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2月21日，对于顾维钧第三任妻子黄蕙兰而言是个极其重要的日子，因为这天，正好是他的100岁寿辰。也正是在这一天，她于美国纽约曼哈顿的寓所里永远辞别了人世。

100岁，不多一天也不少一天。这样的凑巧不得不让人惊叹：这个奇女子，真真是来去自如啊，活够了就走了！

黄蕙兰辞世前两天，便如有预感一般地将自己的重要物品做了分配，分配完后，她便和往常一样坐在家门前的藤椅上看着天空发呆。

此时的黄蕙兰已经近100岁了，她脸上的皱纹和手上的青筋一样明显，她的脸颊深深凹陷，已经全然没有了年轻时候的圆润，人们只能依稀从她考究的衣着和依旧明亮的眼睛里猜出：这个女人，年轻的时候曾是个美人。

黄蕙兰对于美人不美人的已经全不在乎了，这些日子里，越接近人们理想中的“长命百岁”，她便越频繁地想起父母想起那些久远时光里的人事。

“记忆真是个神奇的东西”，一阵风拂过黄蕙兰耳旁吹动她白发时她不自主地叹到。对啊，记忆的神奇就在于：年岁越大，最初的记忆便越发深刻，近边的事倒反而记不得了。

这些天，黄蕙兰经常不记得最近来看她的人都有谁，都是啥模样，但年幼时伙伴的脸却越来越清晰了。随着这些脸孔一同清晰起来的，还有他，她生命中唯一被公开过的男人：她的前夫顾维钧。

顾维钧与黄蕙兰

初识顾维钧这年，她27岁，而他则刚刚33岁。彼时的她是个挥金如土的富家女，而他则是一个事业有成且丧妻有孩的外交家。

将他和她牵线的是她的胞姐黄琮兰摆在巴黎家里的一张肖像，顾维钧第一次见到黄蕙兰这张肖像时便深深被吸引了。

他拿起照片仔细看了看后忙不迭地问向黄琮兰：“这位女子生得很有你的神韵，却又比你多了几分个性。”黄琮兰见了笑笑说：“这是我妹妹，你猜对了，她个性得很。”顾维钧听完后认真地道：“我想认识她，还请你介绍一下。”

之后，对顾维钧本来就很有好感的黄琮兰便第一时间给母亲写了信，并从中为两人牵线搭桥。

与黄蕙兰结识后，顾维钧便使出浑身解数开始追求黄蕙兰，而黄蕙兰对这个风度翩翩且事业有成的单身男子也很快有了好感。

最初的黄蕙兰并没有马上爱上顾维钧，她之选择顾维钧多少是因为：这是母亲和姐姐中意的男子，更重要的是，身为外交官的他能给她金钱买不来的尊贵。

自古“富贵”是富与贵都有，才可言之，她黄蕙兰虽然是爪哇华侨首富黄仲涵的女儿，可时至今日她和家族有的也仅仅只是“富”而已。

因为对“贵”字有欲望，所以，当顾维钧带着这位阔小姐坐上由法国政府供给的享受外交特权拍照的车时，她心里不自主升腾起了从未有过的满足。

只几次交往后，顾维钧便察觉到了黄蕙兰喜欢享受各种“特权”，于是，之后的日子里，他便尽可能地投其所好：听歌剧，带她去国事包厢；郊游，请特殊人员接待……

“投其所好”这四个字在人际关系里从来奏效，在恋爱里自然也是如此。

1920年10月2日，顾维钧便如愿迎娶了首富千金黄蕙兰，自此，富与贵完成了合一。

这场婚礼是黄蕙兰梦想中的婚礼，首先，婚礼是在布鲁塞尔的中国使馆举行，其次，婚礼的排场也已到了那个年代的极致，而参加婚礼的外国使节和达官显贵更是举不胜收。

通过这场婚姻，黄蕙兰得到了她作为富翁千金用钱根本不可能买到的“贵”，这些贵，从她婚后拥有的各种头衔便可见一斑：正式的中国人身份、外交官夫人、公使夫人、大使夫人，与此同时，她还因此获得了海外特交特权、待遇特权、办事特权等等。

到此时，黄蕙兰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贵妇人，左边，她有多金的慈父，右边，她有地位相当的夫婿。婚后的日子里，黄蕙兰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活跃在国际外交权贵中的她“过着令人兴奋的日子”。

