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謂赤條條來去無牽掛,說的不就是此在不再煩神於任何具體的存在者,從常人的沉淪狀態中超拔出來之後的樣子嗎。這樣的時刻可遇不可求,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只有在極其特定的機緣下,纔會意識到存在的問題,用海德格爾的話說,存在的問題“是一種極度絕望的時刻赫然聳現的,在這個時刻,全部事物日益喪失了它們的重量,而所有的意義也變得蔽而不明瞭”。

運偉大之思者,行偉大之迷途?

——海德格爾與納粹主義

納粹分子海德格爾

海德格爾曾經這樣概括亞里士多德的一生:“亞里士多德出生,工作,去世。”—我想這應該就是哲人最理想的人生了吧:思想與生命完全同一,絕對精純,毫無雜質。

如果沒有捲入1933—1934年的納粹運動,海德格爾原本也可以這樣纖塵不染地度過一生,然後順理成章地躋身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行列。可是因爲有了這段難以洗白的納粹過往,海德格爾的形象變得曖昧不明、爭議不斷,時至今日,即使他已經去世42年之久,依舊處於輿論的風暴眼中。

那麼海德格爾到底都做了些什麼呢?讓我們先來梳理一下事情的來龍去脈。

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爲總理。4月,時年44歲的海德格爾接任弗萊堡大學校長一職,發表題爲《德國大學的自我主張》的就職演說。次年4月,他辭去校長職位。海德格爾的大學校長生涯只維持了短短一年的時間,在這期間,他主要做了以下幾件事情:

首先,爲了擔任校長一職,海德格爾加入了納粹黨,並且將納粹黨員的證書一直保留到1945年。

其次,在任職期間,海德格爾發表了不少吹捧希特勒的言論,並於1933年5月20日給希特勒專門發去電報,大意是請求按照黨的意志來改造大學。

第三,海德格爾表現出一定的排猶傾向。比如,他與具有猶太血統的恩師胡塞爾中斷了關係,在後者重病期間以及葬禮上均未露面,非常不近人情;此外,他通過打小報告暗示一位學者與猶太人有牽連,阻止該學者謀得教職。

平心而論,這些舉動都算不上光彩,但是對於久經政治運動的中國人來說,也不會覺得特別難以接受。海德格爾的所作所爲充其量表明他是一個城府頗深的政治投機分子,還算不上大奸大惡之輩。時過境遷,只要他表個態,認個錯,就可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可是讓人大惑不解的是,“二戰”結束之後,海德格爾對這段往事卻始終諱莫如深,從未在公開場合道歉,對納粹暴行和奧斯維辛集中營也不置一詞。1966年他接受德國《明鏡》雜誌採訪—這是他生前唯一一次公開談論與納粹的過往—條件是必須在他死後才能發表。十年後海德格爾去世,這篇題爲《只有一個上帝才能拯救我們》的採訪也公之於衆,然而人們沒有讀到一句真心悔過的話,有的只是各種閃爍其詞的辯解和託詞。

在解釋投身納粹運動的動機時,海德格爾說:“我當時的判斷是:就我所能判斷的事物的範圍來看,只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和確實有生氣的、有建設能力的人物一起來掌握未來的發展過程。”這句話的意思是,當時我別無選擇,納粹和希特勒是拯救德國的唯一力量,所以,我雖然看走了眼,但是責任並不在我。

此外,海德格爾還在訪談中再次強調技術對於人類未來的威脅,他說:“關鍵的問題是,如何能夠爲技術時代安排出一個政治的制度來,我爲這個問題提不出一個答案。但我不認爲答案就是民主制度。”雖說批評民主制度不等於擁護極權制度,但是在這樣一個訪談裏,選擇繼續批評民主制度和技術時代,足以看出海德格爾的頑固和傲慢。

很顯然,《明鏡》雜誌的訪談不但沒有平息風波,反而讓這場公案變得更加撲朔迷離。同情者稱,海德格爾投身納粹運動只是哲學家的一時糊塗,白璧微瑕,無損於他作爲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家的聲譽;反對者則認爲海德格爾是終生的納粹分子,在他的哲學和納粹主義之間存在着內在的邏輯一致性。

