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庆历年间，宋夏战争爆发，西夏李元昊数次带兵入侵宋朝陕西一带。宋夏多次交战，宋军败多胜少。为了抵御西夏，宋朝采取范仲淹的主守策略，开始在陕西各路修建防御工事，阻止西夏军的入侵。其中位于秦州水洛城的修筑，使得当时宋朝在西北两个大佬范仲淹和韩琦起了纷争，并在几年之后又将纷争延续到朝堂之上。

水洛城修筑的纷争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正好处于庆历新政期间，且与宋夏之间有着莫大的关系。韩琦和范仲淹自庆历元年开始就在对西夏策略上有着不同的意见，两人又同属庆历新政的主导者。两人起了纠纷，反让人觉得庆历新政中的改革派似乎也未不团结。

关于水洛城修筑事件，通过以下时间节点所发生的事情，更能捊清脉络：

1.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宋夏好水川之战爆发，宋军大败。

2.庆历元年（1041年）十一月，知庆州的范仲淹首次提出在水洛城筑城，其理由是：阻止西夏军进入秦亭之路，使秦、渭州通行，对宋朝有利。

3.庆历二年（1042年）二月，韩琦反对范仲淹的主张，理由是：1.修筑水洛城会反给西夏的入侵提供便利；2.修筑水洛城耗费太多人力物力。

4.庆历二年（1042年）九月，宋夏爆发定川寨之战，宋军大败。

5.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静边寨主刘沪占据水洛，招抚当地的羌、氐等蕃部，并向陕西四路招讨使郑戬建议在水洛筑城。郑戬上奏朝廷，朝廷采纳刘沪的建议，郑戬派董士廉与刘沪负责修筑水洛城。

6.庆历四年（1044年）二月或三月，郑戬被罢陕西四路招讨使，改知永兴军路，宣抚陕西的韩琦和知渭州的尹洙下令停止筑水洛城，刘沪、董士廉抗命，继续修筑，尹洙派狄青前往水洛城将刘沪、董士廉捉拿下狱。

7.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到四月，朝廷上下围绕该不该筑城、刘沪是功是罪起了争执，范仲淹和欧阳修认为应继续修，并建议调走狄青及尹洙。韩琦则继续反对修筑。

8.庆历四年（1044年）五月，朝廷派鱼周询、程戡等去水洛城勘察，周询、程戡等回报宋仁宗，水洛城已修大半，放弃太可惜，建议继续修。宋仁宗下次释放刘沪、董士廉，命其继续修水洛城。当月，水洛城修筑完毕。

在好水川之战中，宋军战败，其对夏策略也从攻转守，筑城防御也成为当务之急。从以上可以看出，支持修筑水洛城的有：范仲淹、欧阳修、郑戬、刘沪等人；反对在修筑水洛城的有韩琦、尹洙、狄青等人。以韩琦为首的反对筑城派和以范仲淹为首的筑城派的意见是相左的，主要争执在于以下几点：

1.水洛城方向不是夏军主攻方向。宋夏几次交战都集中于泾原路、鄜延路，李元昊倾向于往西面侵宋，从未攻打过西南方面的秦凤路。韩琦认为既然李元昊不从这方向攻宋，则没有必要筑水洛城。范仲淹则希望在西北构建完善的防线，以应对西夏。西夏是主动进攻，宋朝是被动防守，宋朝如何能确定西夏的下一次进攻方面不是秦凤路呢？

2.筑水洛城是否真如范仲淹等人所说能“断贼入秦亭之路”。韩琦则认为筑水洛城确实能让秦、渭州通行，这给宋朝带来便利，但也会被西夏所利用，所以水洛城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

3.筑水洛城耗费人力物力，韩琦认为应优先修筑前线的城池，对于不是主战场的水洛城，则没必要去修筑。

4.郑戬认为修筑水洛城，招抚当地的羌、氐部落，让他们帮助抵御西夏，反之，将得不到这些部落的支持。

从双方的争执来看，显然公有公理，婆有婆理。从后来的结果来看，水洛城虽修筑完成，但宋夏关系缓和，双方没有发生战争，水洛城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20多年后，宋夏再次爆发战争，其主战场仍然是在泾原路、鄜延路两路，与水洛城没有关系。由此看来，水洛城真的是白建了。

