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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所現代意義上的綜合性大學

洪堡大學校徽

19世紀下半葉，威廉三世戰敗後開始全面改革，德國很快取代英法，迅速成長爲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到19世紀末，德國已成爲世界科學的中心。

德國大學爲這個民族贏得了世界性的輝煌。在這個一向被視爲有着濃厚封建專制傳統的社會里的大學，貫徹思考自由，科學自由，科學無權威，以及“遠離社會實際經濟利益”的原則，爲人類造就如此之多的偉大思想家、科學家。

正如威廉三世說的那樣：這個國家必須通過它精神上的力量來彌補它物質上的損失”，“正是由於貧窮，所以要辦教育，我還從未聽說過一個國家是因爲辦教育而辦窮了，辦亡國了的。教育不僅不會使國家貧窮，恰恰相反，教育是擺脫貧窮的最好手段。”

創辦了第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大學的教育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則說:“大學是一種最高手段，通過它，普魯士才能爲自己贏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從而取得真正的啓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領先地位。”

德國大學的興與衰

文 | 李工真

量子學派（ID：quantumschool）

建立現代化大學的原因

18世紀晚期的德意志大學教育在歐洲是非常落後的。狂飈突進運動的著名人物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曾尖銳地指出:“德意志的大學只是些經院哲學式的神院,它們正在行會精神、任人唯親、裙帶關係中，在普遍的僵化和經院哲學的敗落中沉淪。”唯一一所具備現代性的哈勒大學，也在19世紀初被法國佔領者撤除了，因爲拿破崙知道，征服一個民族最成功的方法就是首先打擊它的知識分子。

然而，正是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的衝擊推動了德意志的改革運動。歐洲所有的民族生存下去的條件已經發生了變化，要想生存就必須保持效率和競爭能力，必須進行民族的自我更新。改革家馮 · 哈登堡（Karl August Furst von Hardenberg）首相指出：“所有的國家都必須使自己強制性地接受這個時代的新原則，否則就死路一條。”這樣，德意志內部正在形成的現代化意志動員起來了，從也使得這個德意志分裂的世界中最大邦國之一普魯士，成爲了這場大改革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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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登堡男爵

1807年的《堤爾西特和約》剝奪了普魯士一半的領土，它流盡鮮血，一貧如洗，還得向拿破崙法國交付戰爭賠款。然而具有哲學家頭腦的國王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對從哈勒大學逃出來的教授們說：“這個國家必須通過它精神上的力量來彌補它物質上的損失”。

在內閣討論中，這位國王再度明確了他的態度:“正是由於貧窮，所以要辦教育，我還從未聽說過一個國家是因爲辦教育而辦窮了，辦亡國了的。教育不僅不會使國家貧窮，恰恰相反，教育是擺脫貧窮的最好手段。”國防部長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 David von Scharnhorst）也表示支持:“普魯士要想取得軍事和政治組織結構上的世界領先地位,就必須首先有在教育與科學上的世界領先地位。”

教育部長威廉 · 馮· 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認爲:“大學是一種最高手段，通過它，普魯士才能爲自己贏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從而取得真正的啓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領先地位。”

因此，普魯士決心廢除敗落的大學，建立理性的新組織現代化的大學。通過教育的現代化來優化國民，以求獲得更高的生產率、更高的納稅能力、更多的理性、更多的忠誠、更少的犯罪、更好的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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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 · 洪堡

新人文主義的教育和科學定義

一種新的關於教育和科學的觀念得到了貫徹，就是理想主義的新人文主義。康德哲學是一切普魯士改革，包括大學教育改革的思想基礎，康德（Immanuel Kant）認爲，“人不應被作爲手段，不應被作爲一部機器上的齒輪。人是有自我目的的，他是自主、自律、自決、自立的,是由他自己來引導內心，是出於自身的理智並按自身的意義來行動的”。

哲學家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也指出：

教育必須培養人的自決定能力，而不是要去培養人們去適應傳統的世界。教育不是首先着眼於實用性的，不是首先要傳授知識和技能的，而是要去喚醒學生的力量，培養他們的自我性，主動性，抽象的歸納力和理解，以便使他們能在目前還無法預料的未來局勢中自我作出有意義的選擇。教育是全民族的事，要教育的是整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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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希特

