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商君创立军功爵制度以来，秦国就变成了一个关东人眼中“弃礼义而尚首功”的军国主义国家，自然而然也需要大量的优良将领。后人所作《千字文》，提及战国时代的名将，点出“起翦颇牧，用军最精。宣威沙漠，驰誉丹青。”这四人中，就有二人出自秦国，（“起”，白起；“翦”，王翦）。而在秦国的名将当中，也有一人不独以用兵驰名，同时在文治领域也颇有成就，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先后在秦国担任过国尉与客卿的司马错。

提到司马错的出身，我反倒要先提及一下司马错的一位著名后人，即留下了名著《史记》的汉太史令司马迁，司马迁在论述自家的来历的时候，列出的第一位有明确姓名和明确后世世系的人物，就是自家的八世祖，“与张仪争论”的司马错。虽然太史公也对自家先祖颇有自豪感，不过司马错的生年属实不详，只是先辈的轨迹还算比较清晰，司马迁回忆起自家的先人，提到最初的先祖“重黎”乃是古帝颛顼时代的人物，司掌观天制定历法之职，其后人在夏商周三代也皆司此职，后来到了周宣王时，重黎的后人因失去职务而外出，创立了司马氏一族。在周惠王-周襄王的时代（也就是宋襄公到晋文公称霸的那个时期），司马氏的先人离开周室奔赴晋国。这一支的后人还跟随晋国中军将士会投奔了秦国，被秦人安置于少梁（今陕西韩城）。后来这一家族又在列国之中开枝散叶，留下了很多有名的后代，譬如后来司马懿所属的河内司马氏家族的先人，赵国大剑客司马蒯聩。而留在少梁这一支，出现的第一位名人，便是司马错了。

司马错首次登场，便是与张仪讨论伐蜀还是伐韩的问题，此事发生于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更元九年），从语气上来看，当时司马错大约三十岁左右，推算起来，他出生的年代，应该是秦孝公后期与魏国争夺河西（魏之西河郡）的年代，在那个时代，少梁也是秦魏两国反复争夺的要点。我暂且把秦魏对少梁的争夺记录先记录在下：

公元前419年，秦灵公六年，魏开始进攻秦国河西，城少梁。秦攻少梁。

公元前362年，秦献公二十三年，魏败赵于浍水。秦攻魏少梁。赵救之。

公元前354年，秦孝公八年，魏惠王十七年，魏伐赵，围邯郸。秦攻魏，取元里、少梁（很可能秦国完全夺取了河西诸城，但不久桂陵之战后魏国又将其收回）。

公元前340年，秦孝公二十二年，秦卫鞅击魏，虏魏公子昂，取河西地（但商鞅卒后魏国再次夺回河西）。秦大良造公孙衍与魏战雕阴，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魏世家作四万五千）。

公元前330年，秦惠文王八年，秦樗里疾伐魏，围焦、曲沃，取曲沃。（魏国全线失利，被迫割让河西于秦）。

足见，司马错出生的时候，他大约还是一个魏人，他的童年与少年时代，也是在秦魏两国争夺河西的刀光剑影中度过的。他最后选择为秦国效力而非魏国，大约也是因为心态与秦孝公发布招贤令时差不多，苦于秦国出身被人歧视吧。不过他出道以后，河西故乡已尽为秦国所有，他可以一心一意地做秦人了。

据说司马错也曾是学纵横之术出身，与同时的大纵横家张仪、犀首（公孙衍）一般无异，但他本人后来却另以军事见长，他身后的家族也成了秦国著名的将门，足见当时文武分野尚不明晰。

再来看一看司马错张仪二人在朝上争论的背景，当时蜀国的一个封国，苴国（今四川广元一带）与蜀国互相攻击，苴侯（蜀君“芦子霸王”之弟）兵败，逃至巴国，又去求救于秦。同时韩国也来侵扰秦国。于是二人对先伐蜀还是先伐韩起了争议，司马错主张伐蜀，张仪主张伐韩。张仪的主张是，韩国与魏楚两国亲善，掌控着“三川”（伊水、洛水、汝水）地区，又控制着什谷（今河南荥阳）、屯留（今山西长治屯留区）的要道（这两条要道即东进华北平原的虎牢关要道和太行八陉中的“滏口陉”），如若秦国能顺道同时与魏、楚合作，就可以兵锋直指洛阳，利用周天子残余的权威“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这才是王者之业。而蜀，仅仅是西方的戎狄之邦，讨伐蜀国名利一样都得不到。而三川、周室，是天下的大都会，如果我王不争大都会，却去争夺夷狄之地，这远远谈不上是什么王业。而司马错则认为，“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者全备，方能成就王业。如今秦国依然地小民贫，所以还是先从简易之事入手。蜀，是一个“戎翟之长”之国，又有“桀纣之乱”以秦国的国力对付蜀国，犹如豺狼逐群羊，战后可以拿到一大片土地增加国土，也能取用其财富富民强兵，还不会制造恶名。而攻伐韩国，劫持天子，会招致恶名又不一定得到实利，会冒犯天下各国之大不韪。更何况周室好歹还是天下共主的象征兼齐、韩的盟友，劫持天子，只会招致恶名，此举甚是不善。