從最近披露的私人筆記和私人信件來看,我們可以確定,至少在1930年代,海德格爾的確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納粹分子和反猶分子。比如,在1931年的聖誕期間,海德格爾把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作爲禮物送給弟弟,並在信中盛讚希特勒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當所有人都一頭霧水的時候,他也能辨別清楚”。海德格爾認爲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也就是納粹運動會呈現“一種嶄新的局面,它不僅僅是政黨政治,更事關歐洲和西方文明的贖罪或者衰落”。在信中海德格爾豪情萬丈地預言:“看來,德國終於覺醒了,開始理解並掌握自己的命運。”

1933年4月13日,也就是希特勒上臺三個月後,海德格爾繼續在信中讚美希特勒:“每一天,我們都在見證着希特勒成爲一個政治家。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將會發生改變,每雙眼睛都能看見,每隻耳朵都能聽見,每一位在鼓舞自己行動的人都會感受到真正而又深刻的興奮,我們見證了偉大的歷史,見證了壓力之下將帝國精神和民族使命照進現實的時刻。”

在私人筆記中海德格爾也對猶太人進行了種族主義意義上的批評,他說:“猶太人憑藉他們傑出的計算天賦,已經按照種族原則生活了最長的時間,因此他們拼命爲自己辯護,反對種族原則不受限制地運用。”

文章選自

《打開: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學課》

懷着鄉愁尋找家園

到了1953年,正式出版《形而上學導論》的講稿時,海德格爾把“納粹”二字改成“這個運動”,並且加括號說明這個運動指的是“星球式特定的技術與新時代的人的相遇”。這個改動充分說明,海德格爾與納粹的遭遇首先是一個“哲學問題”,其次是一個現實的政治判斷問題。事實上,從1966年的《明鏡》雜誌訪談中也可以看出,直到晚年,海德格爾依然認定,自己只是在具體的判斷上犯了識人不明、所託非人的錯誤,但在根本的判斷上並沒有錯。

危險的迷途

美國學者馬克·里拉說:“如果哲學家試圖當國王,那麼其結果是,要麼哲學被敗壞,要麼政治被敗壞,還有一種可能是,兩者都被敗壞。”我完全認同馬克·里拉的這個判斷,事實證明,一旦思想者突破思想的邊界,加入權力的遊戲,就必定會對權力屈服,最終成爲獨裁者的工具和附庸。海德格爾與納粹的糾葛再一次證明了這個道理。

海德格爾不僅在現實判斷上出現了難以饒恕的錯誤,在哲學判斷上也存在根本性的問題。在《形而上學導論》中,他把俄國和美國相提並論,認爲它們根本就是一丘之貉:“同樣都是脫了繮的技術狂熱,同樣都是放肆的平民政制。”在我看來,這種思維方式就是黑格爾所說的“抽象思維”的典型表現。當我們用一種高度抽象的標準去衡量一切事物時,或許能產生別開生面的洞見,但也會讓我們喪失最基本的常識感。說到這裏,我忍不住想複述維特根斯坦的那句忠告:“研究哲學如果給你帶來的只不過是使你能夠似是而非地談論一些深奧的邏輯之類的問題,如果它不能改善你關於日常生活中重要問題的思考,如果它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險的語句時比任何一個記者都更爲謹慎,那麼它有什麼用呢?”

當然,海德格爾畢竟還是說對了不少東西,他對於連根拔起的現代生活方式的批判,對於技術時代人的處境的反思,都足以讓我們警醒。海德格爾曾說:“無家可歸成爲一種世界命運。”當看到從月球傳回的照片時,海德格爾驚呼道:“人現在已被連根拔起。我們只還有純粹的技術活動和聯繫。人今天生活在其上的,已不再是土地了。”站在現代人的角度看海德格爾的反應,包括他對鄉村生活的沉迷以及對現代技術的排斥,會覺得他目光短淺、少見多怪。可是從另一個角度看,現代人的見怪不怪難道不是隱藏着更大的危機嗎?當我們在影院欣賞諾蘭的《星際穿越》,當我們習慣於隨時隨地去網上衝浪,有沒有嚴肅認真地反問過自己,這種連根拔起的無根生活真的是我們嚮往的生活嗎?

