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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史裏斷案如神的“包青天”，正史上的包拯，也是無可爭議的北宋名臣。不過“攔轎喊冤”這事，參考包拯的能力與官職，卻是十分不搭。

爲何不搭？首先可以看包拯的官職。

包拯的仕途，從他38歲那年（1037）開始，最早做天長知縣，後來做端州知府，相當於天長縣縣長和端州市市長，這兩個職位雖說也有審案權力，但主要工作還是治理地方。44歲進入京城，擔任監察御史，相當於今天的紀檢工作，斷案也不是本職。後來幾經浮沉，在各地擔任過轉運使，也作爲使者出使遼國，抓的也都是經濟外交工作。一生最高官職，做到了三司使，是爲大宋最高財政長官。雖說位高權重，卻也和“斷案”沒多少交集。

而他仕途生涯裏與斷案“交集”最多的職位，則是他57歲時擔任的“權知開封府”。他在這個工作崗位上的事蹟，被各色野史小說發揚光大，演變成各種“青天斷案”的傳奇。舉起大鍘刀伸張正義的“開封府尹包拯”，從此成了正義化身。但事實上，包拯做的只是“代理”開封府知府，而且任期只有兩年，卻在野史裏火了千年。

而就是在這短短兩年任上，歷史上真實的包拯，並沒上演什麼青天傳奇。以沈括《夢溪筆談》記載，一次有個犯法的大戶，就鑽了包拯“剛正不阿”的空子，故意買通開封府的小吏唱雙簧，三兩句就叫包拯上了當，誤以爲這大戶是遭小吏陷害蒙了冤，然後果斷“爲民做主”，叫這個大戶輕鬆逃過法律制裁，鬧出傳遍汴京城的大笑話。

所以說，歷史上真實的包拯，雖說也有過“斷牛舌”之類的經典表現，但他的主要強項，還是在監察肅貪以及治理經濟民生方面。做個斷案的“神探”？顯然非其所長。

而且放在宋朝，就算包拯真有斷案如神的本事。想要尋求司法公正，也不需要做“攔轎喊冤”，去登聞鼓院“走法律程序”就行。

宋朝的“民告官”制度，其實已經十分成熟。平民百姓如果有冤情，就有一套靠譜的申訴渠道：可以先到京城的“登聞鼓院”告狀，倘若“登聞鼓院”不受理，那就再去“登聞檢院”告狀。倘若兩家都沒受理，那就可以再去御史臺，把這兩家一起告。那相關衙門拖着不辦怎麼辦？以宋朝法律規定，一旦百姓上告，限期裏必須給說法，否則就要追加瀆職罪。

那麼這種看上去很美的訴訟制度，究竟有沒有用？最有發言權的，就是北宋奸臣蔡京。這位《水滸傳》裏的大惡人，歷史上也被老百姓告過，他在戶部尚書任上時，曾因強拆京郊農民的土地，被農民一怒告到了登聞鼓院。結果不但被拆的土地得以發還，蔡京還被罰了錢。告蔡京，這套法律程序，都是相當的有用。

因此，在宋代打官司，“攔轎喊冤”的事情，基本是很少的，常見的則是擊鼓鳴冤。甚至宋朝各地的轉運使和提刑司，也有幫助百姓向京城遞交訴狀的任務。這類工作，自然也就勞煩不到歷史上的包拯大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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