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軍情作者：執戈者

　　死亡病例破10萬、確診人數達170萬例——顯然，這不是美國疫情的最後數字，因爲在剛剛過去的這一天，美國新增確診病例依然高達18000多例，特朗普政府應對疫情失敗已成不爭的事實。對此，美國《時代》雜誌刊登了奧巴馬時期的總統演講撰稿人大衛·李特的一篇文章，題爲“美國的新冠危機是民主的失敗”。與此同時，《紐約時報》《大西洋月刊》等美國主要媒體也都發文直斥美國政府應對疫情表現失敗導致嚴重危機，“特朗普罪責難逃”。

　　李特毫不客氣地指出，當下的美國政府是“少數人有、少數人享、少數人治”，其中，制度缺陷和企業力量膨脹，都是造成美國疫情應對失敗的原因。他表示，在這場疫情當中，美國人對於政府的期待一直是空前一致的，但美國民衆大量死亡、工作急速流失，這本質上並不是公共衛生應對上的失利，“而是一次民主制度的失敗”。

　　李特認爲，特朗普不聽取專家意見是疫情危機擴大的重要原因。從發現病毒開始，科學家和公共衛生官員不斷敦促採取行動、推行挽救生命的措施，多項民調也反映，大多數美國人希望美國總統能聽從專家建議。然而，事與願違的是，特朗普不僅沒有聽取專家意見及時採取行動，反而還處處刁難和壓制。流行病學專家們認爲，美國90%的新冠肺炎死者，都是這項政策的延遲實施造成的。

　　李特直言，“儘管民衆們生命遭到威脅，我們選舉出的總統卻在無視人民的意願，結果就是美國人不斷死去。”李特發出質問：爲什麼會這樣？

　　一是制度之殤。李特認爲，美國的鐵飯碗選舉人團制度存在巨大缺陷，加之由於犯罪、投票方法改變、投票處減少等種種原因，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或主動或被迫放棄了投票，這些因素導致了特朗普2016年的“意外”當選。另外，美國參議院名額分配設計也不合理，令共和黨掌握了巨大優勢，民主黨佔多數的衆議院議員們沒能在疫情應對中出臺什麼成功的政策。這些制度缺陷，使美國雖然“民主地選出了特朗普”，卻無法約束他在疫情危機應對中毫無章法的“放飛自我”的行爲。

　　二是企業力量膨脹。李特稱，“我們的民主制度中，企業力量已經將我們的政府推向應對疫情行動更加遲緩、復工卻更加積極的地步，對於美國民衆覺得何時纔算真正安全，卻根本不在乎”。他指出，美國民衆相比企業力量已經喪失話語權，“大公司們不斷‘敲打着’決策人”，一方面，當特朗普決定啓用冷戰時期的《國防生產法案》命令美國企業完成醫療物資訂單生產，卻因遭到商業團體的反對而沒有立即得到落實；另一方面，在疫情危機仍十分嚴重的情況下，來自企業力量推動特朗普“解封”美國，恢復生產致使疫情無法得到控制。

　　李特的結論是，當下的美國政府是個“少數人有、少數人享、少數人治”的政府，因其受苦的，就是美國民衆。

　　在特朗普的民調日益超低的同時，美國主流輿論的批評日益高漲。《大西洋月刊》網站刊出的喬治·帕克的評論文章直接寫道，“我們生活在失敗國家”。帕克批評說，抗疫過程中，沒有國家性的計劃，根本沒有連貫的指示，家庭、學校和企業只能自己決定是否關閉，特朗普則幾乎完全從個人和政治角度看待這場危機。與此同時，美國媒體披露，美在特朗普的大女婿庫什納負責的醫療物資和病毒檢測領域，出現了利用特朗普及庫什納“親近關係”大搞特殊的骯髒現象。《華盛頓郵報》甚至以《從庫什納手裏救救我們》爲題發表評論警告：特朗普這種任人唯親和裙帶關係，只能滋生腐敗，這會是美國人噩夢的開始！

　　美國勞工部前部長、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公共關係學教授羅伯特·萊克在英國《衛報》發文稱，“沒有其他國家像美國這樣有這麼多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以及如此高的死亡率。也沒有其他發達國家像美國一樣對大流行毫無準備”，“在其他發達國家中，新冠病毒並沒有如此迅速地迫使如此多公民陷入貧困”，但美國做到了。

　　萊克提出：“到底這場美國曆史上本可避免的、最嚴重的生命損失事件該歸咎於誰呢？”他指出，最主要原因就是特朗普政府的瀆職。

　　衆多的專家在探究美國疫情應對失敗的原因時，無一例外地指向了特朗普及其領導的美國政府，並從美國製度等層面深刻剖析了原因，這與特朗普及一干美國高官們頻頻“甩鍋”別國、企圖嫁禍於人的惡劣優派形成了鮮明對比，這表明，美國並不缺少看清真相的眼睛，特朗普的甩鍋伎倆註定欺騙不了世人。

　　對於這一點，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剛剛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採訪時說得更加清楚和直白：相比前幾任，本屆美國政府應對危機時，缺乏與全球各國協調合作。布萊爾的言外之意就是，“這屆美國政府不行”。

　　這，纔是美國應對疫情失敗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