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时期的军人，往往以身为黄埔军校毕业生为荣。作为蒋介石的“天子门生”，这些穿着“黄马褂”的黄埔生们在仕途上如鱼得水，不少人官至地方大员，有的还跻身政界、商界等领域，成为一方人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作为军队中坚骨干的黄埔生们纷纷投入到抵御外辱的卫国战争中。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黄埔生中涌现出大量抗战名将，更有不少人成为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英烈，谱写了绚丽而又悲壮的一幕。

作为一个群体，总会有反的一面。

由于国民政府的军队在对日作战中节节败退，对抗战前途悲观的想法也逐渐在军队中蔓延。在此情况下，少数黄埔生们因种种原因而选择了所谓“曲线救国”的道路，其中一些人受到了汪伪国民政府的重用，成为伪军建军的代表人物。

　　黄埔系投日也不少

长久以来，对于究竟有多少黄埔生参加伪军一直争论不断，限于史料的缺乏，总数估计已经无法得出。但是在翻阅汪伪国民政府的各类公报或会议纪要时，总能在一些提请人事任命对象所附带的学籍信息中看到“黄埔军校”或“中央军校”的字眼。

经过梳理，可以得出黄埔一、二、三、四期各有多少人参加了伪军，他们分别是：刘明夏（一期）、李寄梅（一期）、黄子琪（一期）、刘夷（二期）、刘启雄（二期）、陈孝强（二期）、张海帆（二期）、金亦吾（三期）、高鹤飞（三期）、苏玉衡（四期）、李炳南（四期）、钱新民（四期）、蒋先启（四期）、唐生明（四期）、熊子浩（四期），以上计15人，其中黄埔一期生3人，二期生4人，三期生2人，四期生6人。此外在伪军中发展比较好的五期生有汪步青，六期生有邹平凡等人。

那么，这些人放着好好的中央军嫡系精锐骨干不当，为什么要去改行当伪军呢？细究之，会发现他们投敌的原因各不相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在战场上与日军作战时被俘虏了。

刘启雄，江苏江宁人。在1937年12月的南京保卫战时任第87师第260旅少将旅长。南京沦陷时，刘启雄的部队溃散，他本人也被日军俘虏。起初刘启雄隐瞒了身份，被日军征做挑夫使用，但很快就被曾在第260旅当兵、同样被俘的部下认出。在被举报之后，刘启雄不得不向日军承认了身份。

日军在得知俘虏了刘启雄之后，十分重视。因为刘启雄的身份很不一般，他不仅是抗战全面爆发后第一名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将军，还是堂堂黄埔军校的学生。更加特殊的是，刘启雄长期在国民政府警卫军效力，属于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如果能够善加利用刘启雄，那将会给中国军队，尤其是中央军一个沉重的打击。问题是刘启雄在承认自己的身份之后很不配合，他拒绝了日军要求其出面组织伪军的要求。因此在接下来的2年里，刘启雄一直是以战俘的身份在开封度过的。

刘启雄

事情在1940年发生了转机。

汪精卫的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收拢大批失意军人和地方军阀，以此为基础开始了伪军的建军道路。在此背景下，已经对抗战前途产生悲观心理且做了2年阶下囚的刘启雄的内心又重新活跃起来。

在日军和汪伪代表的不断利诱之下，刘启雄决定出山，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对于刘启雄来说，他的复出并不是为日军效力，而是在汪精卫的青天白日旗帜下、为“复兴”国家而战。

此时的刘启雄重整军容，官拜和平建国军第2军中将军长，已经不再是3年前的那个小小的少将旅长了。

同刘启雄投敌经历类似的还有师长刘明夏、陈孝强、旅长高鹤飞、挺进纵队司令金亦吾等人，他们都是在战场上被日军俘虏之后转入伪军效力。

　　主动投敌的黄埔系

如果说刘启雄等人的投敌含有被迫之意，那么下面所要介绍的就是主动投敌之人了。主动投敌又分为两类，一种是出于自身利益真的主动投敌的，还有一种是执行任务奉命“投敌”。

刘夷，江西吉安人。抗战全面爆发后任第167师少将副师长。在1938年的马当战役中，第167师被日军击溃。刘夷虽然跟随残部拼死突围而出，但等待他的却是军法审判。

第167师丢失马当，对当时的战局影响十分严重。因此，师长薛蔚英被枪决，副师长刘夷、旅长王治岐、胡博等人都被逮捕，并在经过军法审判后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刘夷入狱后，得到既是老长官又是同乡的刘峙担保，在不久之后取保，但从此不受重用。为了谋求新的出路，刘夷走向了“曲线救国”的道路。