婚后不久，黄蕙兰还被美国Vogue杂志评选评为1920-1940年代“最佳着装”的中国女性，风头远远盖过宋美龄、林徽因、胡蝶等人。

在这段婚姻里，黄蕙兰其实一直是一个付出者的角色，嫁给顾维钧后，她便承担起了继母的责任，并一直尽心抚养顾维钧前妻留下的两个孩子，她还给顾维钧生下了两个儿子，即顾裕昌和顾福昌。

而在工作上，黄蕙兰也可以称得上顾维钧的最得力助手，顾维钧使馆经费拮据时，她主动掏钱给顾维钧维持场面。见到波特兰广场的中国旧使馆破败，为了不让它丢了中国人的面子，她便自掏腰包将其翻修一新。

顾维钧不善穿着打扮，对各国上流社会的种种也并不熟悉，于是精通六国语言，对各国各地风土人情都有研究的黄蕙兰便手把手地教他。在她的精心调教下，顾维钧的待人接物慢慢上了档次，他在外交界也更加游刃有余。

顾维钧回国工作时，她一掷二十万美金买下了北京狮子胡同的故居做公馆。父亲给他汇来的大把钱财，她也从来想都不想地交给顾维钧。

在做外交官太太的三十多年里，黄蕙兰在交际舞台上挥金如土为国为己争光，这样的她是把自己的实现与国家融为了一体，这样的她自然也得到了各种殊荣。

白金汉宫战后首次宫廷舞会上，英国大使和英王与她握手，杜鲁门总统的就职典礼上，甚至也活跃着她的身影。她还被外国诗人称为：“远东最美丽的珍珠。”

可这样的她，却也不可避免地有了诸多烦恼，而她这烦恼的根由几乎全来自丈夫顾维钧。

在这段强强联合的婚姻里，黄蕙兰始终觉得差了点什么，这差的那一点原是她早就清楚明白的：爱情。没错，这段婚姻里的两人，对彼此都少了普通婚姻该有的爱情基础。

对于婚姻而言，缺少爱情的意味是：他们的磨合将不可避免地受阻。日久后，因磨合受阻的缘故，两个个体将渐行渐远。

顾维钧与黄蕙兰婚后

男人和女人的相处学问从来复杂而深厚，对于养尊处优从来衣来张口、饭来伸手且众星捧月惯了的的黄蕙兰而言，与顾维钧的第一个磨合受阻就是她和他大男子主义的对抗。

顾维钧是传统的大男子主义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自然越来越不能忍受妻子的很多大女人做派。他尤其不能忍受的是，即便自己已经可以凭借自己完全地应付好外交上的一切，可妻子还是经常指手划脚。

另一方面，大男子主义的顾维钧也开始表现出他对黄蕙兰各方面的控制欲。

黄蕙兰是个时尚前卫的女子，因为出身极富之家，所以她对穿着打扮很有自己的个性，可在顾维钧眼里：她的一身珠光宝气太过张扬。于是，他霸道地对她道：“以后，除了我为你买的珠宝首饰，其他的你都不能佩戴。以我的地位，你佩戴的这些，让人一望便知不是来自我的”。

顾维钧此举，流露出的不仅是她对妻子的掌控欲，其背后还隐藏着他过往穷苦日子让他养成的对奢侈的抵触，而往更深处探究的话，则是顾维钧身为男人的自尊之被刺伤。

在这种情境下，夫妻两的矛盾自然越来越深。

一日，顾维钧，到家后连外套都未来得及放便径直走到卧室对黄蕙兰道：“你让她把新订购的汽车换了。”黄蕙兰听完立马抬眼道：“为什么，订金都付了。”

顾维钧看了一眼黄蕙兰梳妆台上新添的珠宝耳环道：“不为什么，那台旧车还能用。”

黄蕙兰并不知道，随着顾维钧职位的攀升和能力的增长，他已经不再是昔日的他了，可她却一直坚持在按以前的做法“帮衬”丈夫。

顾维钧大男子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他虽然需要妻子在外交上的帮衬可他对妻子的能力却并不认可。一次，黄蕙兰在顾维钧演讲后被邀请讲话，这次讲话中她虽然得到了满堂喝彩，可顾维钧却很讽刺地说：“你应该星期天到海德公园，再给自己搬个肥皂箱子站上去。”

