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纳粹德国倒台后，人们从诸多遗留物品中找到了一些骇人的东西：纳粹的档案室中，居然有一批以处决为主题的录像带。手段之残忍，画面之血腥，要是放在咱们这儿，分分钟被和谐的节奏。

鲜为人知的是，这些处决录像是被纳粹头子希特勒当“电影”来看的，估计还一边看一边咬牙切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事儿得从1944年说起。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苏军开始反扑；到1944年初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一片大好，在这种背景下，德军高层中一大批对纳粹本来就不怎么看得顺眼的高级将领，开始试图劝说元首结束这场战争。

最早做这种尝试的高级将领之一，便是我们熟知的隆美尔元帅，他曾在多次军事会议后礼真诚地恳请凯特尔帮忙劝劝元首，“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

无奈凯特尔本身就是元首的一条走狗，还有一个庸才帝国元帅赫尔曼·威廉·戈林在元首耳边煽风点火。隆美尔的请求不但被当场驳回，凯特尔还谄媚地称赞了一番，把元首吹捧为世间难得一见的“军事天才”。

虽然隆美尔、曼施坦因、古德里安等人很焦急，但作为军人的他们只能服从命令。因此，改变第三帝国命运的希望在另一批人手里，他们便是“贝克-戈台勒集团”。

所谓“贝克-戈台勒集团”，实际上就是反对纳粹的人组成的团体。早在1938年，一批传统的德国政客和军事将领认识到纳粹的邪恶性，那时他们就计划逮捕纳粹党的几位党魁，并借助手中掌握的部队，解除党卫军的武装。

这个计划必须建立在英法等国对德国宣战的基础上，出乎意料的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这些欧洲霸主们竟然选择了屈辱性的妥协，“贝克-戈台勒集团”的第一次尝试便流产了。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贝克-戈台勒集团”对元首招惹了苏联这个可怕的敌人感到非常不满，又计划在元首赶赴前线视察部队时将其逮捕。

最理想的情况是迫使其放弃哈尔科夫，与苏联达成停战协议，然后将冯·博克元帅推为新任最高统帅；如有任何意外，就立刻将希特勒处决。不过，元首当时带了一大批党卫军当保镖，这个计划也不了了之了。

在之后的两年多世间里，该组织又做了多次尝试：将一枚朗姆酒外形的炸弹放进纳粹高层的包机，谁知因为天气太冷，炸弹没有爆炸；在元首参观一批缴获的苏军武器时，因为元首不感兴趣而提前离开，计划又泡汤。

直到1944年，战局迅速恶化，“贝克-戈台勒集团”终于制订了一个相对周密的计划。

他们计划在纳粹高层的军事会议上引爆炸弹，炸死包括元首在内的纳粹党骨干，随后，该组织控制媒体和军队，将罪责全部推给纳粹党，并指挥军队解除党卫军武装；控制德国各大城市，建立新的政权，戈台勒担任总理，贝克摄政，隆美尔和克鲁格实际上成为军队新的统帅。

力图与盟军和苏军停火，公开审判纳粹战犯。组织将该计划赋予了北欧神话中复仇女神“瓦尔基里”的名字，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刺杀希特勒”。

这个计划看上去完美无缺，然而由于过分谨慎，负责执行计划的各部分彼此之间联系并不充分。执行刺杀计划的冯·施陶芬贝格也临时改变主意，没有等戈林、希姆莱等人出现，而是在会议室内激活了炸弹。

更不巧的是，他原本携带了两枚炸弹，因为情况仓促，最终只激活了一枚。种种偶然因素叠加在一起，为计划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施陶芬贝格将激活的炸弹装在公文包里，悄悄踢到元首附近，然后立刻离开了。20日12时37分，当施陶芬贝格借口离开会议室时，炸弹离元首只有不到2米。

然而，就在炸弹将要爆炸前夕，陆军总参谋部作战处首席参谋勃兰特上校被包绊了一下，他恼火地将公文包挪到了会议桌的另一侧。正因此，炸弹的威力大打折扣，最终只炸死了离炸弹最近的4人。

其实，虽然元首没死，但贝克-戈台勒集团仍有大把机会。当施陶芬贝格宣布炸弹爆炸后，组织并没有立刻发动政变，而是一直在等待消息。纳粹则故意封锁消息，最终先下手为强。

在元首的直接命令下，盖世太保展开了血腥的清算，有7000多人被捕，绝大多数人惨遭处决。枪决算是“优待”了，大多数人被酷刑蹂躏到死，比如被铁钩钩穿肚子或脖子，挂在空中等死；或是被钢琴线勒住脖子，然后吊死。

这些都被录了下来，成为我们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些特殊的“电影”。最倒霉的莫过于隆美尔了，对政权忠心耿耿的他，仅仅因为他的一些话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贝克-戈台勒集团”的记录里，因此被迫自杀并被国葬，真可谓是“躺着中枪”。

“瓦尔基里”行动的失败和元首的苟活有多么偶然呢？学者考证后表示，如果施陶芬贝格将两枚炸弹都激活，那么元首必死无疑；如果挡住炸弹爆炸的桌板薄哪怕几厘米，元首必死无疑；

即便是这些都发生了，元首仍极有可能因伤口感染死在1944年，然而最终拯救他的，却是敌人盟军发明的一种救命药——青霉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