德國詩人荷爾德林說:“哪裏有危險,哪裏就有拯救者生長。”在海德格爾的有生之年,親眼目睹過危險,也親身參與過拯救,但是他發現,人對自身命運的掌握和拯救,無不以慘痛的失敗告終。或許也正因如此,他纔會把1966年的《明鏡》訪談命名爲“只有一個上帝才能拯救我們”。

我不認爲海德格爾一輩子都是納粹分子,但是海德格爾一輩子都是現代性特別是民主政治和技術時代的反對者,這是他的根本立場。出於思想者的傲慢,同時也擔心讀者將放棄閱讀他的著作,他在戰後的漫長歲月中對自己的納粹經歷保持沉默,這個選擇本身再一次體現出他的頑固和狡黠。

最後我想用海德格爾本人的一句話來結束這一講的內容:“運偉大之思者,行偉大之迷途。”我想接着海德格爾往下說,迷途再偉大,依舊是迷途,迷途越偉大,危險越深重。

096

人生就是一次“被拋”的過程:

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

存在與存在者

在本書的開篇處我就說過,哲學始於驚奇,有驚奇就意味着有不解,有不解就要求理解。哲學所驚奇的不是一些具體的問題,比如股市爲什麼又跌了,離岸人民幣的匯率爲什麼又升了;哲學所驚奇的問題要更加抽象或者說更加根本,比如外部世界是否存在,他人是否具有心靈,語詞的意義,對與錯的標準,死亡問題,以及生活的意義,等等。但是在所有的哲學驚奇中,有一類驚奇最特殊也最根本,那就是對“是”或者“存在”本身的驚奇。

萊布尼茨當年曾經感慨道:“爲什麼存在者存在而無卻不存在!”維特根斯坦也有類似的驚歎:“令人驚訝的不是世界怎樣存在,而是世界竟然存在。”我猜想大多數讀者看到這兩句話後肯定會摸不着頭腦,萊布尼茨和維特根斯坦到底在驚訝些什麼呢?

對於深陷於日常瑣事、一地雞毛的人們來說,我們所關心和煩惱的都是每一個具體的存在者—叛逆期的孩子、迅猛上漲的房價、深夜廚房裏的那塊蛋糕,這些存在者攫取了我們全部的注意力,我們深深沉溺在鋪天蓋地的生活之流中,無法將自己的眼光從中超拔出來,對存在本身感到驚奇。

如果你仍舊對於存在者和存在的區別不明所以,我願意冒險舉一個例子。當一件大事情降臨在我們身上的時候,我們常常會產生疑惑:“爲什麼偏偏是我?”類似的體驗相信每一個人多少都曾有過,此時,我們雖然把關注的焦點從外部事物移到了我身上,但仍然屬於對存在者的驚奇,因爲讓我們感到不理解的是這件大事究竟爲何與我相關。但是某些時候,我們會產生更進一步的困惑:“爲什麼有我?”或者:“我爲什麼存在?”此時,你已經開始接近對存在本身的驚奇了。

這樣的時刻可遇不可求,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只有在極其特定的機緣下,纔會意識到存在的問題,用海德格爾的話說,存在的問題“是一種極度絕望的時刻赫然聳現的,在這個時刻,全部事物日益喪失了它們的重量,而所有的意義也變得蔽而不明瞭”。然而,這樣的時刻實在是太過稀少,海德格爾因此感嘆說,在多數情況下,這個問題將“只會鳴響一次,它宛如一口銅鐘,其沉悶的聲音警醒了我們的生活,隨後便漸漸消失,杳然無跡”。

如何對存在發問

1927年,海德格爾出版《存在與時間》,這本書的核心主題就是:爲世人鳴響這口沉默了太久的銅鐘,重提“什麼是存在”這個根本性的問題。在導論中海德格爾指出:“希臘哲學因爲對存在的驚異而生,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曾爲存在問題殫精竭慮。從那以後,人們卻不曾再爲這個問題做過專門的探討。”在以最快速的方式簡述完兩千年的西方哲學史後,海德格爾認爲,時至今日,不僅“存在問題尚無答案,甚至連怎麼提出這個問題也還茫無頭緒”。