被後人譽爲“德國教育之父”的洪堡，提出了和諧發展的觀點：

教育是個人狀況全面和諧的發展，是人的個性、特性的一種整體發展。教育是一個人一輩子都不可能結束的過程，教育是人的自身目的，也是人的最高價值體現。

他不僅創建了世界第一所現代化的大學一一柏林大學，還給出了現代的科學定義，這就是著名的“洪堡五原則”：

1、科學是某種還沒有完全得出結論的東西還沒有被完全發現，沒有被完全找到的東西，它取決於對真理和知識的永無止境的探求過程，取決於研究、創造性以及自我行動原則上的不斷反思。

2、科學是一個整體，每個專業都是對生活實的反思，對世界的反思，對人行爲準則的反思。唯有通過研究、綜合與反思，科學才能與蒼白的手工業區別開來。

3、科學首先有它的自我目的，至於它的實用性其實重要意義也僅僅是第二位的。當然，對真理進行的這種目標自由式的探求，恰恰能導致可能是最重要的實用性知識，並能服務於社會。

4、科學是與高等學校聯繫在一起的，唯有通過學術研究，科學交流以及對整體世界的反思，才能培養出最優秀的人才。大學生要學的不是材料本身，而是對材料的理解。唯有這樣，才能形成他獨立的判斷力以及他的個性。然後，他才能達到自由、技藝、力量的境界。

5、高校的生存條件是孤寂與自由，這就是“坐冷板凳”和學術自由，國家必須保護科學的自由，在科學中永無權威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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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座現代大學：洪堡大學

德意志大學的特點

柏林大學開辦以後，現代化大學隨後在德意30多個邦國如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普魯士大學模式已成爲了全德意志、繼而也是全世界大學效仿的樣板。歸結起來，德意志大學具有以下特點：

洪堡創立的不是英法式的專業高等學校，而是大學（University）。這個詞本身來源於德語中的 Universal，即普遍，無所不包，萬有，廣博之義。在德國，大學就一定是綜合性的大學，與實用學科的專門學院有嚴格的區別，科學知識的推廣和運用纔是這些學院的任務，因而其地位和級別也是低於大學的。大學成爲了對世界進行新解釋、粉碎宗教迷信的世俗化中心，正是在這裏，人文科學才擺脫了神學的束縛，而數學、物理、化學、生物，這些自然科學的新體系也才最後確立了它們真正的獨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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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大學校徽

在德國的大學，教授們不斷地研究不爲人知的東西，發現新規律，不斷地向真理的接近，增長人類的新知識，這種對永恆的參與，成爲了他們最高的道德義務，最高的存在形式。只有作爲一位優秀的研究者，纔可能成爲一名優秀的大學教師；照本宣科，拾人牙慧的人在德國的大學中是做不了教師。總之，研究被職業化了，大學成爲了研究者的共同體，並開創了嚴格的成就原則。大學人事上的選擇不是考慮個人好惡，家庭的社會地位，甚至也不是口才、寫作能力和教學技巧（這屬於工科、師範教師資格），而是研究的獨立性、獨創性和成果，決定着大學教授位置的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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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堡大學校徽

在德國的大學中，只有教授纔是國家公職人。大學設有編外講師和額外教授,其資格的獲取需經國家嚴格的考試。他們拿較少的工資，但國家這些年輕人設立了專門的研究基金。他們要得到教授的位置，必須獻身於科學研究，必須向已形成輿論挑戰，必須冒着與他人在學術上衝突的危險，必須要有科學研究上的真正突破。

事實上大多數突破由年輕人完成的。另外,德國大學裏，教師絕不允許在同一所大學裏升格。教師隊伍中不存在某一所學畢業出來的人佔優勢的現象，這不僅掃除了門戶之見，而且也嚴肅了成果鑑定和職稱評定，因爲任何一位教授都不能允許沒有真才實學者取得與他們千辛萬苦才換來的同樣地位。德國人最先作出的這種防止近繁殖、裙帶關係的現代化措施，後來也在世界各大學中普遍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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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廷根大學校徽

