蓮記》《碾玉觀音》《錯斬崔寧》裏女主角），她們義無反顧地追求生活，嚮往愛情，爲達目的，甚至不顧禮法，其個性的張揚與人性的呼喊爲前代所罕見。

民族意識的自覺甦醒，南宋遠比北宋強烈。宋詞自蘇軾唱出“西北望，射天狼”以後，題材也從閒庭私閨拓寬到家國天下，藉以抒發壯懷激烈，表達民族大義。且不說辛棄疾爲首的辛派詞風，即便從李清照《永遇樂》裏對“中州盛日”的追懷，到姜夔《揚州慢》裏對“胡馬窺江”的悲吟，也都浸染着民族的哀愁。宋詞至此，無論題材，還是風格，作爲一代文體終已修成正果，足與唐詩相繼並稱而無愧於各自的時代。在繪畫領域，北宋李公麟《免冑圖》等歷史人物畫，已然寄寓着對民族前途的隱憂；南渡以後，歌頌民族氣節，企望中興恢復，祈願民族和睦，匯成歷史人物畫的濃烈底色，名作更是不勝枚舉。在話本《宣和遺事》裏，說話人在終場告白時民族意識灼然可感：“中原之境土未復，君父之大仇未報，國家之大恥不能雪，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扼腕，恨不食賊臣之肉而寢其皮也歟！”另據南宋曲藝論著《醉翁談錄》，說話人都“破盡詩書泣鬼神，發揚義士顯忠臣”，足見表彰盡忠報國與弘揚民族意識譜就了南宋說話的主旋律。

總之，經歷了唐宋之際的歷史劇變，在王朝政策、經濟基礎、社會結構與思想觀念諸方面，宋代都形成了自身獨具的時代特色。正是在這諸多因素的合力助推下，宋代創造出有異於唐型文化的宋型文化。

延伸閱讀：

《清平樂》裏那些歷史的彩蛋

《清平樂》是我以“宋史研究者”的身份參與討論的第一部電視劇；其實不止我，我的很多同行都在朋友圈裏對此劇指指點點，做了相當認真的批評。《清平樂》不是所謂的“歷史劇”，它之所以能夠獲得學者們頗具學術性的關注，我以爲，是因爲受過高等教育又熱愛歷史的新作者進入了創作領域，使得這部戲表現出一種努力傳遞“有關宋朝的真實信息”的誠意。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

“有關宋朝的真實信息”大致可以分爲三類。

第一是服化道所營造的視覺效果，從皇帝、皇后、諸大臣的“標準照”到東京街市上“前有樓子後有臺”的正店，無不流露着宋風宋韻，就像是一幅幅活動的宋畫。

第二是劇中所用稱謂等知識細節，竟然如此貼合宋朝實際。比如，宦官的首領任守忠稱“都知”，這是宋朝宦官“兩省”——入內內侍省和內侍省首長的職銜；宮中稱呼皇帝爲“官家”，稱呼妃子爲“娘子”。這些稱謂，對於現代的讀者和觀衆來說，是相當陌生的。《清平樂》的作者（我用這個詞統稱編劇朱朱和原著作者米蘭l ady）能夠知曉這些稱謂，並且將它們應用在作品中，可以說是相當了不起的。要知道，即便是對於宋史研究者來說，官制也是一大難關。

稱謂之外， “清風樓” “燒朱院”“齊民要術”等細節的出現也讓我由衷讚歎。南渡之初，東京故老追憶舊京繁華，作《東京夢華錄》，卷八載：“四月八日，佛生日。十大禪院，各有浴佛齋會。……在京七十二戶諸正店。初賣煮酒，市井一新。唯州南清風樓，最宜夏飲。初嘗青杏，乍薦櫻桃；時得佳賓，觥酬交作。”劇中曹皇后從南京應天府（今商丘）遊學歸來，上清風樓小酌，最是相宜。

宮中多美食，然而，最好的烤豬肉卻出自大相國寺“燒朱院”，連皇帝也垂涎。這是劇中的一個情節。這個“梗”出自宋人張舜民的《畫墁錄》：真宗朝，相國寺僧惠明善庖，“炙豬肉猶佳”，他所在的禪院因此得名“燒豬院”。著名詞臣楊億酷好此味，常帶朋友去惠明處聚餐，又覺得“燒豬”之名不雅，建議改爲“燒朱”。若干年之後，王安石從金陵奉詔還朝，先派愛子王雱回開封來打前站租房子，王雱在燒朱院喫飯，遇到一夥正在聚餐的“朝士”，跟他們說想在司馬光家附近找房子，因爲王安石說想要住得近一些，好讓家中子弟得到“司馬十二丈”的薰染，這時候王安石尚未當政，馬王也未分道揚鑣。這個故事是陸游記下來的，陸游是王安石的弟子陸佃的孫子。