那麼應該怎麼對存在發問呢?海德格爾認爲,存在總是存在者的存在,所以,要尋問存在,就必須從存在者入手。但是哪一種存在者纔是最好的發問者呢?海德格爾選擇人作爲突破口,這個道理不難理解,放眼大千世界,花草樹木,昆蟲鳥獸,所有這些存在者都無法像人這樣去追問存在,思考存在,並且用語言去表達存在。

話說到這裏,你也許會稍感失望,海德格爾給我們畫了一張大餅,說是要追問存在這個早已被遺忘的根本問題,吊足了讀者的胃口,結果兜兜轉轉還是落在了人這裏。人的問題當然很重要,可是古往今來又有哪個哲學家不是在探討人的問題呢?康德的三大批判不就是在追問人是什麼的問題嗎?那麼海德格爾的獨到之處又體現在哪裏呢?

海德格爾的與衆不同在於,他總是拒絕常見的哲學術語,使用他自己的獨創概念,用一種“陌生化”的方式來發問和思考。比如說,他用德語Dasein這個詞來指稱人,Da就是“那裏”,Dasein就是“在那裏的存在者”,中文通譯成“此在”。雖說在日常的德語中,此在也用來指稱人,而且康德和黑格爾也用過這個概念,但是把它單獨拎出來,並且在哲學討論中賦予其如此重要的地位,這還是有史以來頭一遭。與此相關,海德格爾還創造出“在世界之中存在”、“共在”等一系列既陌生又熟悉的術語,說它們陌生是因爲這就是海德格爾獨創的新詞,說它們熟悉是因爲它們能夠喚醒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經驗。

“被拋”到世界上的此在

當我們靜觀某物的時候,我們希望抓住事物的本質,但是此在不是現成物,它的存在方式與衆不同,海德格爾稱之爲生存。海德格爾說:“它是些什麼向來有待於它自己去是。”這句稍顯拗口的話後來被法國哲學家薩特進一步闡發爲“存在先於本質”,意思是此在不具備已經完成的本質,它通過行動去不斷地創造和實現自己的本質。

遇到挫折的時候,我們常常會沮喪地說:“我就是這樣的,啥事都做不好的。”如果薩特聽到這句話,一定會告訴你:你是什麼,不是什麼,是由你自己的選擇和行動決定的,不要太早給自己下定義和做總結,因爲可能性總是大於現實性。

這樣的說法很容易讓我們想起哈姆雷特的那句經典臺詞: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但是就像英國學者邁克爾·英伍德所指出的,人並不可能擁有決定是否存在的無限能力,“他可以選擇死亡,但不能選擇出生,也不能選擇在某一情形下出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海德格爾說,此在是“被拋”到這個世界上的。我們來到這個世界,就像一塊石頭被拋入河中,這個事實我們無法掌控也不能改變。好在我們雖然無法決定“存在與否”,但卻可以決定“怎樣存在”,決定什麼是適合做的或值得做的。

要注意的是,對海德格爾來說,此在始終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就像一個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頭髮離開地面,此在也是這樣,他沉浸在一個特定的傳統中,這意味着自我創造的可能性不是無限的,而是有着非常嚴格的規定性。這話說得太抽象了,打個比方,請問你可以在一個沒有教堂的世界裏成爲牧師,在一個沒有籃球的世界裏成爲NBA巨星嗎?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此在被拋入特定的生活世界裏,雖然我們可以決定怎樣存在,但依然受到特定的價值傳統的塑造和規定。在這個意義上,海德格爾並不像薩特那樣主張人有絕對的自由,也不主張人有絕對的責任,海德格爾並不是純粹意義的存在主義者。

海德格爾有一個著名的學生名叫伽達默爾,他曾經這樣總結哲學的工作方式:哲學思考必須以原始的世界經驗作爲基礎,這種經驗是通過概念及我們生活於其中的語言的直覺力量來獲取的。20世紀初的德國人經歷了大國崛起的短暫輝煌和旋即而來的迎頭痛擊,正失魂落魄地被籠罩在“末日與災難”的氛圍之中,當他們突然聽到有人以別開生面的方式開始談論起“此在”、“在世界之中”、“被拋”,還有與此相關的“焦慮”、“煩”、“畏”、“本真的生活”以及“向死而生”時,立刻就辨認出自己的生活經驗和直覺,產生出心心相印的感覺。