顾维钧的言外之意是：黄蕙兰的讲话层次实在是太低了，与外交场所不相匹配。

的确，在文化等等上，相比顾维钧，没有接受过真正正规教育的黄蕙兰断然无法与留学归国的丈夫相比。但若当真论到能力，黄蕙兰却并不差。

可无论她怎样，顾维钧也总是表露出对她的不欣赏甚至看不惯。黄蕙兰并不知道，丈夫开始看不惯自己种种作为的背后，乃是因为：他在婚内遇见了心仪的女子。这个女子，正是已故外交大使杨光泩遗孀严幼韵。

一个男人开始看不惯身边的女人，通常不是因为相处日久的缘故，而往往因为他们有了新的比较对象。比较，从来意味着伤害，尤其当婚内男人拿外面女人的优点来比妻子的缺点时。

黄蕙兰不善于吃苦且喜欢挥霍，而曾在丧夫后带着几个孩子独自生活的严幼韵却是相反的：她善于吃苦，且懂得生活的真正内涵，因为懂得，所以她总是显得格外善解人意。

在这样的劲敌面前，黄蕙兰由曾经的白月光变成顾维钧胸口的饭粒子自是必然的结果。

黄蕙兰慢慢发现，丈夫顾维钧开始变得越发冷漠起来，有人的时候，他对她礼貌周到，私底下，他却经常连话也懒得和她说。

此时的黄蕙兰才感受到没有爱情之婚姻的可悲，她想要挽回什么，可这种想在她确定丈夫婚外有人后也被她放弃了。

严幼韵和三个孩子

黄蕙兰和母亲魏明娘一样，是一个清高、骄傲却倔强的女人，当她知道自己被背叛时她便产生了强烈的被侮辱了的感觉。她的母亲曾在丈夫有了姨太太后毅然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了父亲，而她则也在丈夫出轨后选择了退出。

做决定前，黄蕙兰曾和宋氏三姐妹求助过，但她得到的建议仅仅是“虔诚向上帝祈祷”。这样的建议自然不会被黄蕙兰采用，她想了想对宋氏姐妹说：“这年头，上帝也够忙了，他是没有功夫听我的祈祷了。”

之后，黄蕙兰坚持了自己的决定：离开顾维钧，一如当时母亲离开娶了姨太太的父亲。离开时，她对着来询问的人说：“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他，但不是我所需要的丈夫。”

对于顾维钧而言，此时的他虽在婚外有喜欢的女子，可他从未想过背离婚姻，天下的男人大概都和他这般：轻易不肯放弃家庭。可面对妻子黄蕙兰的固执，他又无计可施。

1956年，顾维钧与黄蕙兰正式分居，1959年，两人正式离婚结束了长达39年的婚姻。

两人离婚这年，顾维钧年71岁，而黄蕙兰年也已66岁。同年，顾维钧与严幼韵结成了姻缘。

在黄蕙兰晚年出版的回忆录《没有不散的宴席》中，她对严幼韵这个介入自己婚姻的女子并未流露出只字不满。只是，即便离婚她也固执地认为只要自己活着，她便是顾维钧的正妻，严幼韵顶多只是侧室。

黄蕙兰对于第三者从来有着一种王者之于乞丐的蔑视，她从骨子里瞧不起她们。可在心底深处，她又渴望她们得到的一切。以此看，黄蕙兰在骨子里是矛盾的。

离婚后去了纽约的黄蕙兰一直是孤独的，她虽被张学良说成是有各种年轻情人的女子，但实际上她一直孤身一人。她的日子较之年轻时候的热闹，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与热闹一起从黄蕙兰身上褪去的，还有她的奢靡生活风。

原本黄蕙兰以为自己可以靠父亲留下的巨额遗产生活，可不幸的是，她在爪哇的家产竟一夜之间在战乱中被日本政府征用，就连母亲留给她的房子也被他人抢占。

后来，她手里仅剩的50万美元养老金也被小偷洗劫一空。

很难想象，一个一辈子不愁吃穿的女人突然没了钱会是怎样的心情，不难想象，当时黄蕙兰心里定是充满了各种沮丧不安，或许，她在那一刻也有过后悔。

但至始至终，即便面临如此困境，黄蕙兰也没有向任何人求助，这里的任何人包括她的子女和顾维钧以及亲姐姐。

宁愿千万般委屈，也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这便是黄蕙兰，便是如黄蕙兰一般的清高女子。

