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雄国与沙门思潮，看印度的“春秋时代”
印度历史也是有春秋的，这倒并非是恶趣味的对比。虽说其文化的精彩程度而言与中国的春秋时代相比略逊一筹，但其文化精彩程度仍不失为印度历史上极为灿烂的“春秋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印度的历史走向大体出现了和中国春秋时代相似的表象——十六个割据的列国以及尤为繁荣和活跃的宗教文化，而这种宗教文化并不是我们下意识所想象的宛如欧洲中世纪那般黑暗和愚昧的时代。
相反，在这种宗教文化的成长过程中，它充满了无尽智慧的辩论，在宗教的外衣下，实际上是僧侣们对这个世界和人类充满洞察力的观察和认识以及想象。如此来看，说它为印度历史之“春秋时代”，倒也是十分应景的。
十六雄国类似于我国的战国七雄时代，这一时期印度境内分布着十六个国家，它们互有强弱，正犹如战国七雄相互兼并一样，十六雄国之间亦纷争不断。其中摩揭陀国、跋阇国、憍萨罗国、跋蹉国四个国家最为强大。而在四国之中，又数摩揭陀国最为强大，按照印度历史的发展，摩揭陀国是最有希望和可能统一印度的本土政权。
这个王国清晰地呈现了幼龙王朝、难陀王朝和孔雀王朝这样的发展历程，不过孔雀王朝的关系很难和摩揭陀国有所关联。这是由于在难陀王朝后期，由于正逢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印度，彼时的亚历山大越过开伯尔山口，带着马其顿军队横扫北印度。在亚历山大撤离印度以后，据说那位来自于一个家庭以豢养孔雀为生的年轻人旃陀罗笈多·孔雀组建起一支军队先后击败亚历山大留下来的军队以及难陀王朝的统治，顺利建立孔雀王朝。
历史的久远和史料的缺失已经不足以使我们窥探过往的历史，孔雀王朝的建立终结了十六雄国的历史，印度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帝国式政权。这个时期正值我国东周战国时代，谈到十六雄国，难免是要将其和佛教的历史联系到一起的。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出世的年代正是十六雄国时期。
十六雄国分布图
他的国家名为迦毗罗卫国，一个由释迦族统治的小国家，臣服于憍萨罗国为宗主国。这个国家的位置大体在尼泊尔西南境，与印度交界的地方，他的父亲便是净饭王，又名首图驮那。实际上像迦毗罗卫国这样的小国家，在当时强敌环伺的形势下发展前景十分堪忧，可以设想它最终的消亡是在憍萨罗国的兼并或孔雀王朝的扩张下结束的。
后世学者在研究乔达摩·悉达多出家求法时，很愿意把十六雄国时代复杂的形势代入到他的动机之中。尽管乔达摩·悉达多在《中阿含经·柔软经》自述说：自我昔日出家学道，为从优游，从容闲乐，极柔软来。我在父王悦头檀家时，为我造作种种宫殿，春殿、夏殿及以冬殿。生活的优越并没有掩盖他的慈悲心和对世间感到的诸多困扰。
按照后世学者的说法，幼年丧母（其母亲在诞下他七天后殡天）、前途暗淡的国运、浓烈的宗教氛围和贫苦人民的生活融合到一起后激发了他的出世之心。“四门游观”之后，他见生老病死四苦，终于离开迦毗罗卫国外出求法。他的足迹遍布了十六雄国之中大部分的国家，如摩揭陀国这样的大型国家，到过佛教经典经常出现的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
王舍城遗址
历史有时候总有一种巧妙的重叠，圣人们的人生经历也颇有某种相似性，孔子周游列国以兴周礼，老子出函谷关游列国，乔达摩·悉达多周游十六雄国以求法……时代的动荡和思想的活跃，这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定记忆和符号。
印度春秋：沙门思潮和宗教辩论在佛教未曾兴盛之前，在北印度境内最为流行的是婆罗门教，这是由雅利安人在征服印度的过程中逐渐孕育出来的宗教。它起初由吠陀教脱胎而成，后又蜕变为今日印度的印度教，或称其为新婆罗门教。世人对婆罗门教最熟悉的地方应当莫过于它的种姓制度，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种姓制度的完善和根深蒂固少不了婆罗门教在宗教层面上对其固化，同样婆罗门的崇高地位也少不了种姓制度的强化。
十六雄国时代社会局势动荡，北印度境内的思想大海也尤为活跃，乔达摩·悉达多求法成功以后形成了佛教。于是，对世界的不同认识和理解最终激发了印度版的“百家争鸣”，在吠陀时代婆罗门教备受尊宠，这固然是由于雅利安人刻意推崇的结果，这种推崇带来的结果就是确立了婆罗门教不管是在世俗还是思想上的权威地位。
但随着十六雄国的到来，它的地位也随之变得摇摇欲坠——与之对立的沙门思潮出现了。
所谓的沙门（Samana，如今人们听到这个词汇多半会将其和佛教联系起来，它也逐渐演变为佛教的专有词汇。但在过去，它是指勤息、息心、净志，古代名为娑门、桑门，后来被罗什法师改为沙门。在十六雄国时代，沙门思潮是指和婆罗门思想对立的各种流派的宗教和哲学思想。