虽然后来秦惠文王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不过我也要分析一下当时蜀国以及周室的背景。巴蜀这二国，分别处于秦国的正南方与西南方，两国之中，蜀对秦的威胁尤大。蜀之为国，历经蚕丛氏、杜宇氏、开明氏三朝王族经营，逐渐从岷山地区东拓至成都平原，早在西周初年，蜀人就参与了武王的西土诸侯联军讨伐纣王。后来到了周室衰落以后，蚕丛氏蜀君仗着山高水远，加上周人自厉王以后也很少再跨过大巴山与蜀人联系，于是便早早称王，后来又被杜宇、开明两家王族先后取代（开明氏始祖鳖灵，据称其尸首从楚国沿长江上浮至郫（今四川成都郫都区）后又复活，不过事实上此人大概是从楚国因罪逃亡而来，后来鳖灵因善于治水而经受了杜宇的禅让），开明氏在位时期蜀国国势大大提升，向东也与巴人联合，沿着长江一直攻入楚国的兹方（今湖北秭归）。更重要的是，曾经趁着秦国厉共公卒后的混乱时期，一举夺取了汉中地区的要地南郑（秦躁公二年（前441年）“南郑反”，秦惠公十三年（前387年）“蜀取我南郑”），蜀人甚至还曾经跨过秦岭，一度打到秦国故都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城下（此事大抵发生于秦国献公-孝公相承之时代），蜀王在汉中一带的峡谷中围猎之时，也能与南巡的秦惠文王相遇。可见此时蜀国对秦国的威胁，怕是不亚于后世诸葛亮对曹魏关中地区的作用。但是，在张仪与司马错在朝上争论之时，巴蜀联盟已经破裂，同时苴国所处之葭萌（今四川广元）也是大巴山南麓一处要地，在秦岭以南地区，楚在今安康一带置有汉中郡，秦则占有祁山一带地区。再来看一看当时周室和关东的处境，张仪言韩国威逼周室确属实事，早在周显王二年（前367年），韩与赵二国就借着“新周公”（周考王所封）家族的内斗，把周室仅存的领地分裂为西周（都雒邑王城，今河南洛阳王城）、东周（都巩，今河南巩义，同时占据成周，今洛阳汉魏故城一带）两块，所以过了四年，秦献公在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击破三晋联军，斩首六万以后，周天子即派人祝贺，这足见，秦国在献公复兴以后，周室是把秦国看做是压倒欺压周室之三晋的救世主的。在孝公、惠文王的时代，周室其实也很看重秦国的作用，同时秦国也依然扮演着春秋中期楚国西翼打手的角色，以对抗三晋（一直到苏代联络合纵攻秦（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前318年）以前皆是如此，卫鞅受封商君以后对楚动手仅是他拓展封地的个人举动，与秦廷号令无关）。苏洵的观点“六国破灭，弊在赂秦”也有一定弊病，秦国在变法初期，扮演的乃是惩治大坏蛋魏国及其帮凶韩、赵的角色，所以起初关东诸侯那时候其实还是普遍乐见于秦国崛起的，不过到了司马错伐蜀以前，反秦的“合纵”联盟也初次结成，并且在秦惠文王更元七年（前318年）攻秦至函谷关，败退而去，虽然关东联军失败，不过东方诸侯的力量，也的确不可小视。对中原的攻略，也诚如司马错所言，我们攻伐韩国，取代了韩魏威逼天子的地位，就会招来新的恶名而得不到实利，不如出兵羸弱的蜀国，能扩张地盘还能扩充财富。在对未来的发展战略方面，人们也确实应该对风险与利益都加以评估，才能得到实际的好处，秦惠文王能听取司马错的意见，也能看得出他也颇有战略眼光。

