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霞辉映合肥包公园

开封是一个水做的城市

深受民间爱戴的包拯拥有许多尊称，如:包公、包希仁、包龙图、包孝肃、包中丞、包待制等；还有许多略带“调侃”的诨名，如:包青天、阎罗包老、包黑炭、包弹、包黑子、黑老包、黄河清等。

包拯一生怼贪官怼权奸怼皇帝，像剧集《清平乐》中，唾沫星子横飞弹劾国丈张尧佐这样的场面，在其25年的官宦生涯里屡见不鲜。与明朝那位刚正不阿却倒霉不断的海瑞相比，包拯有点“小幸运”，遇到宽厚和善的宋仁宗，不但不治罪，反而给他升官。皇祐二年和四年，包拯接连加任天章阁待制和龙图阁直学士。天章阁、龙图阁都是大内修建的馆阁，用于收藏字画和图书，这两职务属于“加恩兼职”，可见宋仁宗对包拯的信任有增无减。这也是包拯被称为包待制、包龙图的由来。饶有意思的是，稍晚的苏轼也加任龙图阁学士，民间却喜欢称他为苏学士，而不是苏龙图。

合肥包公园内的萌包公

嘉祐二年3月，汴河两岸花红柳绿、桃李芳菲。59岁的包拯出任“权知开封府”。从字面上看，“权知”只是暂时代理。但是，对两年前因保举官员失误遭到降级处分的包拯来说，这道擢升的圣旨无异于一缕得意的春风。更何况，按照当时官场不成文的规定，开封府尹并不常设。即使有，也由王公贵族挂名，根本不允许过问具体事务。据《宋史》所记，包拯一上任，就废除了“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的旧制，打开府衙大门，当堂收状纸接官司审案情。见过包拯的人都说他威容满面，见他展颜一笑比见黄河水变清还难。

那个时候，波涛如怒的黄河尚在百里之外。坐享隋唐大运河万般好处的开封，已是人间泼天富贵的繁华都会。穿城而过的四条人工河渠:蔡河、汴河、金水河、五丈河，西连黄河东接淮河，不但“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还把市井廛闬装点得婉约绮媚、千种风情。所谓“杨柳岸、晓风残月”，所谓“露花倒影，烟芜蘸碧，灵沼波暖”都是和包拯同时代的词人柳永描摹开封的名句。寥寥数语，勾画出水汽氤氲的开封，活脱脱，一个水做的城市。

开封清明上河园

《清明上河图》所绘的汴河，舟楫往来热闹非凡。而懂得“享受生活”的达官势族，甚至太监，更钟情汴河南边、流经外城的蔡河。那里闹中取静，是兴修“无敌水景房”的好所在。结果，好端端的蔡河得了“肠梗阻”。嘉祐二年6月，开封大水，“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栰渡人。”包拯查明实情后，下令将妨碍行洪的建筑全部拆除。“业主”不服登门找岔，被包拯“请”到河边，扒出修河之初标明河界的址石，然后具实上本弹劾。

包拯权知开封府的任期不长，仅一年零三个月，却是他影响后世至远至深的时期。《梦溪笔谈》作者沈括说:“包孝肃尹京，号为明察。”南宋朱熹在《五朝名臣言行录》里称赞包拯“复为京尹，令行禁止”。而民间至今搬演不衰的包公戏中，比如《狸猫换太子》《乌盆记》以及《铡美案》等，都以这个任期作为故事的背景。

五年前的暑假，在开封博物馆北碑廊，我领着孩子观瞻了心仪久矣的宝物——开封府题名记碑。我估测了一下这块石碑，高2米多，宽近1米，一拃多厚，由一副透明的玻璃罩“护体”。它的碑身上刻着自建隆元年到崇宁四年的开封府衙。

