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伯去東莞可園採風。

彭伯學着拍照。

彭伯在自己的畫室裏。

去年，在網上看到大家轉發的一條消息，說一本收集了山上留守孩子們寫的詩的書《大山上的小詩人》要募集一批畫家幫忙畫插畫。

我馬上想到了彭伯。

彭伯全名叫彭海提，今年84歲，是住在廣東省泗安醫院的麻風病康復者。他會畫畫，但更重要的是——要是他知道自己能幫上別人，一定特別高興。我給編輯發了消息，無奈彭伯的畫風格差得太遠，只好作罷。

幾個月後，書做出來了。編輯寫了篇文章感謝插畫師，尤其是感激那些沒選上的畫家們。打開一看，第一個寫的竟然就是彭伯——

“一位80多歲的老人，又是麻風康復者，自身就屬於‘弱勢羣體’，卻願意主動伸出援手幫助山裏的孩子們，這個故事太讓人感動了。雖然最後因爲作品風格相差太遠，未能請他作畫，但我們常常談起他的故事，然後就覺得：歇什麼歇？起來幹！”

我才知道，不管入選沒入選，彭伯的故事一直給遙遠的陌生人力量。

人間

謝翠屏

自己受過苦 於是明白別人的不容易

有一天我不太高興，垂頭喪氣地在村裏走來走去，不知不覺就走到彭伯的畫室裏，彭伯正在畫畫，看我來了，他打了個招呼，卻發現我低着頭一句話都不說。他也沒多問，繼續慢慢畫畫。過了一會兒，他放下畫筆，穿上假肢，走出畫室，順手把門帶上，把房間留給我一個人。

彭伯就是這樣溫暖體貼的人。

不少人在網絡上看過他的故事，因爲他沒有手指卻堅持寫字畫畫，有人欣賞他要買他的畫，他就把錢捐出去，“拿去幫困難的人”。明明自己就是“弱勢羣體”，卻總想着幫助別人，因此有人稱他爲“無指畫師”，說他是“身殘志堅的慈善天使”，因此，他還得過“東莞好人”和“東莞市道德模範”的榮譽。

其實彭伯的好，更多在生活的點點滴滴裏。

每次一羣人到飯店喫飯，他都要我拿他的錢包去埋單，“你們年輕人的錢留着有用，我們老人留着錢沒用的。”

到洪梅鎮一家好喫的潮汕餅店買綠豆餅，因爲是給一整個村子當手信用的，彭伯一下子買了300多塊錢。店主欣喜，說要多送兩包，彭伯死活不肯收，“你做生意的，又要養家又要交鋪租，不能讓你虧本了！”

他說，自己喫過苦，就特別明白別人的不容易。彭伯生性敏感，因爲敏感，他體諒別人，而又因爲敏感，那些麻風病人遭遇過的偏見，發生在他身上，就是加倍的難以承受的痛苦。

“死也要死在外面，不要臭了家人的名聲”

14歲那年，彭海提發現自己臉上起了一塊塊紅斑。有人教他一個治皮膚的偏方，他照着方子把鐵鏽和蒜頭混合着塗到臉上，不但一點沒有好轉，臉上還脫了一層皮。媽媽帶他到處求醫，始終沒有結果，直到家鄉的皮防所成立，他才知道，自己得的是麻風病。

那是一個談麻風色變的時代。麻風病發病原因不明，傳染機制也不知道，甚至連根治的藥物都沒有。學校不讓彭海提去上學了，他忍受着身體的病痛，開始參加生產隊的勞動。麻風病的症狀在他身上越來越明顯，先是皮膚出紅斑，後來四肢變得無力，接着手足的知覺越來越敏感，赤腳走在地上像針扎一樣痛。他不得不穿上一種老年人才穿的布鞋，忍受同齡人的取笑。爲了給家裏賺工分，他必須幹活，但是別人輕輕鬆鬆就能完成的插秧，他卻因爲手指沒有力氣，怎麼都做不好。

