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与西方科技错过的帝王康熙

在清朝历代帝王中，康熙帝极为突出而独特,他不仅拥有\"康乾盛世的开创者\"、\"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等多种盛名，还拥有\"科学皇帝\"的美誉，尤其对西方科学的重视学习和发挥利用,在中国帝王中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世史学家将他的统治准确的概括为“勤政、爱民、崇正学”。

当西方工业文明正式来到时，康熙却断然拒绝与国际接轨，将国家彻底封闭，因此错失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最佳良机，百姓则继续在专制大国的统治下苦苦挣扎。这与康熙的盛名似乎又有着重大偏差。

康熙与西方科学缘起于著名的中西历法之争。清初，因中历法争议而引发了一起反天主教的刑事案例。既当时主张西法修历的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被朝中以鳌拜为首的杨光先等众臣怒斥为邪教，称：

宁可使国无好历法，不可使国有西洋人。

事后汤若望被判死刑，南怀仁等一众传教士遭圈禁。

七年，康熙亲政。杨光先监制的历法因在一年中加了双闰月，造成严重错误。康熙而后将软禁的传教士南怀仁和杨光先等人召集到午门外进行日影观测，又到观象台观水星、金星位置，最后是传教士观测精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康熙随后为汤若望平反，任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恢复时宪历。

此次观测活动让年少的康熙深受震撼，开始对科学产生浓厚兴趣，也正是此事，促使其在今后执政中异常重视西方科学。

直接聘用西方传教士服务于宫廷

康熙帝在正式执政后，在宫中招募了大批西方传教士，康熙非常看重传教士身上的西方知识和科学技术，因此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都得到了康熙帝的重用，让其为自身统治服务。

当时服务于宫廷的传教士主要的科学活动包括天文历法、钟表机械工艺、绘制地图、音乐美术、医药制作、知识讲学等，在宫中盛起了洋人教师、画师、药师等御用职业。这些传教士将西方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数学和工艺制造带来，使得一批上进官员和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到西方科技，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也上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的沟通和交流。

至康熙四十年，各省天主教堂百余所，在华传教士达百余人，发展速度惊人。

“国王数学家”远洋赴清

康熙帝本人对数学极其痴迷并潜心探索，还取得不俗成果。因对数学情有独钟，康熙每天都请外国人给他讲西洋数学，朝务不忙时，每天学习五六个小时，即便日理万机，也要学上两三个小时。康熙喜欢摆弄各种数学测量工具，对各种数学的定理公式口诀、数学仪器烂记于心。他还发表了科学论文《三角形推算法论》简论，我们至今沿用的“根”、“次”、“方”等数学名词就由他亲自命名翻译。

鉴于皇帝的求学热情高涨，南怀仁便写了一封长文信件送往欧洲，该信被复印多份，分发给欧洲国王、贵族和耶稣会高层。而此时法国正怀有与中交流学习的想法，于是国王向清派遣了六位国王数学家来华，其主要目的有三：首要是入清后能给国王和国家带来更多的利益；二是为了促进法国科学和艺术的交流进步；三是为了基督教传教事业。在利益、进步和传教三重目标的推动下，共六位耶稣会士被选出，他们从布雷斯特出发，经历漫长海程，而后乘坐广东商人王华士的船到宁波登岸。

六人中有一位留在暹罗没有入华，最终到达中国的五位包括：洪若（Jean de Fontaney）、白晋（Joachim Bouvet）、刘应（Claude de Visdelou）、张诚（Jean-Fran?ois Gerbillon）、李明（Louis le Comte）。

五位“国王数学家”，其早在入清前受过法国教会和学院的高端教育培训，不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且各有所长，为法国的高级综合学者，代表了当时法国顶尖的学术水平。这五人受到了康熙的热烈青睐，他们带来的新技术、新知识、新理念，再一次刷新着当时清廷众人的认知，也一定程度上提升着清廷整体的科学水平。

康熙帝如此迷恋西方科学技术，可是在清朝统治的几百年里，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还进一步扩大。

学习科学的初衷是好奇和炫耀

康熙帝对待西方科技的态度只是一种猎奇，一种雅兴。就是把科技看做与钟表、望远镜一样的器具，作为私人玩具来收藏把玩，向周边人进行展示炫耀。

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的动力是想在知识层上压倒朝中众臣，让大家无法质疑他的想法和决策，让所有的臣子和天下人钦佩天子的学问之高。康熙会把他这些科学知识进行保密，在宫里边，绝不允许别的大臣、太监、宫女等随便接触这些教学老师，若大家都懂得这些科学知识，康熙帝自然就没有向众人炫耀的资本，也就无法显示出皇帝的独我和高明。

康熙帝把科学成果和知识仅当成自己专有财产，不愿分享给他人。一个帝王抱有这种自私的态度必然会阻绝科技的传播。

对科学的态度仅片面的看成实用工具

对于西方科学技术，我们该学习的应是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思想方法，而不是仅仅拥有西方科技发明的产品和工具。在当时恰恰本末倒置，康熙看待西方的科技，注意力都在具体的科学技术产生的工具和技能上，他喜欢摆弄各种测量仪器和发明，认为这些工具就是科学。这些工具在引进后没有加以创新和发展，导致这些科技仅仅是昙花一现。

中国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给人民深深打上了实用主义的烙印，深深地影响着人民的行为和价值判断。在当时人看来，种庄稼一定要有收成，做事情一定要有效益。康熙帝也是如此，对待西方科技具有强烈的实用意识。他认为这些科学知识，有用则拿来，反之则舍弃。他得病了，就让传教士给他讲医学，病好了就再也对医学没兴趣了。要修历法，就让西方传教士给他讲制定历法的原理。想了解大清的疆域，就让西方传教士去绘制地图。

康熙帝把实用主义态度放在科学上，从而忽略了对科学思想方法的领悟和运用，大大压制着科学的发展空间。

遏制科学在下级阶层的发展

普通民众是社会的主体，也是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科学技术在普通大众中传播，才能焕发生机活力，才能不断融合创新得以发展。

康熙帝提出“天朝上国论”与“百姓素质论”，文中严令明确下级百姓没有接触西方科学技术的素质，甚至部分朝中大臣也无法进行学习利用。目的是为了愚昧百姓，从而巩固自身的帝王威严和皇权统治。

如果连下层百姓都接触到了西方科学，有了一定知识储备，这对皇权统治将是一种潜在威胁。

固执的传统，皇权至上

学习掌握西方科技，须从其底层的科学价值观入手，特别是哲学观和求真精神，如反对权威崇拜，求知寻真理。可西方的科学精神与封建传统在某些方面存在天然的不相容。康熙帝对西方科技浅尝辄止，就是因为他受到的中国传统教育让其固守皇权至上，上下尊卑，对西方科技背后的平等思想，求真精神难以接受且非常排斥。

威胁君主统治，开始排斥科学

而后西方科学发展之快，效率之高。康熙开始担忧科学会对皇权统治产生威胁。基于此，康熙拒绝与西方文明继续合作，闭关锁国的状态逐渐成型。正因这一政策的长期推行，完全阻绝了与外国的联系，影响吸收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世界脱轨，近代化进程也至此变得缓慢停滞，国家整体上呈现一片黄昏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