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鄧穎超先後寫了兩份遺囑，將自己的後事和遺物作了安排，彰顯了共產黨人的革命本色和高風亮節。

第一份遺囑寫於1982年6月17日，是在1978年7月1日寫給黨中央的一封信的基礎上重抄並作了補充。遺囑在鄧穎超逝世後，於1992年7月12日在《人民日報》全文公佈。主要內容爲：一、遺體解剖後火化；二、骨灰不保留，撒掉；三、不搞遺體告別；四、不開追悼會；五、所住房舍及原同周恩來共住房舍爲全民所有，交公使用，不搞故居和紀念；六、對周恩來的親屬，侄兒女輩，勿以因周恩來的關係或以對周恩來的感情出發，不依據組織原則和紀律給予照顧安排；七、公佈以上要求，作爲其已逝世的消息。

鄧穎超認爲，“共產黨員爲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所做的工作和職務也都是黨和人民決定的”。她以自己“從未以我的關係提出任何要求和照顧”的遠房侄子爲例，特意在遺囑中提及要正確對待自己和周恩來的後輩及親屬，以端正黨風；並表示“這是周恩來同志生前一貫執行的”，也是她“堅決支持的”。此外，作爲一位唯物主義者，鄧穎超面對生死也非常豁達，爲了不給組織添麻煩，她要求自己的後事從簡，反對大辦喪事和在家弔唁。

第二份遺囑寫於1982年11月5日，她委託身邊工作人員組成小組，負責處理她的遺物。主要內容有：一、在其患病無救時不採取搶救；二、未用完的工資，全部交黨費；三、和周恩來共住的房子交公處理；四、中辦發周恩來的大字理論和歷史書籍，退還原機關，其他圖書出版物交共青團中央酌分給青少年集中閱讀的單位；五、個人文件、來往通訊、文書類文件、講話、談話錄音、其與周恩來的所有照片，均交中央文獻研究室存儲清理酌處；六、可交公的遺物交公或交有關單位使用；七、個人遺物、服裝雜件，交分配合用的及身邊工作同志、有來往的一部分親屬留念使用。遺囑除再次強調房子交公處理外，鄧穎超將個人所屬文件、照片、圖書甚至衣物的處理都作了細緻安排。

鄧穎超的兩份遺囑，既是她向黨和人民交出的答卷，又是一面映照個人品行的鏡子，詮釋了她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將終身奉獻給黨和國家的高尚品格和人生境界。

(摘自2018年11月21日《黨史信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