最难熬的日子里，黄蕙兰也不肯让人知道她已经没钱了，她母亲曾告诉她：“就算三天没吃饭，也要做个买米样。”这话，她一直牢记在心。

为了不让人察觉出她的窘迫，黄蕙兰故意放话说：“自己往后要尝试更有趣的生活”，此处的“更有趣的人生”实际是朴实无华的生活，而之所以如此，只因为她的金钱已经支撑不起过往那种奢侈生活了。

黄蕙兰一边变卖各种珠宝首饰，一边开始置办普通的衣物，另一边，她则忙着在报纸杂志上查看各种可能的赚钱之道。

黄蕙兰毕竟是亚洲“糖王”的女儿，所以，钱的事难不倒她，即便她已经进入了老年。

在苦思苦寻很长一段时间后，黄蕙兰终于找到了一个体面的来钱法子：演讲。没错，她要靠演讲挣钱养活自己。

寻思到这个挣钱法子后，黄蕙兰便戴上简单的首饰自信地登上了演讲台。在台上，她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每一次诉说她都像是在倾诉又像是重新将过往活了一道。

谁也想不到，黄蕙兰竟通过这种方式慢慢地走向了通透。

最初，黄蕙兰选择朴素的生活是被逼无奈，但日久后她才恍悟：这样的日子才是真实的生活啊。悟透这一切以后，当她再回望以往的奢靡生活时，她竟恍若隔世。

也因此，后来她才在回忆中忆起过往时叹到：“当我回顾童年时，一家人生活的方式就像是梦境一般。”

对啊，那时候他们的生活不就像梦境一般么，那时，每逢家里有宴会，家里总是灯火通明到深夜时分。

她一直记得，宴会时，家里的长廊和长餐厅内都安放着供宴会使用的大圆桌，客人们坐的凳子上都是稠椅垫。所有的食物都装在银子做成的盘子里，摆得和工艺品一样精致。每个座位上都有一只银子做的酒杯、瓷羹匙和象牙筷子。

而他们在宴会上的吃食，则更是讲究极了，她一直记得，她最喜欢的鱼翅的繁琐做法：在温水里被浸三天、再在酒里泡过后再用鸡汤炖好……

每次家里宴会，她们总是忙到深夜才满足地回到房间休息。

那时的她，看起来多么像个城堡里的公主啊，平日吃饭有无数佣人站在旁边服伺，早上更衣时仆人将可移动的衣柜推到她的床边，她每天睁眼看到的是：从内衣到一排排的华丽衣服，一切东西都被安排得完全对称……

几十年后再回望这一切时，黄蕙兰恍若回想一个遥远的梦。

“那时的我快乐吗？”当黄蕙兰在演讲台上这样自问时，她的眼里闪着泪光，她的答案是：“我并不快乐，因为那时我尚不懂快乐的真正意味。”

没错，这个尘世里，没有人能在不懂快乐为何物时拥有快乐。

童年少年时的黄蕙兰不懂何为快乐，这自然也和她的父母和姐姐有关，她的父亲虽疼爱她，可他却一直与其母不睦，自懂事起，父亲和母亲便是水火不容的模样。而姐姐则总是一副凌厉的模样，她对黄蕙兰有太多芥蒂，她恨她抢走了父亲的爱，也恨她没能按她的意愿过一生。

在那个纸醉金迷的家里，他们是人人羡慕的存在，可他们却都不快乐。

而之所以不快乐的原因，黄蕙兰以前一直不懂，只简单归结于父亲的另娶和母亲的固执等等因素，后来她才知道：这一切都是钱闹的。人啊，都是这样，钱多了，欲望便多了，欲望多了，人就慢慢对真实的生活麻木了，继而，也就没有快乐了。

黄蕙兰在一次演讲中含着热泪对听众说道：“以前，我一直在别人的怀里，但我一直孤独。而离婚后的现在，我不那么有钱，也始终一个人，陪伴我的经常只有一条狗，可我却并不觉得孤独，因为我和自己做了朋友，我和这个世界是一体了。”

不难察觉的是，晚年的黄蕙兰也已放下了对顾维钧的种种怨怼，放下这些后，剩下的也便都是美好了。

1985年11月14日，年98岁的顾维钧在纽约寓所无疾而终。得知顾维钧死讯这天，年已93岁的黄蕙兰站在窗子边久久伫立，良久后，她喃喃道：“你是个好人，那些年，谢谢你了！”

顾维钧去世7年后的1993年冬，黄蕙兰以百岁高龄辞世。她死后，人们发现，她的屋子里贴满了她和顾维钧出访各国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