海德格爾個子不高,其貌不揚,甚至有些土氣,但是站在大學講臺上的他卻有着無與倫比的魅力,漢娜·阿倫特把他稱作思想王國的祕密國王。雖然《存在與時間》直到1927年才正式出版,但是在此之前的十年裏,海德格爾已經在知識圈中贏得了極高的口碑。他給人們帶來全新的哲學體驗,他用獨特而新穎的術語講述人們早有領會的日常經驗,在一擊而中的同時,又讓人覺得還有一些更爲重要的東西尚未領會,這種似有所得、若有所思的體驗讓人慾罷不能。阿倫特說,海德格爾教會了他們思考,而思考就意味着挖掘,海德格爾用這套方法深入事物的根基,但不是把它們挖出來,而是仍舊留在裏面,僅僅在它們周圍開闢探索之路—就像海德格爾最愛的那些小徑在森林裏蜿蜒一樣。

097

人生在世,無非一煩:

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

煩與操心

很多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影評,題目叫作《狀態裏的人》,評的是香港導演杜琪峯的《 暗花 》。什麼是狀態?狀態就是你拿捏自己身體和目光的分寸與姿態。梁朝偉扮演的腐敗警察,他的狀態只有一個字—“煩”。澳門迴歸前一天,黑幫火拼,“幾十年沒回澳門”的幕後老大洪先生決定迴歸清場,梁朝偉的任務是在午夜12點之前找出殺手。午夜12點,這是一個死線,找到殺手就有生路,然而事實證明,找到殺手他也沒有生路,因爲這個腐敗警察根本就是一枚棄子。讓我印象最深的鏡頭是梁朝偉每抓到一個嫌犯,就拿酒瓶砸疑犯的手,一下,兩下,三下,但是在觀看的時候,分明感到他砸的不是疑犯的手,而是他自己的狀態和情緒。情緒並不指向特定的外在對象,而是指向作爲整體的世界,並且折射回自身,最終會實質性地影響我們與世界打交道的方式。

回頭看這篇影評,我發現自己不自覺地動用了很多海德格爾的元素。在《存在與時間》中,海德格爾對於此在的生存論分析就是從“情緒”展開的。海德格爾用兩個德語詞來表達“情緒”,一是Befindlichkeit,大致的意思是“怎樣找到自我”,“怎樣被找到”或者“近況怎麼樣”,另一個詞是Stimmung,有給樂器“調音”或“校音”的意思。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會說“調整情緒”、“調整狀態”,可是“調音”的過程並不容易。情緒綿延不斷,籠罩生活的整體,你可以通過嚴肅的反省、積極的行動短暫地提振情緒、調整情緒,但卻很難一下子就雨過天晴。

海德格爾把此在的一般存在規定爲Sorge,陳嘉映把它譯成“操心”,與此相關的活動包括“操勞”和“操持”。其實最初的譯法不是這樣的,操心原本被陳嘉映譯成“煩”,與此相應的是“煩忙”和“煩神”。我覺得還是最初的譯法更傳神。當梁朝偉在澳門街頭毫無頭緒地尋找殺手時,當他用酒瓶一下、兩下、三下地砸嫌犯的手的時候,他的基本情緒不是操心,而就是煩。相比之下,“操心”的譯法太正能量了。比方說,我媽媽喜歡操心家裏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可是她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卻是—“做人就是很煩啊”。我覺得我媽是天生的海德格爾主義者,她說得非常對,煩比操心更面向事實本身。

同濟大學的孫周興教授在評論這個改譯的時候,說過一句非常逗的話,他說:“‘人生在世,無非一煩’。這個意思就很好。現在如果改說成‘人生在世,無非一操’,就沒有什麼味兒了。”要我說,豈止沒什麼味兒了,簡直就是變了味兒了。我讀大學的時候,流行一款T恤,上面寫着“煩着呢,別理我”,看到這六個字你會會心一笑,可是如果改成“操心着呢,別理我”,是不是覺得全都變了味兒?