在沙门思潮中影响最大的是佛教、耆那教、生活派、顺世派和不可知论派这些流派，这就类似于我国的儒道法墨子家的区别了。它们各自的哲学观点都不尽相同，但都反对吠陀时代婆罗门教的权威统治，甚至反对婆罗门教中宣扬的梵天创世说，关于世界的起源，这些思想家们难得摒弃宗教的眼光，而以哲学的思想去审视。
他们提出了偶然因说（世界是由偶然原因构成的）、自然因说（世界是由自然的物质原因构成的）、结合因说（由物质和精神的原因结合而成）、生类因说（世界的各种事物及人分成不同的种姓是先天命定的）这些摆脱了宗教眼光，将自然和现实结合的哲学观点，这种超前的认识不可谓令人惊讶。
如其中的顺世派反对婆罗门教的宗教学说，这是一个秉持唯物主义论的流派，他们否定神的存在，宣称世界的构成是由物质组成，而非宗教学说中宣称的神创论。在这个朴素的思想流派中，他们提出物质的构成由地、水、风、火四种元素，正是这四种元素在不断的运动中构成了整个世界。
这一流派有一句名言为：
谁铦诸刺？谁画禽兽？谁积山原？谁凿涧谷？谁复雕镂？草木花果，如是一切，皆不由因。于造世间，无自在者。所以他们的思想和佛教也是相违背的，如佛教和婆罗门教秉持的“轮回”学说在顺世派看来是不可取的。他们更主张幸福并不在于积德行善，以求取下一世的幸福，而应当在今生去追求，甚至所谓的幸福也不在天堂，而是此时此刻，今生今世。因此，佛教把他们称呼为“现世涅论”，难得可贵的是他们反对婆罗门教中的种姓制度，要求种姓平等，以及在社会伦理方面的平衡。
耆那教如今在印度依然盛行，尽管它拥有的信徒只有400万，耆那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自十六雄国时代组建之始，这个宗教便带有明显的叛逆基因和苦修精神，尽管它本身是一个宗教。可是耆那教徒并不信神，教派内亦没有崇拜神，他们只崇拜教派的24位创始人。
他们反对偶像崇拜，主张苦修灵魂，使精神达到圆满的精神，从而摆脱世俗的困扰。与传统宗教中虔诚的信仰相比，耆那教主张理性高于宗教，通过正确的道路、知识和操行才能使自己达到解脱，在十六雄国时代，这种思想在当时宗教气息极为浓烈的氛围下可谓是一朵奇葩，耆那教不仅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同时也反对生活派提出的宿命论。
在当时那个思想活跃的时代，如生活派这种流派提出了宿命论，他们认为世间的一切人事物都是由命运注定的，人的意志和道德伦理都是无效的。尽管耆那教对此提出猛烈的批评，但是它却神奇地在孔雀王朝和戒日王朝时期尤为流行，直到15世纪这种思想依然存在。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也彰显了人在理解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时难以避免出现的一种本能猜想。
不可知论派则对这些流派的哲学和宗教思想秉持着怀疑论和不可知论，他们认为世间的一切真理和人事物都并非绝对的，所有一起的事物及世界的构成以及运作都是未知的，值得怀疑的，甚至有些观点的存在也是亦有亦无的关系。不可知论派对世界的看法保留了很大的余地，同时又带有很深的怀疑，因此被佛教徒称之为“以捕捉的鱼学说。”
沙门思潮时期涌现了诸如此类百花争艳般的学说思想和宗教理论，标志着印度历史进入了一个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的“百家争鸣”时代。婆罗门教的思想和地位遭到猛烈的批评和动摇，在十六雄国时期，婆罗门教的地位日渐衰微，在孔雀王朝时代，婆罗门教思想进入了一个蛰伏期，直到笈多王朝时婆罗门教才开始复兴和壮大。
而在十六雄国时代，由于各种思想流派的兴起，亦引发了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辩护和批驳，其中主要以批判婆罗门教的思想、种姓以及残酷的祭祀制度为主，其中又以佛教对婆罗门教的批判最为活跃。由于佛教和婆罗门教的对立甚至引发了婆罗门教势力通过旃遮伪装怀孕事件、孙陀利被害事件对佛教的迫害。这也表现出当时婆罗门教和其它流派与宗教之间尖锐的矛盾。
十六雄国是印度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国家林立，各种流派的思想十分活跃，佛教在这一时期发端和壮大，其它流派的思想也对后世印度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作为印度历史思想发展最为活跃的一个阶段，最后的结果却是佛教在穆斯林的打击下在印度濒临绝迹，而婆罗门教最终却成为最终的胜利者，或许这也预示了哲学思想和宗教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也需要依附于政治才能生存与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