新建的开封府

鸣鞭三响之后，广场上闹哄哄的人群安静了下来，挤身其间的我把孩子扛在肩膀，“开衙仪式”开始了。身穿宋代官差服饰的演员们，从城楼门洞里鱼贯而出，敲锣击鼓，程式化地舞动着彩旗和仪仗。当额头勾着红色月牙的包大人出场，将告状的秦香莲带回公堂时，游客爆发出阵阵喝彩声。我却知道，眼前巍峨的城池不过是易址“复活”的景区，真正的开封府衙就淹没在我身后那片波光粼粼的湖水之下。

南淝河上跑的船少了

从39岁出任天长知县“智断牛舌案”起，包拯先后在今天的广东肇庆，河南开封、商丘，陕西西安，河北大名、高阳、河间，安徽合肥、池州，江苏扬州、南京等地辗转为官，其间还曾出使辽国陪都析津府，庆贺契丹新年。

嘉祐七年5月，包拯突发急病死于枢密副使任上。消息传出，“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宋仁宗为此辍朝一日，亲往吊唁，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

因树敌太多恐尸骨遭报复，包拯出殡那天，开封的七座城门同时抬出二十一口棺材，在不同地方同时下葬。这是我在开封吃包子时听到的一个传说。无独有偶，2019年的暑假，在合肥和朋友聚会，我又听到了一模一样的传说。只不过，开封换作了合肥。

相比三国时的风云变幻、金戈铁马，北宋时的合肥冷清不少。究其原因，和开封一样，跟隋唐大运河息息相关，却命途迥异:开封因此繁华，合肥因此式微。隋唐大运河开通前，居江淮腹地的合肥，凭借城边一条流进巢湖的南淝河，城西北数十里外一条注入淮河的东淝河，把长江、淮河拉扯一起，成为沟通中国南北的水陆要冲之一。所以，司马迁才会说:“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隋唐大运河开通后，漕运、货运纷纷撇开合肥，改走今天的杭州、苏州、镇江、扬州、淮安、盱眙、宿州、商丘、开封……南淝河、东淝河上跑的船少了，驿路官道上走的人少了……假使没有旱涝的话，金斗城内的日子还算得上安逸，大小官吏亦“无案牍之劳形”。

皇祐五年，正在瀛州整顿边防军备的包拯，接悉年方21岁的独子包繶染疾身亡，悲恸难抑。遂以丧子之故，请求调任政务清简的州府。就这样，包拯很快回合肥担任知州。据司马光《涑水记闻》所载:其时，包拯的一位从舅犯法，被包拯不徇私情，当众打了一顿板子。此事被坊间津津乐道，成了老合肥的谚语:外甥有理打得舅。而南宋董煟《救荒活民书》里的一段记录，则鲜为人知。如今读来，仍然值得借鉴:庐州闹饥荒，米价大涨。包拯见状，没有颁布“限价令”。商人一看利润丰厚，从外地贩米蜂拥而来，“不日米贱”。

知庐州的两年，大概是包拯个人情感曲线波动最大的时期。先是独子包繶的遽然离世，一悲；后是儿媳崔氏诞下遗腹子包文辅，一喜。悲喜忧欢，死生契阔之中，包拯择定了自己百年终老的归葬地——公城里，也就是包繶的埋骨之处。并立下了著名的《诫廉家训》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嘉祐八年，秋天。包拯灵柩运入大茔，深埋墓室。当时，扶棺而归的次子包綖只有六岁。四十二年后，已是六品官员的包绶赴任潭州，路过合肥，乘舟沿南淝河经巢湖，溯长江而上，快到黄州时，竟一病不起。死后，人们在他的行李中没有翻到一件值钱的东西。更为悲催的是，又过了十一年，他的尸骨才被迎回大茔。原因无他，包氏一族的廉洁清贫使然。

建炎南渡后，宋、金战火烧至江淮，合肥沦为边城。终南宋一朝，金国侵犯庐州达十次之多，其中三次占领合肥。兵荒马乱中，包氏族人将包拯的棺木、遗骨、墓志石连同夫人董氏的墓志石，偷偷埋到大茔西边约三十米的一处偏僻角落。而这个秘密，在包氏族人流离逃难之后，渐渐落满了时间的灰……

