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與西方科技錯過的帝王康熙

在清朝歷代帝王中，康熙帝極爲突出而獨特,他不僅擁有\"康乾盛世的開創者\"、\"在位時間最長的帝王\"等多種盛名，還擁有\"科學皇帝\"的美譽，尤其對西方科學的重視學習和發揮利用,在中國帝王中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後世史學家將他的統治準確的概括爲“勤政、愛民、崇正學”。

當西方工業文明正式來到時，康熙卻斷然拒絕與國際接軌，將國家徹底封閉，因此錯失了發展資本主義的最佳良機，百姓則繼續在專制大國的統治下苦苦掙扎。這與康熙的盛名似乎又有着重大偏差。

康熙與西方科學緣起於著名的中西曆法之爭。清初，因中曆法爭議而引發了一起反天主教的刑事案例。既當時主張西法修歷的天主教傳教士湯若望被朝中以鰲拜爲首的楊光先等衆臣怒斥爲邪教，稱：

寧可使國無好曆法，不可使國有西洋人。

事後湯若望被判死刑，南懷仁等一衆傳教士遭圈禁。

七年，康熙親政。楊光先監製的歷法因在一年中加了雙閏月，造成嚴重錯誤。康熙而後將軟禁的傳教士南懷仁和楊光先等人召集到午門外進行日影觀測，又到觀象臺觀水星、金星位置，最後是傳教士觀測精準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康熙隨後爲湯若望平反，任南懷仁爲欽天監監正，恢復時憲曆。

此次觀測活動讓年少的康熙深受震撼，開始對科學產生濃厚興趣，也正是此事，促使其在今後執政中異常重視西方科學。

直接聘用西方傳教士服務於宮廷

康熙帝在正式執政後，在宮中招募了大批西方傳教士，康熙非常看重傳教士身上的西方知識和科學技術，因此有一技之長的傳教士都得到了康熙帝的重用，讓其爲自身統治服務。

當時服務於宮廷的傳教士主要的科學活動包括天文曆法、鐘錶機械工藝、繪製地圖、音樂美術、醫藥製作、知識講學等，在宮中盛起了洋人教師、畫師、藥師等御用職業。這些傳教士將西方天文學、地理學、醫藥學、數學和工藝製造帶來，使得一批上進官員和知識分子開始接觸到西方科技，開闊了人們的眼界，也上促進了中西科學文化的溝通和交流。

至康熙四十年，各省天主教堂百餘所，在華傳教士達百餘人，發展速度驚人。

“國王數學家”遠洋赴清

康熙帝本人對數學極其癡迷並潛心探索，還取得不俗成果。因對數學情有獨鍾，康熙每天都請外國人給他講西洋數學，朝務不忙時，每天學習五六個小時，即便日理萬機，也要學上兩三個小時。康熙喜歡擺弄各種數學測量工具，對各種數學的定理公式口訣、數學儀器爛記於心。他還發表了科學論文《三角形推算法論》簡論，我們至今沿用的“根”、“次”、“方”等數學名詞就由他親自命名翻譯。

鑑於皇帝的求學熱情高漲，南懷仁便寫了一封長文信件送往歐洲，該信被複印多份，分發給歐洲國王、貴族和耶穌會高層。而此時法國正懷有與中交流學習的想法，於是國王向清派遣了六位國王數學家來華，其主要目的有三：首要是入清後能給國王和國家帶來更多的利益；二是爲了促進法國科學和藝術的交流進步；三是爲了基督教傳教事業。在利益、進步和傳教三重目標的推動下，共六位耶穌會士被選出，他們從佈雷斯特出發，經歷漫長海程，而後乘坐廣東商人王華士的船到寧波登岸。

六人中有一位留在暹羅沒有入華，最終到達中國的五位包括：洪若（Jean de Fontaney）、白晉（Joachim Bouvet）、劉應（Claude de Visdelou）、張誠（Jean-Fran?ois Gerbillon）、李明（Louis le Comte）。

