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围绕着威震欧洲的匈人有不少谜团。他们是先进还是落后，是文明还是野蛮？他们是不是匈奴的后裔？本文将全部澄清这些问题。匈人看似落后，其实在组织和技术上都有若干意想不到的优势，与匈奴则基本上没有联系。

匈人是野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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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史学家阿利亚诺斯·马塞林曾经如此描述过给罗马帝国带来重大冲击的匈人：

匈人的孩子刚一出生，他们的面颊就被刀深深刻划，这样当他们长大时，脸上的刀疤纹路就会阻止胡须的生长，因此，匈人成年后，相貌丑陋，没有胡须，形同阉人。所有匈人都有五短健壮的四肢，肥短的脖子，身材畸形，形容可怕。

他们从来不盖房子，避之如同我们躲避坟墓，在匈人之中，你甚至找不到一间哪怕芦苇编成的陋室……即便在其他民族之中，他们也不会留在房屋中，除非是迫不得已，因为他们认为身处别人的屋顶之下很不安全。

匈人以亚麻衣服或缝在一起的森林鼠皮蔽体，无论在私人场合还是在公开场合，他们都只穿一种衣服。他们偶尔也会穿上我们的束腰外衣，不过这些衣物都很破旧，而且他们不懂换洗，直到衣服被磨损撕扯成布条，才会将它们脱下。

不过，他们的生活需求极低，他们不需要火，也无需可口的食物，他们食用野草根和半生不熟的肉类，至于是何种牲畜肉，他们从不计较。为了加热，他们会把生肉放在自己的大腿和马背之间捂一小段时间。

马塞林以文学虚构的方式，脉络清晰地讲述了匈人的故事。即使这样，也不能认为他的叙述完全没有价值，尤其是在现代找不到其他相关资料的情况下。

虽说作者为了迎合人们对匈人固有的印象，或者是为哥特人败于匈人之手寻找借口，从而夸大其野蛮恐怖的一面，故而在写作过程中有歪曲事实的情况存在，但总体而言，作者所提供的信息还是有根据的。

比如说，读者能够从马塞林的叙述中看到匈人的影子，“如此的丑陋和扭曲，以至于会被当作是两条腿的野兽，或者酷似在桥梁的护栏上看到的用斧头在枯树桩上面砍出的粗糙的类人形象”。

这种厌恶也反映了罗马人对匈人怪异长相的真实感受。和很多生活在干草原上的人一样，匈人会故意地把自己的颅骨压扁。颅骨塑形在当时有多普遍，这一点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新生儿头部被用布条紧紧地缠起来，这些像绷带一样的东西把石头或者木块等硬物紧紧压在婴儿的前额上。结果令人惊讶不已，匈人的鼻子根部被压得又扁又宽，而额头则变得十分夸张，被极大地拉长了。

参照其他生活在干草原上部族的情况，人们更容易理解马塞林所描绘的这些怪异的形象。匈人从来不换洗衣服，“直到衣服因为经年累月的磨损而破烂不堪为止”,与13世纪（据说是成吉思汗）要求子民“衣服非破烂不能换洗”的规矩如出一辙。

在马塞林的叙述中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匈人把半生的动物肉“置于自己的大腿和马背之间，以便让它稍微温热一点儿”，而据现代学者猜想，这些生肉是被当作药膏用于缓解马匹由于长期背负重物而导致的疮口。

马塞林认为生肉是为骑手而备的看法，是有道理的。14世纪，巴伐利亚的一位雇佣兵兼探险家汉斯·希尔特贝格（Hans Schiltberger）声称曾见蒙古人的邻居——鞑靼人（公元1240年，鞑靼人占领了基辅地区）这样做过。“我曾经见过鞑靼人在准备长途骑行之前，会把一块生肉切成薄片，放在坐骑的马鞍底下，饿的时候就拿出来一片吃掉。鞑靼人会事先用盐把肉腌一下，这样，肉就不会因为骑行时受热而腐败变质，并且这样处理过后，马的体温使肉里的水分蒸发掉了，肉质会更嫩。”经过嫩化处理的肉已经成为干草原一带的特色食物。类似的食物可在如今的餐馆里找到——鞑靼牛排，只是它的制作过程不再需要战马和马鞍了。