乾道五年，金斗城被扩为斗梁城，面积增大数倍，南淝河的一脉自西北向东南斜贯城区，其余水脉护城深流。这之后，金兵再也未能破城。然而，出城四顾依旧“一片离索”，满目“荒烟野草”。稍晚时候，有人路过大茔，见“封丘荒颓，穿木剪拔”，连碑石亦不知所终，“为之恻然”。庆元五年，地方官将大茔中的巨冢当作包公墓，重新葺治。此后，朝代兴亡，屡毁屡修。只是前来祭拜的人们，都不知道，真正的包公墓就在不远，已经是一垄寻常耕田。

合肥大兴集曾在方圆一里内安葬了三位大人物：李鸿章、包拯、蔡悉。

一里葬三公

朋友发来一张旧照片，黑白的，拍摄时间已不可考。画面上，除一块石碑、一鼎香炉、一张供台和一处断壁残垣外，只有三堆隆起的坟冢像三堆山丘一样，由近及远地耸立着，不尽苍凉。通过与文献比照，我辨认出这三堆坟冢分属李鸿章、董氏和蔡悉。只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一直误传为李鸿章、包拯和张德胜。但不管怎么说，方圆五百米左右，安葬了三位历史名人，的确十分罕见。这个地方，就是有着“一里三公”之称的大兴集。

为了看看南淝河的入湖口，朋友开车载我绕行环巢湖大道前往大兴集。这是一个艳阳高照的上午，车窗的左侧，陈列着城市崭新的轮廓；右侧，横卧着巢湖浩荡的水域。跟着朋友，我来到了南淝河大桥的观景点。桥下，一处草木浓密的沙洲把水面汊出东西两条河道，较宽的东河道里，三四艘披蒙雨布的货船正吃着水曳曳而行……这就是入湖口，虽然从前包拯、蔡悉的灵柩是否经过这里，已不得而知。但根据《申报》的报道:清光绪二十九年春天，护送李鸿章灵柩的船队，正是由此处转入南淝河，运抵至大兴集。

南淝河入巢湖口

追上货船，并行一段后，车从河堤拐下去，驶进一条绿树浓荫的乡村道路。道路虽窄却相当平坦，开出老远也没遇上剧烈的起伏。朋友说这里叫东大圩。明清时候，许多江西移民来此围湖造田，才把沼泽滩涂变成了鱼米之乡。如今以薰衣草和葡萄闻名远近。原来，在合肥话里，圩指的是地势低洼、四周筑堤的村庄。与之相对，高地上的则叫郢。如果精准定位李鸿章墓，其位置就在大兴集的夏小郢。对于这块墓穴，李鸿章曾致信其子李经方:“只求无水无蚁，以安体魄。”在另一封给其兄李瀚章的信中，李鸿章说:“但喜邻近包公坟，又滨大河。”

然而，察觉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李鸿章完全没有想到，在他身死的第57个年头，他和夫人赵小莲的棺材就被钢厂建设者拖出地道，位于包公墓右后方的墓室随即被炸，右前方的蔡悉墓也在劫难逃，被钢厂铺设的铁轨覆盖。1966年以后，包公墓“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护身符失灵，“坟头被扒开，地宫上的条石被撬坏，几场风雨后，墓室内便有了黑洞洞的一地污水。”1973年春天，包拯被钢厂征用“土地一片”的通知惊醒，不得不让出已沉睡了910年的土地。一番抢救性考古发掘后，包公墓、原葬墓、迁葬墓、大茔……的秘密相继出土。很快，那里改造成崭新的石灰窑。

