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末年，犬戎攻破鎬京殺死了周幽王。周幽王的兒子周平王即位，然後將都城遷往洛邑。東周，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春秋時期，就這麼開始了。

從春秋時期開始，諸侯再也不把周天子放在眼裏了，開始互相吞併，爭相稱霸。同時，人們也開始不遵從周朝的“禮制”了，正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禮崩樂壞的時代開始了。

孔子生活在春秋時期，對當前的亂世痛心疾首。對此，他選擇積極入世，周遊列國，一邊遊說諸侯，一邊又是在民間授學，渴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這個亂世。

衆所周知，孔子他老人家一生都在追求“復禮”，最有名的就是《論語》中的一句“克己復禮爲仁”。

關於“克己復禮”，孔子真正所表達的意思是什麼？

話說，孔子的弟子顏淵來向老夫子請教仁之道。孔子說：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論語·顏淵》

關於“克己復禮爲仁”，我們通常見到的解釋是，剋制自己，一切都照着禮的要求去做，這就是仁。

然而，很多人並不知道，這其實不是孔老夫子本來的意思，而是北宋朱熹對四書集註修改後的解釋。這句話，朱熹和孔子的原意最大的差異，就是關於“克”和“禮”這兩個字上。

“克”，朱熹注爲“勝也”，剋制的意思，克己就是剋制自己的慾望。而“禮”，朱熹認爲不僅是具體的禮節，而是泛指天理， “復禮”就是應當遵循天理。

這很容易理解，因爲朱子是理學宗師，主張的是“理禮合一”，“禮”既是“天理”，也是“人事”。所以，他認爲，所謂克己，實際上只不過是天理戰勝人慾，克去非禮，自然也就能復禮。

漢唐時期佛教的傳入，以及道教的發展，儒家之前董仲舒那套陰陽五行宇宙論在對比之下就不行了。尤其是在佛教超越的抽象世界和人的心靈世界面前，儒家被打的體無完膚。

所以，爲了對抗佛教，宋儒們才“給天地立心”，將天理和人心結合。這樣，人們就不用再通過董仲舒的那套“天人感應”從外部世界去間接地接近天，而是人人都可以從自己的內心世界去理解天理。

這就是朱熹爲何將“克己復禮”解釋爲“剋制自己，遵從天理”的原因，這是借孔老夫子來給自己的理學做背書。

孔老夫子“克己復禮”的本意，可不是讓人去剋制自己的慾望。因爲，孔子那時候說的“禮”，還只是“天理”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而“克”在古代漢語中有很多意思，既有剋制的意思，也有“做到”、“做好”的意思。因此，孔子講的“克己復禮”，其實是說，只要每個人應該做好自己，人人各安其位，盡到自己的本分，也就恢復了一個社會的“禮”。

因此《論語·顏淵》的那段，如果翻譯成白話應該是，“每個人都做自己該做的事情，一切行爲都合乎於禮的要求，這就是仁。一旦這樣做了，天下的人就都歸向仁了。實行仁德，完全依靠自己，難道還需要靠別人嗎？”

這時候，你也許會說，你這麼翻譯有什麼依據嗎？

當然了，如果我們弄清楚孔子所說的“禮”是什麼，就會明白了。

孔子爲什麼要“復禮”？

在商周時代，社會的生產力水平非常低。因此，相比於我們現代人，缺乏科學理論指導的古人對自然現象的解釋能力也就十分有限。然而，人受因果邏輯的影響，自然不願稀裏糊塗的活着，一切的現象他們都得找出一套自洽的因果關係。神鬼迷信，也就大行其道了。

古人最敬畏的就是天，老天爺在想什麼，自然就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而古人祭天，就是爲了解老天到底是怎麼想的。