这当然是后人由已知的结果倒推出的结论，韩琦和范仲淹作为当事人，则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断。我认为水洛城该不该建取决宋夏关系和宋夏的战争策略。我分别从以下两点说明这个问题：

1.庆历元年（1041年）十一月修筑水洛城是有必要的，但在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宋朝就没有必要急着去筑水洛城了。

宋夏于康定年间已经翻脸，宋朝在好水川战败，开始全面筑城防守。西夏是战争主动方，从哪边侵宋由西夏决定，而不是由宋朝决定，所以不排除西夏从秦凤路攻宋是有可能的。那么宋朝就有必要在水洛筑城，加强防御。范仲淹在庆历元年（1041年）十一月建议修筑水洛城，在时机上是恰当的，可惜当时的宰相吕夷简跟范仲淹有过节，没有同意范仲淹的建议。

庆历二年（1042年）九月，宋朝再次战败于定川寨。宋夏三次大战均以宋朝战败而告终，宋朝损失惨重，西夏也是元气大伤，李元昊于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春主动向宋朝求和，宋夏关系已趋于缓和。另外，西夏和辽国的关系恶化，且难以调和，西夏不可能同时跟宋、辽两个大国开战。这也使得西夏必须加速与宋朝求和，宋朝对求和更是求之不得。在这个关口，宋夏停战已成定局，西夏也不可能会再次攻宋，修筑水洛城就没必要太着急了。

2.西夏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西夏的对外战争策略。西夏虽军事强大，整体国力却很弱小，不足以支持军队打持久战，更不足以与宋和辽这样的大国相抗衡。所以，西夏虽多次与宋辽发生战争，并打败宋辽，却不敢长驱深入宋辽腹地，占领宋辽的土地。西夏反倒是对西北方向的回鹘有很高的警惕，牢牢控制瓜、沙、肃等州，掌握丝绸之路，则可以获得大量的财富。这对于西夏而言，远比攻略宋朝还重要。回鹘虽已被西夏所灭，实际上仍属于是半独立的状态，一旦西夏战局不利，或主力军队偏离太远，回鹘人可能会反扑。取得好水川之战的胜利后，汉奸张元曾建议李元昊攻占宋朝的土地，也被李元昊果断拒绝，理由也是如此。所以，西夏在对宋战争中，始终只攻打西面的泾原路和鄜延路，却无心南下攻略秦凤路。

以上两点看似有些矛盾，其实不然。在宋夏战争中，西夏是主动方，站在宋朝的角度上看，即便明知西夏不大可能会攻打秦凤路，但仍有必要修水洛城，以防万一。然而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时，宋夏关系缓和时，宋朝应该优先把精力放在修筑西夏大概率攻打的最前线的防御工事上，而不是在西夏小概率攻打的秦凤路筑城。等到最前线的防御工事修筑完毕后，宋朝能腾出足够的人力物力，再去修水洛城也不迟。宋朝要修筑的防御工事很多，总得分个轻重缓急。

当郑戬建议修筑洛水城时，韩琦已被任命为陕西宣抚使，主要任务是平定陕西爆发的张海、郭邈山叛乱，所以正好不在京城。范仲淹本身就支持筑洛水城，才会建议宋仁宗同意筑城。韩琦于庆历三年（1043年）十二月平定叛乱之后开始腾出手来。作为陕西宣抚使，韩琦有权插手此事，于是他上奏宋仁宗，请求停止筑城。得到宋仁宗的指令后，韩琦才下令停筑，不料刘沪等人竟然抗命，韩琦才会让狄青把刘沪等人给抓了。

在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力谏之下，宋仁宗派鱼周询、程戡等去实地考虑水洛城，反馈的结果是：1.水洛城都快建好了；2.刘沪深受羌、氐等部落的拥护。如果此时停筑，一则未免太浪费了，二则会引起羌、氐等部落的不满，甚至反叛。所以宋仁宗才把刘沪等人放出来，让他们继续修筑水洛城。

宋仁宗对于此事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先是听从范仲淹的意见，主张修，后又听从韩琦的意见，主张不修，最后听取鱼周询的报告后，又主张修。这表明宋仁宗善于纳谏的一面，却也说明他遇事优柔寡断，才使事情变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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