《齊民要術》是劇中曹皇后帶進宮中的陪嫁之一，苗娘子等看了，驚訝地說：“娘娘怎麼看廚子的書？”書裏記載了280種食譜，說是“廚子的書”也沒錯。問題是曹皇后爲什麼會帶着這本書進宮？作者設計這樣一個情節，究竟是憑空杜撰、漫無目的，還是別有依據、有的放矢？《齊民要術》進入雕版印刷時代的第一個印本，出現在宋朝，是仁宗的爸爸真宗晚年1020年雕印的，發放對象是各地的勸農司，目的是“以勖民務”，指導農業生產。仁宗初年，又出現了崇文院的校勘本，只是印數不多，“非朝廷要人不可得”。整理出版《齊民要術》，表明朝廷對農業的重視。《清平樂》中的曹皇后是個“事業控”，還跟着范仲淹讀過書，以《齊民要術》爲陪嫁，簡直是神來之筆，令人驚歎。當然，我不是說歷史上的曹皇后真有這些曲折故事，而是說在劇中曹皇后的人設之下，以《齊民要術》陪嫁合情合理。

順便吐個槽，劇中曹皇后的另外一筆嫁妝竟然是她伯父曹瑋的鎧甲，我覺得斷無可能。曹瑋是名將不假，但是曹家子侄衆多，無論如何也不會把這樣的東西送給女兒家的。

第三類“有關宋朝的真實信息”是觀念上的，涉及後宮關係和朝堂關係。後宮關係方面，在《清平樂》中，仁宗的身世故事終於走出了“狸貓換太子”的血腥離奇，表現出迴歸真實的取向。真宗的劉皇后是一個真正的傳奇，她以再嫁之身贏得真宗畢生摯愛。正是在真宗的支持下，她抱走了李氏所生的唯一皇嗣也就是後來的仁宗，並因誕育皇嗣得以正位中宮。劉皇后撫育、教導仁宗，是一個稍嫌嚴厲的母親；在真宗晚年和仁宗前期，劉皇后充當了合格的攝政，爲維護政局的穩定做出了貢獻。儘管並非親生，劉皇后和仁宗是互相成全的。《清平樂》在劉後-仁宗關係的主調上擺脫了“狸貓換太子”的血腥想象，是一個巨大進步。

同樣可稱爲巨大進步的，還有劇中對朝堂關係的描述，既跳脫了勾心鬥角的陰謀書寫，也沒有落入以宮鬥引領朝政的新窠，而是恢復了正常情況下正常君臣關係的本來面目。皇帝是一國之君，宰相是政府首腦，大臣是國家棟梁，朝政纔是他們的正事兒！

仁宗朝（1023-1063）距今差不多一千年，北宋和現代之間隔着金、元、明、清。女真人建立的金把宋趕到了南方，蒙古人建立的元滅掉了南宋，開創了跨越長城南北的大統一，中國文化的面貌也爲之一變。然而，宋朝卻仍然是中國民間記憶中人物、故事留存最多的朝代，比如《楊家將》裏的大忠、大奸、寡婦羣英，包公的廉潔公正睿智，蘇東坡的豁達開朗，《水滸傳》的梁山好漢，岳飛的忠誠慘烈……民間記憶中的宋朝，其信息來源主要是元明清以來的戲曲小說，而這些戲曲小說所反映的，其實是“當時的寫作者”對宋朝的理解。唐朝人白居易講唐明皇故事，開篇要說“漢皇重色思傾國”，其實跟漢朝毫無關係。同理，元明清的人所講的“宋朝故事”，也只是託名宋朝來表達他們所理解的本朝政情、世情和人情，與“宋朝事實”未必相干。而且，當時大部分通俗文藝的創作者社會地位和文化水平的層次都相對較低，他們無力亦無意追求史事的真實性。下層的“上層想象”就像魯迅先生所說的，皇后娘娘感覺最愜意的，便是勞累了一天之後，躺在竹牀上，叫“太監，拿個柿餅來！”故事裏說的是皇帝朝廷，編故事的人卻從未有過類似的體驗或觀察，因此，情節設置難免天馬行空，一味追求刺激，絲毫不講邏輯；至於稱謂制度等知識，更無力攝取。這便是傳統的通俗文藝中的“宋代”的大致狀況，也是中國民間記憶中的“宋代”的知識來源。

《清平樂》作者的知識來源顯然與此不同，她們具備了直接從宋代史料和現代研究中獲取有關宋朝信息的能力。公主稱呼生母苗娘子爲“姐姐”，這個奇怪的稱呼是哪裏來的呢？哲宗的宰相曾布有一部《曾公遺錄》，其中記載了哲宗臨終前的很多細節，比如，他接受艾灸治療，起初毫無感覺，炙了50下之後開始覺得疼痛難忍，便大叫：“娘娘、姐姐，痛忍不得也！”（卷九）“娘娘”叫的是他的嫡母向太后，“姐姐”叫的是他的生母朱太妃。叫生身庶母爲“姐姐”，可見嫡庶之分甚嚴，庶母是沒有“母親”地位的。這是當時人的記載，錯不了。

當然，這並不是說該劇無懈可擊。其評分在臨近尾聲時跌到7分以下，也正反映出其在人物設定和劇情走向等多方面存在的問題。筆者所肯定的，是創作者努力捕捉相關的歷史信息，然後加以文學的想象。用知識編織故事，用故事傳遞知識，這樣的作者是不同以往的，她們正在創造一個新的傳統。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