各邦國之間展開了人才戰，凡不是因學術平庸而遭到驅逐的教授，在別的邦國和大學裏總是大受歡迎的。柏林大學的著名學者舍恩萊因 · 奧肯因反普魯士專制而遭到驅逐，立即受到巴伐利亞國王的熱烈歡迎，並受聘爲慕尼黑大學教授。普魯士國王害怕了這種樣板，會造成柏林大學的人才外流，便不惜以重金將他重新請回柏林大學。

柏林大學神學教授費爾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大反神學，教育部曾想開除他，身爲國教教主的威廉三世猶豫再三，最後的決定是，乾脆將他調到哲學系去吧。之後又有大批“青年黑格爾派”也都調到了哲學系。總之，德意志的聯邦主義、各邦國大學的多樣、虛榮心和競爭，弱化了國家和社會力量對學者的壓力，因而也促進了學者們的能動性、靈活性和創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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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爾巴哈

大學同時也成爲了德意志人才的收容所。大學和科學對於有才能的人具有特別強烈的吸引力。因爲市民子弟通向其他社會領導崗位如管理、軍事政治的入口，由於向貴族優先權的傾斜而受到了限制。

大學也是國家的文化代表。1810年以後，國家已取代了教會成爲了大學的財政提供者。大學成爲完全世俗化的機構,自我決定內部的事務，如研究、教學以及科研成果的鑑定等。

大學教授有任意的開課權，工資由國家支付，享受社會中上層的生活待遇。聰明的統治者懂得：“經濟上的壓迫感是會影響到他們的思考的，雖然從事任何有價值的活動都是可以得到內心的滿足的，但內心的滿足是不能當作工資的，教授們是不能他內心的滿足來填飽他妻兒的肚皮的。”同時國家實行嚴格的退休制度，不管什麼人到了65歲的退休年齡，都得將位置讓給年輕人，但退休後仍能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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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自由大學校徽

有一點是嚴格禁止教授們去做的，那就是絕不允許大學教授去辦公司。相反的是，歷來德國的法律都規定，企業家凡資助一位教授的研究課，並擁有這位教授與該校校長的聯名簽字的文本，可到稅務局申請減稅。若是投資於名教授的科研項目，或是資助創新性課題，不僅能獲得減稅上的好處，還能極大地提高該企業的知名度。因此德國的教授從來就不缺科學經費。直到今天，連別的發達國家教授也是用“氣宇軒昂”之類的詞句來形容德國大學教授。一位德國國家樂團的指揮若是能在他60歲生日時得到國家授予他的名譽教授的頭銜，那他的一生就走到了光輝的頂點。

“爲謀生而學習”在德國大學中是受人鄙視。接受教育是德意志國民的一種義務。愛因斯坦也鄙視這種謀生的動機:“這會直接導致對倫理價的損害。我想的較多的還不是技術進步使人類直接面臨的危險,而是務實的思想習慣所造成的對人類互體諒的窒息。這種思想習慣會像致命的嚴霜一樣壓迫在人類的關係上的。”因此他強調：“青年人離開學校時，應是作爲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而不只是作爲一位專家。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知就像一隻受過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而要成爲一個和諧發展的人，則需要培養全面的我辨別力，而這取決於自由而全面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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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拿大學校徽

德國大學生的學習有充分自由，可以到任何一所大學裏去學習，只要那所大學還有名額可以註冊。卡爾 · 馬克思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一年級在波恩大學，二年級在柏林大學，三年級在耶拿大學，最後在耶拿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德國大學裏沒有什麼教學綱領，也沒有什麼必修課和選修課，你感興趣的是什麼，就可以去學什麼。知識與科學本來就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沒有界限。這種流動性和學習項目的選擇自由，使得任何一名大學生都有機會與這個國家中最優秀科學家討論問題。他可以與同學進行結伴式的自由討論，也可以獨立工作，自由進入任何圖書館，查閱已公開的任何資料，在這裏絕不存在任何學生與老師之間的級別限制。

愛因斯坦回憶道:“我們組織了一個科學與哲學的學習小組，自命爲奧林匹亞科學院。在這裏，大家興致勃勃，勁頭十足地讀了許多物理師和哲學大師的著作。我們邊學習，邊討論，有時,念一頁或半頁，甚至只念一句話，立即就會引起激烈爭論。遇到比較重要的問題，爭論還會延長數日。這種學習對於大家是一種極大的享受。19世紀末20世初是一個追尋科學原理的英雄時代，大家熱情地渴望擴充並加深自己的知識，以便能在這英雄時代裏有所作爲……”