身體上的痛楚是一方面，更讓他難以忍受的是別人的恐懼——看到麻風病人走過來，街上的人都嚇得馬上躲開。人們怕他，不敢與他接近，於是他連出門買東西都不敢了。媽媽心疼他，成天爲他流淚，爲他求神拜佛……

對一個性格敏感的孩子來說，一邊忍耐疾病的折磨，又必須忍受無處不在的異樣眼光，再加上對家人的愧疚，彭海提一天比一天消沉。尤其在病痛襲來的時候，厭世情緒壓倒了他活下去的慾望。

第一次，他準備了一根繩子。

第二次，他準備了一瓶農藥。

幸運的是，他每次都被救了下來。

這不是孤例。當年，多少麻風病人面臨彭海提一樣的折磨，有的人被趕出村子，有的人被送到山上的茅屋自生自滅。彭海提是幸運的，家裏人心疼他，村裏人照顧他，農業隊隊長看他可憐，給他安排了生產隊放牛的工作，“雖然時間長一點，但是工作會輕鬆一點。”彭海提一邊放牛，一邊給家裏撿些柴火和牛糞，就這樣熬過來一天又一天。

1970年，彭海提33歲。省裏有人來調查，要把麻風病人統一收治到麻風村接受治療，彭海提馬上答應下來，“我死也要死在外面，不要臭了家人的名聲。”

他被送到潮陽區的竹棚醫院，不久以後轉到東莞石龍鎮的新洲醫院。五年後，新洲醫院解散，他又搬到省泗安醫院，直到今天。

那時候的麻風醫院不止是治病的地方，更像個獨立的小社會。彭海提一邊治病，一邊還要做工，只有做工才能喫得上飯。他在醫院設立的磚廠裏做幫工，後來又去划船掌舵，再後來運水泥、種果樹、養兔子……他的手指因爲麻風病菌侵害變得麻木，又在勞動中反覆受傷不能癒合，不得不接二連三被截去。

醫生決定要截掉彭海提最後三隻手指頭的時候，他哭喊着不肯接受：“醫生啊，你砍了我的手指，以後我怎麼畫畫怎麼寫字啊？”醫生安慰他說：“如果抓不住筆，下次我幫你在這裏開一刀，切開一點口子，就可以抓筆了。”

彭海提從小喜歡畫畫。然而，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尾他才重新有了畫畫的機會。

“同是天涯淪落人，我只是儘自己一點力量”

1980年代末期，因爲聯合療法的普及，麻風病不再是一個可怕的病了。治好的康復者陸陸續續領到出院證明，有家的人可以回到家人身邊，回不了家的，也可以選擇留在麻風醫院裏，民政局每個月會爲他們提供生活補貼。

彭伯早已跟家裏人斷了聯繫。他留在了康復村裏，不再需要勞作了，他決定重拾童年的興趣，拿起畫筆，開始自學畫畫。

認字不多，他就省下生活費，買回來一本《草字彙》練習寫字。抓不住工具，他就想辦法，用鐵絲和皮具請人做成一個圈，把毛筆套在手掌上。

再後來，有志願者進村看到彭伯的畫，歎爲觀止。志願者想要買一幅彭伯的畫，彭伯當然不肯收錢——有人願意欣賞自己已經是榮幸了，怎麼可以收錢呢？志願者堅持要付，付錢，是對彭伯的肯定。

後來彭伯把錢捐了出去，他說：“不是我畫得有多好，只是人家好心，想幫助我這個殘疾老人家。可是我都生活無憂了，這錢應該拿去幫助困難的人。”

他又說：“我最大的願望就是像健康人一樣去幫助他人。”

