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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7日，快要過60歲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員外郎、學者梁濟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正在北京大學當哲學教授的兒子回答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裏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濟說罷離開了家。三天之後，梁濟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留萬言遺書說：“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後讓國人共知國性乃立國之必要……我之死，非僅眷戀舊也，並將喚起新也。”

梁濟 字巨川，一字孟匡，別號桂嶺勞人，以字行，廣西桂林人。光緒間舉人。歷官內閣中書、教養局總辦委員、民政部主事、京師高等實業學堂齋務提調。清史稿裏說他少時，“ 寓京師，喜讀戚繼光論兵書暨名臣奏議”。可見從小就有從政經世的志向。但梁濟的仕途並不順利，而且可以說比較坎坷。“光緒十一年，舉順天鄉試，時父執吳潘祖廕、濟寧孫毓汶皆貴，濟不求通。迨毓汶罷政，始一謁之。大挑二等，得教諭，改內閣中書，十餘年不遷。舉經濟特科，亦未赴。” 到了民國，“遜位詔下，辭職家居。明年，內務部總長一再邀之，卒不出。” 死前“遺書萬餘言，惓惓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財、曰皇室，區畫甚備。予諡貞端。”從諡號上看，清廷對他的評價還是很高的。

對於梁濟的死，引起了社會各界極大關注。關注的焦點是梁先生的死因究竟是什麼？按理說，清廷已亡，說梁完全爲了殉清只能說有部分的因素在裏面，但直接動因是啥成了歷史謎團。

首先，時代文化巨人梁啓超在聽到梁濟的死訊後深感惋惜。他寫道：“自先生殉節後，啓超在報中讀遺言，感涕至不可抑，深自懊悔並世有此人，在我乃不獲一見……《伏卵錄》中相教之語雖不多，正如晦翁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啓超者實在大。”同時他還叮囑梁漱溟在“春秋絜祀時，得間爲我昭告；爲言：啓超沒齒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救天下溺……”“此種俊偉堅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紙隻字皆關世道，其效力即不見於今，亦必見於後……繼述而光大之，則先生故不死也”。

革命先烈李大釗先生亦在《北京的“華嚴”》一文中表達了對事態的高度關注，並指出：“他們對於自己的生命，比那些醉生夢死的青年，歷仕五朝的元老還親切的多呢。”

應該說，梁濟對自己的投湖是有預先的準備和打算的，也估計到他這一行動會引起社會的關注和爭議。所以，他在自己的遺書中說， “此身之死，係爲清朝而死。絕非反對共和，而且極贊成共和，因辜負清廷遜讓之心，不實行共和愛民之政，故憤慨而死。”又說：“國性不存，我生何用？國性存否，雖非我一人之責，然我既見到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後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爲立國之必要。”

對梁濟的死因，現代學者胡文輝分析道：“一般文人，或有理想，而止於理想；一般政客，則只認現實，不問理想。如梁濟、梁漱溟父子，則是道德家兼實踐家，非要拿理想來改造現實，以文人的精神做政客的事業，即古所謂“兼濟天下”者。如此，道既不行，俗亦難移，其人必憂世憤世，以至偏激。這也是梁濟自殺的一個遠因吧。”

梁濟的自殺其實也是時代風潮的一個反映。無獨有偶，1918年5月2日，梁濟的兒女親家、《京話日報》創始人彭翼仲在煙臺附近海面投海未遂，爲旁人所救；其後，11月29日，《京話日報》現任主筆吳梓箴效法梁濟，於同一地點投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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