在其他细节上，马塞林的记载毋庸置疑是错误的。他说“匈人和他的女人睡在马车里。在那里女人为男人繁育后代，直到长大成人”，这说明马塞林忽略了匈人日常生活中使用帐篷的事实。

他还说“匈人不需要火，也不吃煮熟的食物”，而实际上匈人是用铜制的锅具煮制食物的。例如，公元1869年，在匈牙利西部的塔特尔·捷克哈勒姆（Törtel-Lzakóhal）发现了高约1米，重约41千克的容器。据猜测，这些硕大的容器很可能是作炊具用的。位于西伯利亚南部边陲地区的米努辛斯克附近的岩画显示，在公元1世纪前后，游牧部族的家家户户都在自家帐篷外面架起篝火，用炊具煮食物。和米努辛斯克地区的游牧民族一样，匈人也更喜欢吃煮熟的肉。

匈人强大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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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塞林的记述中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据他的观察，匈人基本上都在过着游牧式的生活，没有农业，也没有固定的居住地。

干草原面积广袤，从蒙古地区到黑海，横跨整个亚洲，在过去的十六个世纪里一直干旱少雨。在这里，生命仍然是十分脆弱的。雨季的轮回、青草产量的剧烈变化以及疾病的暴发都威胁着生活在干草原上的人们。

在困难时期，人们主要依靠羊群和马匹，而不是牛来生存。匈人是马背上的牧羊人，而不是牛仔。每年冬季，他们赶着羊群穿越开阔的平原，到达郁郁葱葱的牧场时，已经是夏季了。对于匈人以及其他游牧部族来说，土地的所有权并没什么意义，重要的是能够任意穿越土地的权利。

成群的匈人行进缓慢。笨重的木质马车运载着他们的财产和帐篷。帐篷的质地一般是羊皮或由羊毛制成的毛毡。食物只有一成不变的羊肉、马肉、牛奶和山羊奶酪。这些都可以通过觅食、狩猎和捕鱼等方式补充。

成功利用干草原过活，需要集体的力量以及适当分散人口，以避免某一个区域被过度放牧或开采。要维持一小群游牧人的生计，就需要一大片的草原。

部族中最基本的单位是家庭。如果能养得起的话，一个匈人可以拥有不止一个妻子，相应地，二十个这样的家庭会组成一个较大的群体。通过和目前生活在中亚地区的现代游牧民族相比较，从经济的意义上讲，数量在一百户到一千户之间的庞大家族是最理想的部落。

如果认为有数量更加巨大的匈人会浩浩荡荡地在同一时间穿越干草原，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从生态角度看，这也是不可持续的。

最重要的是，游牧部族离不开马匹。

在罗马人眼中，匈人的马匹，就像骑在马匹上的匈人一样，矮小和丑陋。根据与马塞林同样生活在4世纪的罗马兽医弗拉维斯·韦格蒂乌斯（Flavius Vegetius）的记载，匈人所使用的马匹长着钩状的脑袋，眼睛外凸，鼻孔狭窄，鬃毛蓬松而散乱，一直垂到膝盖之下，拥有硕大的肋骨，宽宽的马蹄，长着浓密毛发的马尾和瘦削的身体。

这些特征都和那种养在温暖的马厩里，冬季还配有特殊草料的马匹完全不同。匈人的马匹强壮，不挑草料，终年都可以在大草原上驰骋。

韦格蒂乌斯尤其赞扬了匈人的马匹耐力、坚忍以及耐寒耐饿的品质。“匈人的马瘦瘦的，很耐看，即便是在丑陋中也还有一丝美感。”

对于匈人来说，骑术是必备的生存本领。有了娴熟的骑术，匈人不仅可以管理自己的牲畜，还可以去骚扰那些已然定居的邻居。一小撮匈人在马背上就可以决定发动攻势的时间和地点，伏击敌人，之后快速消失在广袤的干草原上。