常人、沉淪、閒談、好奇

我們要牢記於心的是,此在不是笛卡爾式的反思主體,它沒有被侷限於唯我論的界線之內。此在不去追問外部世界是否存在的問題,因爲它已然在世界之中;此在也不去探討他人心靈是否可知的問題,因爲它在日常的煩忙和煩神中,已經消融在與他人的共在裏。

元代書畫大家趙孟頫想納小妾,結髮妻子管道昇得知後寫下一曲《我儂詞》,其中幾句是這樣寫的:“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此在與他人的共在狀態雖然沒有這麼膩乎,但的確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成一片的。

海德格爾用“常人”來指稱日常生活中的此在,他說:“常人怎樣享樂,我們就怎樣享樂;常人對文學藝術怎樣閱讀怎樣判斷,我們就怎樣閱讀怎樣判斷;竟至常人怎樣從‘大衆’中抽身,我們也就怎樣抽身;常人對什麼東西憤怒,我們也就對什麼東西憤怒。”

不僅如此,海德格爾還用“沉淪”一詞概括常人的生存狀態,其基本形態包括閒談、好奇和兩可。海德格爾說,在閒談中,“人們對所談及的存在者不甚了了……人們的意思總是同樣的,那是因爲人們共同地在同樣的平均狀態中領會所說的事情。……關鍵的只是:言談了一番。只要是說過了,只要是名言警句,現在都可以爲言談的真實性和合乎事理擔保。……誰都可以振振閒談。……對這種無差別的理解力來說,再沒有任何東西是深深鎖閉的”。

再來看海德格爾對“好奇”的描述:“好奇不是爲了領會所見的東西,就是說,不是爲了進入一種向着所見之事的存在,而僅只爲了看。它貪新騖奇……好奇同歎爲觀止地考察存在者不是一回事……好奇到處都在而無一處在。”

常人、沉淪、閒談,這些詞一看就不是什麼好詞,好奇初看起來是個好詞,我們不是經常說要保持對知識的好奇心嗎?可是讀過海德格爾的描述,你是不是覺得他筆下的好奇更像是獵奇和八卦?有意思的是,雖然這些詞看起來都是貶義詞,但是海德格爾堅持認爲自己只是在做中性的描述,沒有做任何的價值判斷。這話不可真信。如果有人說你沉淪,然後告訴你,他只是在做客觀描述,不是在做道德評價,你會作何感想?是不是覺得這比直接罵人還要陰損?

啓蒙運動之後,面對民主制度不可避免的到來,無論是民主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對“多數的暴政”和“庸衆的勝利”感到憂心忡忡,海德格爾自然也不例外。他說常人把公衆世界保持在“平均狀態”中,“平均狀態看守着可能冒出頭來的異品奇才,不聲不響地壓住一切特立獨行。一切遠見卓識都在一夜之間抹平爲早已衆所周知,一切奮鬥贏來的成就都變成唾手可得之事,一切祕密都失去了它的力量”。這樣的字句,如果不是告訴你出自海德格爾之手,你一定會以爲這是哪個憂傷的年輕人寫下的激憤之詞。

回頭再看“沉淪”,這兩個字隱含着從高處墜落的意思,我們很自然要問,高處是何處?此在因何會沉淪?答案是此在的沉淪源於“不立足於自己本身而以衆人的身份存在”,這話說得隱晦,但道理並不難以理解。只要此在混跡於常人之中,人云亦云、亦步亦趨,此在就不是本真的自己,而是非本真的自己。所以理解此在的本真性的關鍵點在於此在的個體性,我們再一次看到啓蒙運動以來的那個核心主題,同時也是尼采的“超人”想要回應的那個問題:一個人應該如何成其所是。

說到這裏,我要稍微做一個修正,我們不可被“沉淪”的字面意思迷惑,以爲此在一開始站在高處,只是後來纔不幸沉淪的。此在不是方仲永,他沒有經歷過從“木秀於林”到“泯然衆人”的沉淪過程,作爲被拋的存在者,此在從一開始就與常人一起,在“非本真的漩渦”中沉浮,常人就是我們,我們就是常人。因此,對此在而言,成爲本真的自我倒是一個特異的狀態,它需要極特殊的機緣。