刘夷投效伪国民政府后，很快就受到了汪精卫和陈公博的重视。在当时的伪国民政府中，黄埔生屈指可数，更别说是将级黄埔生了。汪精卫为了培植自己的“黄埔”系，在召见刘夷时当即任命他为伪中央军校的学员总队总队长。

不到一个月，又转任刘夷为伪国民政府警卫旅少将旅长，担负伪首都的卫戍任务，其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同刘夷类似的失意军人还有黄子琪、李寄梅、张海帆、蒋先启、李炳南、熊子浩、汪步青、邹平凡等人，他们或因战事失利，或因人事都是改任副职、参谋等职，属有职无权前途黯淡，为谋求新的出路而加入伪军。

唐生明，湖南东安人，是民国时期著名高级将领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的仕途颇为坎坷，他既是天子门生，又反过校长蒋介石，“自新”后加入军统，最后在戴笠的命令下，以“失意军人”的身份打入伪军内部从事情报工作。唐生明的“投敌”，同样受到了汪伪政权，尤其是特务头子李士群的重视。作为继刘启雄和刘夷之后第三名“反正”的黄埔将军，唐生明竟然被破天荒地任命为伪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此后又陆续担任过江苏省保安副司令、保安处处长。他通过军统上海区向重庆源源不断地输送情报，在情报战线上贡献殊多。

同唐生明类似的还有钱新民。作为军统高级人员（南京区区长兼苏北特派员），钱新民在据点被日军破获后选择“主动”投敌，被委以汪伪特工总部机要处副处长的要职。之后钱新民又重新与军统取得联系，并输送出大量重要情报。由于情报泄露，钱新民于1942年1月身份暴露而被逮捕枪决。

　　组建汪伪新军的骨干

伪国民政府成立后，领土涉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福建、江西、广东十余省，归其指挥的军队也达到了百万人之多，但实际真正听命于南京中央的却少之又少。大部分省长或军头们都早于汪精卫投敌，且长期与日方建立起密切联络。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他们虽然奉日军之命宣布效忠汪精卫，但对于做惯了日军奴才的他们来说，又怎么会愿意在日军与自己之间再多一层奴才呢？

因此，汪精卫对各省和各方面军的掌控其实十分有限。更多的地方大员名义上归属伪国民政府，实际上割据一方各行其是。有鉴于此，汪精卫决定效仿蒋介石，建立起一支真正的、能够听命于己的军事武装力量。

建立军队，必先培养干部，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随即宣告成立。为了能够像黄埔军校一样培养出真正的优秀骨干，汪精卫自然想起了那些在伪军中效力的黄埔生们。用这些黄埔生来任教，必能发扬出新的“黄埔精神”，为建立新军打下良好基础。于是，刘启雄被任命为中央军校校务委员兼教育长，刘夷被任命为学员总队总队长，鲍文霈（十期）被任命为入伍生团少将团长，熊子浩被任命为入伍生团第1营上校营长。此外还有张海帆被任命为陆军督练处处长兼军士教导团团长，负责华东地区伪军的军事教育工作，并为大量伪军的基层提供优秀士官。

有了军校，下一步就是掌握军队。

伪国民政府成立时曾经成立了一个警卫旅（1940年5月25日正式编成）。由于效力在伪军的黄埔生十分稀缺，警卫旅的骨干只能靠保定军校生或留学日本的陆军士官生来担任，就连旅长也只能任命保定军校毕业、曾在黄埔军校任过教的老将张诚担任。

张诚虽然长期从事军队教育和建设工作，但久病缠身，对警卫旅的建设和发展显得力不从心。4个月后，张诚病死，汪精卫便决定从当时仅有的3名出身黄埔的伪军将领中挑选一人来接任旅长。汪精卫起初属意于刘启雄，但刘氏在伪军已经当过中将军长，不愿再屈就一个小小的旅长。而唐生明虽然重要，但并没有太多的带兵经验。

于是就只能由刘夷来“担此重任”了。

对于能够被任命为警卫旅旅长一职，刘夷还是比较满意的。为了加快建军进度，淘汰那些旧军人，刘夷派人调查日军的哪些战俘营里有被俘的黄埔生，随后亲自前往劝说。经过一个多月的奔波，总算是说动了13名黄埔生前往警卫旅担任连、排级军官，这13位最先加入的下级军官后来又被戏称为伪警卫军系统中的十三太保。