越來越多志願者願意到麻風康復村裏探望彭伯他們，又表演，又送東西，彭伯全都默默記在心裏。他羨慕他們，如果有下輩子，他也想像這些好心人一樣，去幫助世上有困難的人。

對他而言，“去幫助人”是健康人才有的特權。他想不到，作爲“麻風人”的自己，這輩子也能像健康人一樣可以幫到別人。

近幾年，他學會用智能手機，學會用微信，也學會在朋友圈點贊。偶爾看見輕鬆籌的消息，他就要馬上穿上假肢，拿一兩百塊錢下樓，去找村裏的醫生護士或社工，他們手機裏有錢，只要把紙幣給他們，他們就能幫自己把錢捐出去。

學會上網，讓彭伯看到更大的世界了，想幫的人也更多了。有一次他看見微信裏的一篇文章，說一個叫王玉蘭的日本老太太滯留中國75年，至今沒戶口，也回不了家。彭伯問我有沒有辦法找到她，“給錢也行，籌錢幫她回家也行。”他說：“我知道見不到親人的痛苦，所以想幫幫她。”

後來他索性把賣畫的錢交給我。我們出去走訪其他困難的麻風康復村，就用彭伯的錢買電器送給他們，有時候是買電動三輪車，有時候是買洗衣機和冰櫃。電器送到村裏，村民們都不相信——這個送東西的好心人怎麼可能也是“麻風人”？如果有人當面誇他好心，他總會認認真真解釋：“我們都是得過麻風的人，同是天涯淪落人，我只是儘自己一點力量而已。”

曾經住店被拒絕 他據理力爭

但是，善良不代表着軟弱。

當有人因爲他曾經患過麻風病而對他不公正，他會堅定地站出來爭取自己的權利。

上世紀七十年代，他懷揣着一封介紹信，從東莞回家鄉汕頭探望母親。雖然當時他的麻風病已經治好，但是在別人看來，“麻風病”幾個字還是讓人膽戰心驚，這封介紹信上只得不提麻風，改而用“休養員”三字替代。可是，船家還是看出來了。船家要求他買五張船票，因爲他是麻風人，左右四個位置都沒人敢坐，要坐船，他必須負責把票買下。面對這個不合理要求，彭海提冒起一股怒氣，據理力爭，船家只好妥協。

那個時代，“麻風人”坐船的權利要爭取，住旅店的權利也要爭取。快到汕頭，天黑了，他找了一家旅店落腳。前臺接待的人看了他的介紹信，謊稱所有牀位已經住滿，讓彭海提到別的地方去。可是去別的店，還是受到一樣的對待。眼看天色越來越黑，他走回了第一家店，發現有別人住進去了。

他很氣憤，和接待的人吵起來了。“不讓我住的話，今天你走到哪裏我跟到哪裏。走廊也好，柴房也好，我只要求有一個有瓦遮頭的地方！”最終，他爭取回來一個走廊上的牀位。

當時麻風康復者出去外面，大多會選擇在大街上湊合一夜，根本不敢住店。但是彭海提不願意接受這種不公平。

說到這裏，彭伯對我笑了起來：“那時肯定是我的那句‘再不給我住就跟你回家喫飯’嚇着他了。”

他只是在爲自己發光 卻意外照亮遠方的人

如今的彭伯越來越有自信了，他變成了一個親切幽默又愛說冷笑話的老人家。

前幾年他左手無名指的潰瘍癒合不了，需要再做一次手術，他故意可憐兮兮地說：“我又沒賭錢，怎麼要砍手指？”

抓不住勺子筷子的他只能用叉子喫飯，他也自嘲：“看，我喫的是西餐！”

上帝把他留在人間，即使他承受着那麼多痛和苦。這是因爲，他需要留下來，給別人希望和光。他年紀大了，老齡人的種種問題開始打擾他，穿假肢的痛、難以癒合的潰瘍、腰痛、骨質疏鬆……他還是常常會心情低落，而當火光微弱的時候，他會想起來大家對他的鼓勵，想起來自己是有價值的，於是重新點燃起信心。

或許就像一隻螢火蟲，他只是在爲自己發光，卻意外照亮遠方的人。有人沒有見過他，單單是從介紹他的話的隻言片語裏就能得到勇氣和信心。

在看不見的遠方，他每天在給多少人勇敢生活的力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