隨着社會的發展，人們對天的認識也在發生變化。到了商代末期，周人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觀點：所謂的天命，也就是天的意志不是恆久的，是會發生變化的。因爲商紂王暴虐無度，老天就拋棄了商朝。而周文王姬昌愛民如子，功德無量，天命就轉移到了周。因此，周武王打出了替天伐紂的旗號。

天的意志跟人的行爲發生聯繫，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人的能動性就要開始凸顯了。

在這一套理論的基礎上，周人建立了一套新的社會制度，就是後來我們熟知的禮制。

然而，到了孔子的春秋時期，諸侯違背“禮”行事，後來不但沒有受到天命的制裁，反而變得越來越強大起來。這就讓人感到疑惑了：禮制到底是不是代表了老天的意志呢？既然老天都不懲罰違背禮制的人，人爲什麼一定要遵循禮制呢？

因此，沒有了順應天意的這個外在動力，“禮”的基礎也就動搖了。大家都不怎麼再遵循周朝的禮制了，社會也就進入了禮崩樂壞的時代。

孔子認爲，這世道之所以這麼亂，都是世人不再遵從禮制造成的。所以，他給這個亂世開出的救世良藥就是恢復周朝的“禮制”。孔子總把“吾從周”掛在嘴邊，是因爲孔子他老人家的畢生理想，就是讓春秋這個亂世重新恢復到“禮制”的秩序中來。

“禮”到底是什麼？

中國是“禮儀之邦”，自古以來，中國人不管是宴賓會客，還是喪葬嫁娶，社會中的一切行爲，幾乎都能找到一套程序式的禮儀。

因此，很多人就想當然的以爲，古代人所謂的“禮”，無非就是他們在日常社會活動中的那一套禮節和儀式唄？

這隻說對了一半，因爲，禮儀只是周禮功能的一部分。爲何這麼說？先看《論語》中一個著名的典故：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論語·八佾》

話說，孔子談論到魯國的正卿季氏時說，“用八佾在自己的庭院中奏樂舞蹈，這樣違背禮制的事他都忍心去做，還有什麼事情不可狠心做出來呢？”

那麼，我們現代人就要不禁感到疑惑了，這孔老夫子管得可真寬啊，人家季平子用多少人奏樂舞蹈也要管啊？

這你就錯怪孔子他老人家了，雖然周代禮、樂並稱，但樂其實也是禮的一種表現形式而已。據《周禮》規定，禮樂儀式中，只有周天子纔可以使用八佾，諸侯使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則用二佾。季平子爲魯國的正卿，按照《周禮》的規定，只能使用四佾，他用天子的八佾規格，無疑是僭越“禮制”的行爲。怎麼着，你季平子是想當天子啊？

所以，我們回過頭再看，之所以孔子他老人家這麼生氣，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在周代，禮制可不僅僅是一種禮儀的規範，它更是一種社會制度的具體表現。“禮”的核心作用，是維持一種“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的宗法制度。

周朝實行的是分封制，政治是在血緣的基礎之上建立的家國同構的模式。周代的天子、諸侯、卿大夫，既是君臣，也是親戚，整個國家就是一個宗法制社會下的大家庭，周天子是家長。

所謂，“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禮記·大傳》

所以，在家國同構的宗法制社會下，如何確定不同人之間血緣關係的遠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原因也很簡單，周天子在上，下面諸侯、卿大夫也都不是外人，政治關係與親戚關係是一體的嘛。

如果在禮法上，要都是對大伯和孃舅一視同仁，那天下就大亂了。這就是所謂的“定親疏”。

所謂的“決嫌疑”，就是要嚴格地按照等級劃分所有人的地位。

給所有人進行地位排序？對，即使是面對自己的親兒子，也不能一視同仁。你給大兒子買了冰淇淋，二兒子也想要，怎麼辦？不但不給買，還得好好教育二兒子不要對老大擁有的東西有非分之想。如果你對待二兒子和大兒子是一樣的態度，那麼就會產生“嫌疑”。