年邁的愛因斯坦深有感觸地說:“自由行動和自我負責的教育，比起那種依賴訓練、外界權力和追名逐利的教育來，是多麼的優越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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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恩大學校徽

國家要求大學教授與學者應處於政治和社會環境的彼岸,“遠離社會實際政治與經濟利益”。這使德國的學者成爲一支與“有產者”相分離的特社會力量。科學的自由爲國家和社會保存一支校正力量，以便能去校正那些在政治和社會上形成優勢的東西，因爲並非那些成了優勢的東西一定都能將社會引向一個絕對健康的方向。

當然，教授、學者們本身也是生活在現實世界之中的，因而也是各持不同觀點的；更重要的是，這種校正能否真正作爲現實力量存在，最終也仍要取決於他們的校正方案能否符合政治領導者的利益。這恰恰說明了知識界與國家官僚這兩集團之間的分立與合作。在德國現代化發展進程中，大學教授爲國家官僚機器提供了大量可供選擇的革方案：例如社會保險制、福利國家方案、社會市場經濟理論等，這些都是爲克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弊端所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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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賓根大學校徽

德國大學的世界性成就

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教育也是生產力，而且是更重要的生產力。科學與教育的崛起，已成爲改造生活與世界的最爲強大的決定性力量，德意志人爲比作出了特別巨大的貢獻。這裏有一個統計數字：

在生理學領域裏的重大發現中，1835年以前，德意志人取得了63項，而世界其他民族總共只有43項；到1864年，德意志人又取得了156項，而世界其他民族總只有57項；1864年到至1869年，德意志人取得了89項，而世界其他民族總共只取得了11項。

在熱力學、電學、電磁學、光學的發現方面，1836年前，德意志人取得了108項，英國與法國取得了206項；但是到1855年，德意志人又取得了231項，英國與法國總共取得了201項；1855年到1870年，德意志人取了136項，英法總共只取得了91項。

在醫學領域裏，1819年前，德意志人取得了5項，英國與法國總共取得了22項，而到1869年，德意志人取得了33項，已超過了英國與法國總和的29項。

德國大學爲這個民族贏得了世界性的輝煌。在這個一向被視爲有着濃厚封建專制傳統的社會里的大學，貫徹思考自由，科學自由，科學無權威，以及“遠離社會實際經濟利益”的原則，爲人類造就如此之多的偉大思想家、科學家：

哲學家：康德、費特、黑格爾、叔本華、費爾巴哈、馬克思、尼采、海德格爾、卡西爾……

歷史學家：蘭克、莫姆森、斯賓格勒……

文學家：歌德、席勒、海涅……

經濟學家：馬克思、李斯特、瓦格納、艾哈德……

社會學家：韋伯、齊美爾、滕尼斯……

數學家：高斯，黎曼、閔科夫斯基、希爾伯特、哥德巴赫……

物理學家：弗勞霍荷、赫茨、哈伯、洛倫茲、普朗克、愛因斯坦、波恩、瑪依爾、赫姆霍爾茨、倫琴……

化學家：奧斯瓦爾德、哈維爾、威爾斯塔、瓦爾堡……

地理學家：洪堡……

所有這些偉大的名字都是與德國的大學聯繫在一起的。

到19世紀末，德國已成爲世界科學的中心。自諾貝爾獎開始頒發以來，已有95位德意志人成爲了該獎得主。1933年以前的德國是全世界該獎得最多的國家。美國與前蘇聯的尖端科技成就中很多來自於德國人的發現和發明。美國在二戰結束時不惜打亂原定作戰部署，調動五個師去搶一位德國科學家，這反過來證明了德國科學家的價值。

德國的世界科學中心地位在1933年後毀於納粹專制之手。遭受政治和種族迫害而流亡美國的受過大學教育的德國人高達40餘萬。希特勒的文化專制和閃電戰在最短的時間裏，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世界科學和文化中心的史無前例的洲際大轉移，德國大學教育體制中的精華被以愛因斯坦爲首的德國科學泰斗們傳播到了美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德意志人對人類進步所作出的偉大貢獻。

本文摘自《第一哲學家》firstphilosop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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