司马错既在朝堂论争之中得胜，也在当年就得到了统兵之权，并在同年十月消灭了蜀国，关于战前的也准备也值得一提，早在周显王三十二年（秦惠文王元年，前337年），蜀王派使者赴秦国，秦惠文王知蜀王好色，就送了五个美女去蜀国，蜀人派了五个力士相迎。回程走到了梓潼时，忽然见到一大蛇钻入洞穴之中。力士们担心大蛇伤人，于是便有一人抓住蛇尾，要把大蛇拉出。但一人的力气不够用，五个人联合起来，才把大蛇拉出。随着巨蛇被拉出，山也崩塌了，压死了五个力士以及五位秦国女子，而山也分五岭。蛇洞上有一大条平石（可能是蛇身所化）。蜀王甚感伤痛，便登上这山，命山名为“五妇冢山”（此山也一名“五丁冢”）。另有一传说，蜀王在汉中围猎与秦惠文王相遇时，惠文王送给蜀王一筐黄金。蜀王也以一些金银财宝回赠，但不久这些财宝就化为泥土。惠文王大发怒火。不过群臣却庆贺賀道：“天承我矣！王将得蜀土地。”于是秦王转怒为喜。就令人作石牛五头，在牛屁股后面放了些黄金，骗蜀王说“牛能排便排出黄金”，于是蜀王闻之大悦，派人索要石牛，秦王答应了。蜀王也派了五个力士去迎石牛，发现根本排不出什么黄金来，就派人把石牛还了回去。还嘲笑秦人为“东方牧犊儿”。秦人给出的答复却是“吾虽牧犊，当得蜀也。”两个故事的共同点是皆有“五丁”（五个力士），这可能是一种劳役组织形式，大约蜀人得了南郑以后，以“五丁抽一”之制度开辟道路，所谓“五丁开山而死”，大约是指筑路伤亡很大。不过这两个故事还反应了两个特征，一是秦对蜀中早有野心，蜀对关中也是如此；二是这两个故事都抑蜀扬秦，恐是蜀国破灭以后所出。这也看得出来，隔着秦岭的双方，很早就互相不对付了，而且蜀人费尽力气向北扩张修筑道路，最后却被秦人加以利用埋葬了自己。

关于司马错伐蜀的过程，史书交代仅仅是司马错、都尉墨与张仪一道从蜀人所开的联络蜀中与汉中的金牛道（即“五丁开山而死”之道）伐蜀，蜀王在葭萌不敌秦军而退却，进而秦军进入成都平原，探进了蜀国的中枢。不过蜀国君主的结果，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史记》中的《张仪列传》认为蜀王被俘且被废为秦国之侯，秦国派遣陈壮（或作陈庄）为相辅佐蜀侯。而《华阳国志·蜀志》则认为，蜀王逃到了武阳（今四川彭山），被秦军所杀害。其相与太子则退到了逄（今四川彭州），死于白鹿山，尔后秦国立惠文王之子公子通国（或作“公子通”）为蜀侯，蜀相依然还是陈壮。我个人觉得，蜀也是一时强国，不可能一战而亡，大约其王族也要拼死抵抗，所以蜀国王族的下场，大约《华阳国志》所述属实，而且就逃亡路线来看，蜀王和太子很明显是要逃亡岷山之中，大约也是要求呼召蜀人故地的部族抵抗秦人吧。不过后来秦人所立之蜀侯通国，大抵也是蜀国王族子弟，因为秦国对待本国公族子弟的政策是“无功不封侯”，而对于臣服的蛮夷君长，则可以网开一面，承认其君侯地位以换取其效忠，秦国对于西北后方另一强邦义渠也是如此，甚至为了换取忠心，还搭上了宣太后的身体。而且秦惠文王封蜀侯之时（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前314年），秦国太子（秦武王荡）方年十五岁（虚岁），其弟显然更为年少，不可能建尺寸功勋。所以蜀侯的身份，大抵还是降秦的蜀国宗室子弟。

秦国从灭蜀到封蜀侯延宕了两年，这两年里秦国人在干什么呢？在讨伐蜀、苴的残余力量，并且司马错继续挥师东进，消灭了都在江州（今重庆市江北区）的巴国，说到巴国，这可是一个处于山国之中，历史与归属比蜀国更复杂的邦国，而且在东周时代，巴国其实有两个，其一为在西面的姬姓巴国，此巴国大约就是参与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一往无前的巴师的祖国，此巴国最初活动于荆山地区，与楚国接近并多有冲突，后来因为受到楚国打击，才沿着大巴山走米仓道西下到重庆附近地区，这是司马错所灭的巴国，而且据说消灭巴国的原因还是司马错的顶头上司张仪贪图巴国的财富，此巴国覆灭以后，司马错还主持修建了江州的城池。其二是都于枳（今重庆涪陵）的东巴国，或名枳国，此国本源于武陵山地区，首领号为“廪君”，留下了有关“盐泉”“盐水神女”的神话，在西巴灭亡三十余年后方为楚国所灭。

司马错翦灭巴、蜀以后，秦国新设汉中、巴、蜀三郡，秦国的土地与国力也大为增强，终于可以与东方之齐、南方之楚相并为当时的一等强国了。《史记·张仪列传》甚至称此时的秦国是“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