匈人对黑海以西的哥特人发动攻击这件事，表明匈人十分擅长打砸抢。他们经常是从天而降，然后一阵风似的消失了，留下满目疮痍的破败景象。对于匈人发动的突袭，被袭击者几乎没有提前防御的可能性。在现代战争中，卫星和空中侦察设备的使用大大减少了突袭所造成的损失。在古代世界，也许只有天边的一团烟尘预示着一场突袭的到来。

匈人兼有迅猛的速度和强大的战斗力。匈人士兵能够在马背上连发数箭，且每一箭都会命中目标。他们使用的是一种长约1.5米的复合短弓，中间用木材作胎，面向射手的一面贴着牛角制的角片，面向目标的一面敷上牛筋丝，弓弦的把手和两端用牛骨固定。这样，满弓时，牛筋丝可以抗拉伸，角片可以抗压缩，不同材质的结合，使它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武器。

现代研究发现，埃及法老曾经证实过这种弓箭的有效射程在188米左右。另一种用紫杉木浅色的边材和深色的芯材制成的长弓也体现了同样的设计理念，这种长弓在15世纪早期英国重创法军的阿金库尔战役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匈人十分珍视这些武器，不舍得把它当作陪葬物，现已发现的只有折断了的弓和废弃的牛骨固定片。

擅骑术，用短弓，闪电出击，迅速撤退，这些因素合理解释了匈人何以如此令人惧怕，但先进的武器，并不是匈人屡屡获胜的秘诀，上述因素的合力才是。

匈人在战斗

匈人的作战策略与罗马人或哥特人有所不同。马塞林对匈人的描述可能引自4世纪70年代曾目睹匈人与哥特人作战场景的时人的言论。

匈人的箭很具迷惑性，让人无法察知其方位，紧接着，他们会冲上来展开肉搏战，并朝敌人投掷套索。熟练地使用被马塞林称作新式武器的套索，以及其他一系列高效且令人措手不及的作战手段，是匈人战胜全副武装步兵的关键因素。

“匈人先是在远处射箭，然后迅速冲到两军交锋的地带，不顾死活地与敌人短兵相接。趁着敌军躲闪猛刺过来的刀剑的时机，将套索扔到敌人身上，困住其四肢，使之动弹不得。”

要想成功地运用这种战术，需要纪律严明的士兵和有效的军事指挥。虽然马塞林坚持认为“匈人不会臣服于任何皇帝的统治”，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匈人非常忠于自己的首领”。他没有明确解释“首领”这个词，但似乎暗指战时临时聚集在一起的若干部族的头领，而不是所有匈人共同的头领。

当然，我们还是要慎重对待马塞林的叙述。虽然他所记录的有关匈人组织的情况有可靠之处，但他的意图是对比匈人通常的无政府状态和战争时期暂时的有序性。显然，这种对比言过其实了。实际上，在非战争期间，匈人的秩序性也远远好于马塞林的记载，只是他不愿承认这一点罢了。

在干草原地区，生存状况严重依赖于对放牧权和通往夏季牧场的通道的控制，匈人向西进入黑海地区必定是某种集体决策的结果。

正如马塞林自己所言，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匈人能拥有弓箭、马车和刀剑。换言之，他们与擅长木工和铁艺的定居部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制造弓箭需要的技艺更是非常专业。14世纪埃及有一位箭术行家泰布葛哈（Taibugha），他是当时伊斯兰世界中最权威的行家：

制造弓箭需要极大的耐心，没有一年的时间是造不好的。秋季是雕刻和准备木胎，以及切割和调试牛角片的最佳时节；冬季时弯折和塑形，而春季的牛筋丝是最好的。最后，尚未完工的弓要在夏季上弦，将弓弯曲到理想的形状并将各部分黏合在一起，最后涂上颜色。

一个能干的工匠要花费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制造一把弓。通过泰布葛哈的叙述可知，弓的制作过程十分精细，但并不费时。利用四季的不同条件寻求制作某个部件和最后黏合完工的最佳时机。关键是能够在合适的季节找到所需的原料，并妥善保存各种尚未完工的半成品。整个过程需要专业化的技能、大量材料的前期投入以及漫长的制作过程，这些只有定居的部族做得到，而终日游荡在干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是无法完成的。