站在如今重修的李鸿章墓前，我四下里徒劳地张望。除了李鸿章享堂的几间大屋，因钢厂挪作仓库而幸存下来，旧照片上的痕迹已被抹得干干净净，更不消说包拯那个时代的了。一道凌架半空的公路桥从市区呼啸而来，还有不远处，一根停止吞云吐雾的钢厂大烟囱，听说那里有望成为合肥的“798艺术区”。

今时今日的合肥李鸿章故居陈列馆

穿越千年的敬意

安徽广电中心的外墙嵌满了 “天书”，其大门正对的龙图路，车流密集。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条龙图路是近年合肥为数不多的、新增纪念包拯的地名之一。从龙图路转向怀宁路不远，便能看见安徽博物院。那里，保存着从大茔清理出来的文物，包拯墓志石也在其中。

曾经遭钝器击打得四分五裂的墓志石，已由文物专家拼接修复。通篇三千多字的《孝肃包公墓志铭》，我大概数了数，漫漶磨灭的约占1/4。而一行“其县邑公卿忠党之士，哭之尽哀。”让我仍能感觉到近千年前金斗城内外弥漫的悲伤。

治平三年，即包拯离世的第四年，兴化寺仁岳和尚将“西偏屋辟为祠，立公之像”。这是国内已知最早的包公祠记载。其位置朋友说大致在金斗河边，距离“少年包青天”的包家故宅应该不远。

北宋时，金斗河还在北门外流淌。两岸因航运发达、商贾云集，成了庐州府最富庶兴旺的地方。少年包拯跟随父母从乡下进城，就住在河南岸的凤皇桥巷，常常在屋后土坡名唤香花墩读书。南宋淳熙九年，毁于兵燹的包家故宅重修，包公祠也迁址附近。其时，金斗河已是斗梁城的内河。元末，庐州太守担心起义军攻城，堵住了金斗河的西北入城口。自此，金斗河失去“源头活水”，日趋破落。清末，有人发现“包家故宅”的小碑不见了，感叹“后恐无复有指其处者矣”。民国时期，金斗河晴则尘土飞扬，雨则污水泛滥，几与北京“龙须沟”无异。

连朋友也指不出包家故宅究竟何处了。这里是市府广场，周边商厦林立，楼宇高耸。相形之下，最古老的房子，莫过于十几年前市政府搬走后“退役”的办公大楼，都是1950年代的作品，典型的苏联建筑风格。在大楼与广场之间，在鲜花与绿树之间，那条人潮、车潮翻涌的淮河路就是已填埋六十余年的金斗河。包家故宅荡然无存，而此前五百余年，包公祠和香花墩悄悄完成了一场南淝河上的“漂流”。

自斗梁城筑好以后，历经元、明、清、民国，合肥城垣再无大的更张。明弘治元年，知府宋鉴看到城南护城河中一处沙洲，清雅幽绝，于是移花接木美其名曰“香花墩”，兴办“包公书院”，召包拯二十四世裔孙包大章及生员十余人就读。嘉靖十八年书院翻新，增建“包孝肃公祠”，前来拜谒者络绎不绝。

我和朋友赶来时，正值溽暑难耐的午后。四面环水的香花墩，其南面连接河岸。甬道两侧高大的水杉，将热烈的阳光弄得参差斑驳。拾级而上，眼前的包公祠是一座徽式三合院，白墙青瓦，沿袭晚清遗留的格局。光绪八年

和朋友信步香花墩上的小道，行至东端，清风徐来。伫足远望，满河莲叶接天。朋友告诉我，左手岸边马路是1950年代拆掉的斗梁城城墙遗址；右手侧前方，林木掩映的一大圈红墙黛瓦，就是1980年代重建的包公墓园，里面安葬着从大兴集辗转十多年迁来的35块包拯遗骨。

参考书目：

《宋史》《史记》《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包公传》《包公遗骨记》《香花墩志》《合肥老城志略》《包拯墓志铭》《宋故永康郡夫人董氏墓志铭》《崔氏墓志铭》《包绶墓志铭》《安徽省博物馆50年》等

庞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