五位“國王數學家”，其早在入清前受過法國教會和學院的高端教育培訓，不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且各有所長，爲法國的高級綜合學者，代表了當時法國頂尖的學術水平。這五人受到了康熙的熱烈青睞，他們帶來的新技術、新知識、新理念，再一次刷新着當時清廷衆人的認知，也一定程度上提升着清廷整體的科學水平。

康熙帝如此迷戀西方科學技術，可是在清朝統治的幾百年裏，與西方科學技術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還進一步擴大。

學習科學的初衷是好奇和炫耀

康熙帝對待西方科技的態度只是一種獵奇，一種雅興。就是把科技看做與鐘錶、望遠鏡一樣的器具，作爲私人玩具來收藏把玩，向周邊人進行展示炫耀。

努力學習科學知識的動力是想在知識層上壓倒朝中衆臣，讓大家無法質疑他的想法和決策，讓所有的臣子和天下人欽佩天子的學問之高。康熙會把他這些科學知識進行保密，在宮裏邊，絕不允許別的大臣、太監、宮女等隨便接觸這些教學老師，若大家都懂得這些科學知識，康熙帝自然就沒有向衆人炫耀的資本，也就無法顯示出皇帝的獨我和高明。

康熙帝把科學成果和知識僅當成自己專有財產，不願分享給他人。一個帝王抱有這種自私的態度必然會阻絕科技的傳播。

對科學的態度僅片面的看成實用工具

對於西方科學技術，我們該學習的應是西方的科學精神和思想方法，而不是僅僅擁有西方科技發明的產品和工具。在當時恰恰本末倒置，康熙看待西方的科技，注意力都在具體的科學技術產生的工具和技能上，他喜歡擺弄各種測量儀器和發明，認爲這些工具就是科學。這些工具在引進後沒有加以創新和發展，導致這些科技僅僅是曇花一現。

中國幾千年來的農耕文明，給人民深深打上了實用主義的烙印，深深地影響着人民的行爲和價值判斷。在當時人看來，種莊稼一定要有收成，做事情一定要有效益。康熙帝也是如此，對待西方科技具有強烈的實用意識。他認爲這些科學知識，有用則拿來，反之則捨棄。他得病了，就讓傳教士給他講醫學，病好了就再也對醫學沒興趣了。要修曆法，就讓西方傳教士給他講制定曆法的原理。想了解大清的疆域，就讓西方傳教士去繪製地圖。

康熙帝把實用主義態度放在科學上，從而忽略了對科學思想方法的領悟和運用，大大壓制着科學的發展空間。

遏制科學在下級階層的發展

普通民衆是社會的主體，也是文化的傳播者和創造者。科學技術在普通大衆中傳播，才能煥發生機活力，才能不斷融合創新得以發展。

康熙帝提出“天朝上國論”與“百姓素質論”，文中嚴令明確下級百姓沒有接觸西方科學技術的素質，甚至部分朝中大臣也無法進行學習利用。目的是爲了愚昧百姓，從而鞏固自身的帝王威嚴和皇權統治。

如果連下層百姓都接觸到了西方科學，有了一定知識儲備，這對皇權統治將是一種潛在威脅。

固執的傳統，皇權至上

學習掌握西方科技，須從其底層的科學價值觀入手，特別是哲學觀和求真精神，如反對權威崇拜，求知尋真理。可西方的科學精神與封建傳統在某些方面存在天然的不相容。康熙帝對西方科技淺嘗輒止，就是因爲他受到的中國傳統教育讓其固守皇權至上，上下尊卑，對西方科技背後的平等思想，求真精神難以接受且非常排斥。

威脅君主統治，開始排斥科學

而後西方科學發展之快，效率之高。康熙開始擔憂科學會對皇權統治產生威脅。基於此，康熙拒絕與西方文明繼續合作，閉關鎖國的狀態逐漸成型。正因這一政策的長期推行，完全阻絕了與外國的聯繫，影響吸收先進文化和科學技術，嚴重地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和世界脫軌，近代化進程也至此變得緩慢停滯，國家整體上呈現一片黃昏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