爲什麼？因爲你的“平等”原則，會讓別人產生“嫌隙”，看不出你兩個兒子的地位誰高誰低，誰是你將來的繼承人。“平等”的後果也很嚴重，兒子們從小就不知道家裏的地位誰高誰低，將來發生繼承人問題後，就會爭鬥個不可開交。

因此，宗法社會要給人人劃分等級，即便同樣是兒子，也要區分長幼尊卑，嫡庶貴賤，爲的就是“絕嫌疑”。

所謂的“別同異，明是非”，就好理解了。守“禮”，就是一切按照“禮”的準則來區分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而相同和差別，用是否符合“禮”的準則來明辨是非。

“禮制”之所以能夠維持宗法社會的穩定運轉，是因爲它給所有人都制定了社會等級地位和行爲的邊界的標準，所有人都必須根據自己的等級地位所在各安其位，根據自己的行爲邊界各司其職，誰也別做非分之想。

因此，在“禮制”籠罩下的社會，最不能出現的口號就是“一切皆有可能”。你要非得說你的生活還是有可能的話，得在前面加上一個限定語：“在禮制給你規定好的角色裏，一切皆有可能。”

這就好比對着籠中的鳥說：“在這個籠子裏你是自由的，可以盡情地展翅高飛。”

“禮制”讓社會沒有自由平等可言，孔子爲何還要“復禮”？

看到這，不少人會感到困惑：如果生活在這樣禮制社會下，人生的一切可能性也都被剝奪了。對於這樣反人性的制度，爲什麼孔子這樣的先賢，後世的儒生還要追捧呢？孔子是不是腦袋壞掉了？這樣的“禮制”怎麼可能會是救世良藥呢？

且慢，咱們先別接着下結論，先做一個假設。

你不是崇尚自由嗎？假如你生活在周朝“禮制”下的宗法社會，覺得不想再繼續生活在這種反人性的制度下了，於是，你就扛起鋤頭，拉着心愛的翠花離開村子。那時候地多人少，你打算去山野間找一片地開荒，去過自由的二人世界，再也不用處處受禮制限制。過三年五載，生下兩個大胖小子，豈不美哉？

這想法很好，但不要忘了那一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爲自由故，二者皆可拋”。自由，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在周代，脫離“禮制”下的宗法社會，去尋找自由，代價是巨大的，也可以說就是自殺。

你想組建一個小家庭，開墾出一片田野，去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的詩意生活。但現實會告訴你，根本不可能。那可是周代啊。

咱們尚且不論，當時的冶鐵技術還不成熟，鐵製農具還沒有普及，因此，你兩口子、甚至是十幾口子也開墾不出能夠養活你們的田地。就算，你找到一塊天然的良田，你有沒有想過，一旦遇到洪水猛獸、自然災害，你怎麼辦？

乾旱的時候，你怎麼引水灌溉？洪澇的時候，你如何疏通？霜降的時候你如何打霜？這些農耕的基礎項目，都是需要成百、甚至上千、上萬人的協作才能進行的。試想一下，你幾口之家在荒郊野嶺，安能獨活？

看到這些問題後，我想你就會收起那“自由平等”的口號，懷着對父老鄉親思念的心情，再次返回到那個人人不平等，等級森嚴的宗法制社會。在古代，尤其是在那生產力水平極其有限的周代，自由和平是不現實的。

因爲，在那時候要想生存，大家只能進行合作，抱團取暖。有合作分工，就會有組織有秩序，人在組織中就會有地位的高低，就衍生出了宗法社會。

因此，在尊卑有序的社會中，也只有大宗族的族長，才能夠整齊劃一的領導並指揮大家，開溝渠疏導水患，生煙火驅霜。這些族長，就是家長、族長、仕、卿、諸侯、國君。

我們生活在分工極其精細的現代工業社會，人不再被栓在土地上，一個幾口人的家庭，甚至一個人，只要通過勞動爲別人創造價值，就可以生存。所以，“人人平等”的口號才能深入人心。我們習慣了這樣的口號，可能是忘記了“自由平等”等概念，也是社會隨着近代工業文明發展，出現的產物。