没有人知道匈人是如何持续获得刀剑、青铜器、弓箭和马车这些物件的。也许他们的部落里就融合了一部分铁匠、木匠、车匠和弓箭制造匠。这些人也许是自愿为匈人服务的，也许是在战争中俘获的奴隶，被迫做这些事的。

即便如此，这些随军的工匠也很可能只是权宜之计，用于维修或应对其他紧急情况。匈人有可能通过跟生活在干草原边缘比较富饶地区的居民进行交易才获得了这些手工制品。

对于游牧部落来说，经常和农场、村庄打交道是非常必要的。在风调雨顺的年景中，牲畜的数量有盈余，也不大可能卖给其他游牧部落，因为后者也会有不少的盈余。而遇上较差的年景，就必须找个有谷仓的地方购买粮食以避免挨饿。

在广袤的干草原上，游牧人、农夫和手工艺者必须紧紧绑在一起，相互依存。只有精心维护这种长期以来建立的关系，匈人的马和羊才能变成粮食、马车、青铜器和弓箭。通过反复偷袭以消灭这些农耕部族，对匈人可没什么好处。

综合上述因素，很难相信匈人是马塞林或他的很多读者所想象的那样：如野兽般的游牧部落，相貌丑陋、畸形，永远没有固定居所，即便睡觉时也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不需要火，没有律法，也丝毫不受道德约束。

事实上，匈人的社会组织是有序的，经济也比较发达，并不像马塞林所记述的那般离群索居。我们可以把他们想象成高度流动、装备精良、没有固定居所，但却和农夫以及手工制造者关系密切的松散的氏族联盟。

匈人最大版图

当然，这种氏族联盟组织即便比史料记载的更严密，也仍然缺少一个城市文明所应有的政治和文化机构。与当时生活在地中海周围城镇中的人截然不同，匈人就好像“水塘四周聚集的青蛙”（柏拉图之语）。

在这一点上，马塞林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一片巨大的隔离带将广袤的干草原与舒适宜人的罗马帝国分离开来。

为什么说匈人跟匈奴无关

3

马塞林的记载有一个局限性，那就是对于匈人的起源，他只字未提。他只说匈人来自远离文明的“麦奥提克沼泽地（the Maeotic Sea）以外的冰冻海洋之滨”（克里米亚半岛以东和亚速海一带）。

像其他游牧部落一样，匈人“突然出现”在干草原上，远离已知世界的边缘。当代的学者在追溯匈人的发源地时，力图把其位置描述得更为精确一些，但仍无定论。

其中一个困难在于证据的可靠性。匈人遗留下来的物件只能证明其身份、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任何游牧民族所遗留下来的实物都远远少于定居民族。让情况变得更复杂的是，游牧民族的高度流动性意味着他们的习俗、手工制品和装饰物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流通，很多留存下来的实物都是定居部落通过交易从匈人那里得来的。

在欧洲文化当中，诸如颅骨塑形术和为制作复合材料的弓箭而准备的牛骨都是外来者入侵的有力证据。黑海以东地区便不是如此了。这些看似独特的风俗习惯在很多地区盛行，从克里米亚到高丽地区都是如此。从考古学的角度看，生活在干草原地区的不同游牧民族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像扁平的颅骨和结实的骨骼这样的特征并不是匈人所独有的。

一个关于匈人起源的理论尚未得到证实，那就是，匈人是“匈奴”（Xiongnu）的后代。

匈奴是生活在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他们在公元前3世纪末建立了一个庞大帝国。匈奴与汉朝皇帝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并与这个自公元前206年开始统治古代中国长达四个世纪的王朝，在公元前1世纪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

公元48年，匈奴帝国分裂，其中内蒙古地区的南匈奴请求内附，归顺汉朝，而位于北部的蒙古地区的北匈奴于80年代在汉朝和当时来自北方的另一支游牧民族鲜卑人的联合打击下进一步削弱。