畏與煩

這個機緣就是“畏”突如其來之際。畏不是怕,怕針對具體的事物,有人怕狗,有人怕貓,有人怕指甲劃過牆的聲音,但是畏不同,畏不針對任何具體的存在者,海德格爾說:“畏之所畏就是世界本身。”

究竟該如何理解這句話呢?當萊布尼茨驚歎“爲什麼存在者存在而無卻不存在”時,我認爲他體會到的就是畏而不是怕。因爲,在那個時刻,世間的所有存在者如潮水般退去,此在不再煩神於任何具體的事物,而是與“存在”直接照面,同時也與“無”直接照面。

這麼說太玄乎,爲了幫助理解,讓我舉兩個大家相對熟悉的例子。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警幻仙子爲他演奏十二支曲子,聽到最後是那句著名的“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繁華落盡終成空,只剩下眼前空無一物的白茫茫大地,此時凸顯出來的既是“存在”也是“空無”。說它空無,是因爲人世間所有煩心、煩神的存在者全都消失無蹤,說它存在,是因爲存在者消失之後世界仍舊存在,存在仍然突兀,所以海德格爾說“無在畏中和存在者整體一道照面”。

那麼當畏降臨之時,此在又會呈現什麼樣的狀態呢?《紅樓夢》裏還有一句唱詞叫作“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這句話原本用來形容魯智深,其實無論賈寶玉還是魯智深,最後都是斬斷三千煩惱絲,不再與紅塵打交道。所謂赤條條來去無牽掛,說的不就是此在不再煩神於任何具體的存在者,從常人的沉淪狀態中超拔出來之後的樣子嗎?海德格爾說畏使此在個別化,而個別化和獨立性正是此在贏得本真的存在的根本前提。

當然,所有的例子都是有缺陷的,不可責備求全。賈寶玉和魯智深因爲各自的機緣,最終看破紅塵、遁入空門,海德格爾的此在不同,它沒有一直停留在對存在和無的驚異中,畏的情緒其來也突兀,其去也杳忽,當畏消散之後,此在重回常人的生存狀態。海德格爾說:“本真生存並不是任何漂浮在沉淪着的日常生活上空的東西,它在生存論上只是掌握沉淪着的日常生活的某種變式。”這句話的意思是說,雖然我們可以區分常人和本真的存在,但是二者的關係不是割裂的而是連續的。

讓我再次冒險舉一個例子。宋代禪宗大師青原行思提出參禪的三重境界:參禪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禪有悟時,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禪中徹悟,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按照我的理解,海德格爾如果讀到這段禪語,他也許會說,徹悟的境界不是一朝擁有、永久擁有的,相反,它總是處於反覆爭奪的過程,在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之後,依舊會不斷地跌回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境界。即使是本真的此在,也仍舊深陷於日常的煩神和煩心之中。

因此,我不認爲海德格爾會認同王維的“劈柴擔水,無非妙道,行住坐臥,皆在道場”。海德格爾雖然喜讀老子和禪宗,但是按照他的基本思路,劈柴擔水,行住坐臥,縱有妙道,該煩還是會煩,因爲煩是此在在世的基本情緒。

098

向死存在:

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

未知死,焉知生

有人說,死亡是人生在世唯一確定的事情,這話乍看起來很有道理,仔細想想卻不盡然,因爲我們只是聽說過或看見過別人的死亡,卻從未真正親歷過自己的死亡。所以這個命題只是一個綜合命題,它的必然性是可疑的。難道不是這樣嗎?除非死亡真正降臨到我們頭上,否則我們就總是會心存僥倖:“沒準我是那個永遠不死的人呢?”可是另一方面,很少有人想過,一個永遠不死的人生將會多麼的恐怖和無聊。

“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來老將至。”對於有死之人,老之將至才發現蹉跎了歲月,固然是件悲哀的事情,可是對於不死之人,永遠等不到老之將至的那一天,可以無限地單曲循環“明日復明日”,所有的事情都在永恆的尺度面前失去了重量,豈不是一件更加恐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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