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同市区去云冈石窟寺的半路之上有辽代所建之观音堂，观音堂西大约300米的北崖火成岩上，刻有2米见方的巨大“佛”字，故而此地名佛字湾。“佛”字原据当地老年人讲，距地面原有三丈之余，只是后来修建公路，路面变高，字距地遂近了。

此佛字楷书，笔划苍劲有力，气势昂扬，是不可多得的摩崖字刻，也是研究我国书法的实物资料之一。笔者曾有诗为记，如下：

（一）神剜天巧岂人谋，青经勾连最上头。煮雪洗心聊一问，老僧遥指白云酬。（二）朱红划石应天谋，鬼凿勾连元魏丘。昙影佛光淆一色，谁人到此不抬头。

但让人鄙夷所思的是，此佛字后没有记载所刻年月，也没有题名留款，究竟书于何朝何代，何年何月，又出于何人之手，查遍大同史志典籍，均无文可考。

其字传说纷纭，其中多认为出自清康手笔。据传说，康熙帝来大同，路过此地，听说河对岸有一处李家坟地，夜间灯火通明，管乐齐鸣，疑恐有真龙天子出世。康熙皇帝为保住自己的江山，亲书一佛字，镌刻在对面的石壁上以镇之。后李家没有出真龙天子，而是出过一名唱戏艺人专扮朝廷的假皇帝。

另有一说，康熙西征回銮，朝拜云冈石窟寺路经此地，发现南面群山呈二龙争珠之势，认为将有真龙天子出世。康熙忙书“佛”字，刻于对面石壁上永做镇压。当然，此两则均为民间传说，可信程度大打折扣。

康熙皇帝是来过大同，一次为康熙三十五年冬即公元1696年，西征葛尔丹回銮的时候，曾驾幸云冈石窟寺和大同，并留“庄严法相”于云冈，行宫设在大同人在籍松藩镇总兵高鼎家。康熙在大同仅仅待了两天，题写的匾额却很多，大同总兵俞益谟、大同总兵马见龙、大同总兵张文焕；大同知府叶九思、大同知县周全功、佘松生都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御笔亲书，《大同县志》都有详细记载，却唯独不见片言“佛”字，由此可见，康熙御笔“佛”字是一个传说而已。

据清道光版《大同县志》记载：“蛤蟆石湾石壁，镌”佛”字，大径丈。又名佛子湾。”又据观音堂明万历三十年即公元1607年碑文载，“云中城以西越十五里之遥，有观音堂古刹。流传原地名蛤蟆石湾，怪物扰害其间，民用不宁，道路阻塞。辽重熙六年(1037)六月又九日，忽大士（观音菩萨）现丈八金身，偕左右菩萨明王，从秦万佛洞飞往水门顶山头（指观音堂对面马武山山头），从此妖魔降灭，地方宁谧，父老聚族而议……大众鸠工立寺”。

这段以神话色彩记述了观音堂的由来，反映了长期处于战火连绵的大同人民，祈求和平安定，祈求神灵庇护的心态。从这段碑文中，其一，清楚地看到文中“流传原地名蛤蟆石湾”中的“原”字，说明此地在明万历时已有佛字湾之称，不然不会用原地名。

上碑所提到的辽重熙六年即公元1037年，正是辽兴宗耶律宗真在位期间。在辽兴宗与辽道宗执政时期，在西京大同修建了许多规模宏大，令人叹为观止的佛寺建筑。如大同上、下华严寺、西岩寺、应县木塔、以及对云冈石窟1-20窟前面加木结构的石窟十寺，同时修建了观音堂。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建观音堂时，于水门顶对面崖上镌刻佛字，是极有可能的。

至于为何要在此镌刻佛字呢？其实不难理解，武州塞自古为交通要冲，塞外少数民族各部落向中原王朝朝贡、互市、通商、和亲都要经过此路。秦大将蒙恬北击匈奴，“筑城武周塞内以备胡。”北魏在平城建都后，此路又是从盛乐(内蒙和林格尔)通平城的必经之路，也是皇族通往葬地金陵的必经之路。北魏皇帝自明元帝始先后七次到武州山祈祷，这里已成为北魏王室祈福的神山。石窟寺的兴建，这里又成为佛山圣地。辽代在此大兴佛寺的同时，镌刻佛字是意在情理之中的事。

再说，按照观音堂现存万历三十五年(1607)碑文所载，观音善萨降魔建寺的神话传说，十里河蛤蟆石湾中最狭窄的水门是此路最险要之处，在辽代战乱频繁，在此咽喉要道上常有绿林好汉出没，杀人越货，不正是正是碑文中，“扰害其间”的所谓怪物”吗？。于是既以神话为由建观音堂；又则以“佛”字，借佛以规劝世人，诚心面佛，可放下屠刀，修成正果。

由此也不难看出，辽兴宗、道宗不惜重金，尊崇佛法，大建佛寺，抄刻经藏的良苦用心。说明其统治者就是借助封建迷信以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佛字湾佛字镌刻与观音堂同为辽代刻建就不考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