在某个时候，也许是在被汉王朝瓦解之后，抑或是在鲜卑人的威胁下，残余的北匈奴向西迁移，以保留自己最初的身份，直至以“匈人”（Huns）的身份传到欧洲大陆。

这一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学者中备受推崇。但有争议的是，当时的资料极为有限，而且中国有关匈奴的描述也常常自相矛盾，他们都忽略了考古方面的证据。很多有关匈奴和匈人的证据尚未系统出土或公之于世。

这场争论的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对于很多学者来说，将来自蒙古地区的匈奴与在欧洲发现的匈人建立关联，是为了抵御长久以来的来自东方的威胁，以保护西方文明。历史上的匈人就是一个教训。匈人的中国身份一旦确定，他们入侵罗马帝国的行径就成了东西方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循环的佐证。

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长城以西的内蒙古鄂尔多斯沙漠地区出土了一批青铜手工艺品，此后，人们对于匈奴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

这些手工艺品表明，来自蒙古地区的匈奴和欧洲大陆上的匈人存在很大差别。东欧出土的公元四五世纪的物件没有任何一件饰有美丽的艺术化的动物和神话生物（马、羊、相互搏斗的老虎、长颈鹿以及龙），而这些是匈奴纹饰的主要特征。目前，还没有可靠证据可以推翻六十年前20世纪最权威的匈奴文化专家奥托·曼森–黑尔芬（Otto Maenchen-Helfen）的言论：

鄂尔多斯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是由当时的匈奴制作或使用的。通过观察这些出土的物件就能发现，它们和欧洲的匈人曾占据过的地区所出土的物件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有人们熟悉的动物风格主题……在这个有着丰富艺术主题的宝藏里，没有一件匈人的物品。

著名的鄂尔多斯青铜器

匈人绝无如此华丽的动物纹器具

最近从蒙古地区发掘的考古证据进一步表明，来自欧洲的匈人与来自蒙古的匈奴有很多不同。

考古学家在蒙古国和俄罗斯交界地带的外贝加尔地区发掘了一些存在于公元前1世纪到2世纪之间的匈奴遗址。在如今的乌兰乌德城附近的伊伏尔加，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城市文明的诞生，宽阔的防御城墙拱卫着一个规划整齐的大型居民区和成排的房屋。居民从事农耕、放牧或者铁艺。这些生活在要塞城市的富裕的匈奴农夫一点儿也不像匈人。

1996年，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科学院公布了在伊伏尔加地区发掘的地下陵墓。虽然这次出土的文物在种类和范围上较上一次有所增多，但总体而言，仍验证了奥托·曼森–黑尔芬先前的结论。匈奴的装饰风格与欧洲的匈人之间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相似性。

伊伏尔加的匈奴城市遗址

如果跟蒙古地区和匈奴没有血缘关系的话，那么欧洲的匈人是从哪儿来的呢？根据一些证据，最好的解释是，他们来自蒙古以西地区，大致在阿尔泰山脉东部边缘地带和里海之间的某个地区，相当于今天的哈萨克斯坦。虽然这个解释并不能令所有人都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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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世界第九大国家，面积有100多万平方千米，相当于4个得克萨斯州或法国的面积。其东部和北部分别与中国和俄罗斯接壤，西临里海。

哈萨克斯坦中部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干草原，约78万平方千米。这里的气候与加拿大大草原相似：夏季中，7月的气温高达21℃；冬季里，1月的气温不会高过–12℃，甚至经常会降至–17.8℃。由于降雨稀少，哈萨克斯坦干草原上没有树木，只有一望无际的草，以及一片又一片的沙漠。在这片平坦而广阔草原上，风吹得又冷又猛，有时强得足以把人吹翻。

也许匈人的故土就在这一望无际、单调的干草原上？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这的确有些令人失望，和马塞林所说的匈人的故乡“在麦奥提克沼泽地以外冰冻海洋之滨”的含糊说法没什么两样，但是，匈人源自哈萨克斯坦干草原的说法相比150年前毫无根据的猜测，却是进步了不少。

这种说法将匈人的发源地置于广袤的草原游牧地带，同时，指明他们与匈奴之间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联系，因此匈人的故乡不太可能远在东方的蒙古。

最重要的是，破除了匈人来自“神秘的东方”这样一个误解，也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于匈人乃至“东方”的种种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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