不管如何，警卫旅的“黄埔军”总算是有了基层人马。一旦警卫旅编练完毕，便可根据需要扩编为师、军，乃至更高级别的单位。但就在这个时候，日军却摆了伪军一道。

根据伪国民政府与日军签订的《日华军事协定》，日本军事顾问会全力协助编练军队，尤其在装备和训练方面全力支持。在此基础上，汪精卫计划在5年里编练成15个师的“亲军”，并陆续建设兵工厂、被服厂、装具厂，以及军官和军士教育机构。结果日方表示只愿意武装3个师，而且只能每年武装1个，迫使汪精卫放弃了15个师的编练计划，改为全力建设警卫旅。在得到多方面的帮助和配合下，警卫旅建设日趋完备，刘夷不仅注重步兵的建设，还想方设法搞到一批被日军缴获的坦克和装甲车，拼凑成立了一个战车连（警卫旅扩师后，战车连扩编为战车营）。

1941年5月9日，警卫旅正式扩编为警卫师。此时的警卫师人员齐整，全副日式装备，堪称伪军中的精锐。按照常理，对建设警卫部队建有殊勋的原警卫旅长刘夷应升为师长。但刘夷却因为部队的人事问题与伪军政部部长鲍文越发生了冲突，其结果是刘被调任参赞武官的虚职，就此退出舞台。

刘夷虽然走了，但在他的建设下，警卫师的“黄埔系”逐渐壮大。此后师长虽然陆续由郑大章、李讴一担任，但实际指挥权已经由“黄埔系”抱团掌控。

1942年9月，伪警卫师改称警卫第2师，汪精卫以自己的中央军校毕业生为基础组建了警卫第1师和警卫第3师，师长分别任命刘启雄和陈孝强担任，刘、陈都为黄埔老将，师下各级军官又都是汪氏“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这标志着伪军中的“新黄埔”就此诞生。

据统计，3个警卫师中的高级军官多由“老黄埔”担任，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警卫第1师副师长熊子浩、参谋处处长李炳南（六期）、第3团中校团附附宋元明（六期）、警卫第3师第7团团长张伯义（九期）、第8团团长王仁纲（十期）等人，营级以下军官则多由“新黄埔”担任。由此可见，整个警卫系统的军官，基本就是“黄埔生”的天下。

正因为3个警卫师的官兵素质、武器装备是伪军中的佼佼者，使得这3个师在抗战胜利后成为各方争夺利用的目标。警卫第1师和警卫第2师在战后被国民政府中央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74军收编，警卫第3师则参加了新四军。

值得一提的是，警卫师之外还有一支由黄埔生所把持的伪军颇具战斗力，它就是“黄卫军”。“黄卫军”的司令是日本留学军事的熊剑东，在他的部队中，以参谋长邹平凡和师长汪步青两位黄埔生最具代表性，其下的团、营、连、排各级中的黄埔生也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这些黄埔生的来源大都是失意或赋闲军官，在邹平凡、汪步青等学长的动员下，陆续入伙。

　　伪军将领竟然成了“党国功臣”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伪军的黄埔生同样为自己的命运而惶惶不安。他们之中拥有实权者大都已经和国民政府取得联系，并被任命了新的军职。

如陈孝强，被第2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任命为东莞先遣军司令，该部后又改编为第2方面军暂编第1支队，于1945年12月改编为军政部监护团，陈被调任军政部部附。邹平凡被任命为自新军新编第21军军长，所部由第18军接收改编后，邹被调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谋。

其余如刘启雄、刘明夏、刘夷、汪步青、金亦吾、张海帆等人，虽然没有获得新的军职，但也因完成了将部队交由国民政府军队收编的任务而被分别安排闲职或返乡当了寓公。

在这些人中，有的因为经常出现在伪政权的报道中，而不断遭到举报，国民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逮捕审判。但在审判过程中，却出现了戏剧化的转变。比如刘启雄和刘夷由刘峙出面证明是“奉命投敌”，刘明夏和陈孝强则是由胡宗南出面证明是“奉命投敌”。

既然和唐生明一样都是奉命投敌，那么这些“民愤极大”的伪军将领们反倒成了“党国功臣”，纷纷被宣布无罪释放。不仅如此，他们之中有的人还被列入退役名单，享受着国民政府发放的退役金。如陈孝强于1947年2月22日退役，金亦吾于1948年1月12日退役，李寄梅于1948年7月10日退役。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

要说真正被判刑的，汪步青当属代表人物之一。因无人关照，汪步青起初被判处死刑，但在通过家属花费了大量家财疏通高层之后，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关押于杭州军人监狱。1949年杭州解放前夕，汪步青获释出狱，一度在武汉教书为生，后逃亡台湾。

国民政府于1949年撤台后，留居大陆的伪军黄埔生们大都受到了审判，如刘明夏、金亦吾、李寄梅等人都被逮捕枪决。也有安享天年者，如高鹤飞，1989年病逝；刘夷，1992年病逝。其余流亡海外者则分别在台湾、香港或加拿大客死异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