一個社會的生產方式，生產力水平，會決定這個社會的形態與制度。宗法制度在中國存在了兩千多年，這也可以從側面說明，這套制度是中國農耕社會下的最有效組織形式。

在宗法社會的“禮制”下，一個人雖說不能逾越自己的階位行使，但好處是，當有危機突然降臨時，他也不是孤身一人。因爲在宗法大集體中，甚至一個人的生老病死都有人照料。在這樣一個“誰都不是外人”的熟人社會關係中，人人都表現的含情脈脈，一切事物都是按部就班地在禮制下運轉，具有高度的穩定性。

人最渴望是什麼？不是自由和平等，而是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生活中獲得所謂的安全感。而人的安全感，又與一個絕對穩定的生活狀態是高度相關的。

看到這裏，你一定明白了，爲何咱們的孔老夫子等人會費那麼大的力氣，耗費畢生的精力也要回到那個嚴格遵從“禮制”的宗法社會。

孔子“復禮”爲什麼會失敗？

這個問題，或許你早已經認識到了，依靠“禮制”所維繫的宗法制社會，也必定是一個小規模的熟人社會。也只有這樣的社會中，才能依靠血緣關係確定親疏遠近、尊卑長幼，人們才能夠各安其位、各司其職，保持秩序井然。

今天，在中國很多偏遠地區的農村，一個村一兩個姓，還保留着宗法社會下的鄉土氣息。

在這樣的社會中，統治者自上至下逐級行使權力，被支配者自下至上逐層恪守自己應盡的義務。正所是謂“主子的主子不是我的主子，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這樣一來，周天子對地方諸侯的控制力是相當微弱的，對於不聽調令的諸侯，周天子只能表示無可奈何；同樣，諸侯雖然地位高，但他也管不了貴族、卿大夫們養的門客。當諸侯國君的命令調不動卿大夫時，他們往往也只能發出一聲無奈的嘆息。

然而，統治者對權力的慾望總是無限的，周代搞的這一套分封制，也只是在文明的初級階段，有限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下的無奈選擇。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隨着冶鐵技術的成熟、鐵製農具的推廣，以及各種農業技術的進步，社會生產力水平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宗法社會的那套“禮制”，對諸侯實現中央集權統治具有天然的制約，看着周天子那一副窩囊的樣子，那些富有野心的諸侯們不寒而慄。因此，他們要進行變法，要實行編戶齊民、郡縣制，拼了命也要打造一套由中央直接任命官員到地方的中央集權式官僚體系。

只有做到這些，諸侯才能將自己的權力在社會中一竿子插到底，對基層社會實現有效地組織和動員，不再受到宗法貴族們的掣肘，可以放心地去追逐自己富國強兵的夢想了。

因此，孔子爲什麼最終“復禮”失敗，道理也就不難理解了。

諸侯們拋棄過去的“禮制”，不斷地進行擴張，社會不斷地變大。社會膨脹後，原來的熟人社會就被打亂了，逐漸變成了陌生人社會。這樣，過去的宗法封建制也就不再適應統治者的政治需求了，也就逐漸地瓦解掉了。

這就好比將十幾個、幾十個村子拆掉合併，原先的村民進入到了一個比以前更大的社區，在社區中，人們沒有了之前在村子裏的血緣紐帶，也就團結不起來了。這樣一來，我空降一個百十來人的物業公司就能管理起一個幾萬人的社區了。

郡縣制就是這樣的邏輯，宗法社會瓦解也就意味着周禮的生存土壤也將不復存在了。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各國都在絞盡腦汁變法，這時候誰聽從孔子的說教，退回宗法制的小社會，在弱肉強食的戰國時代，那就等同於自取滅亡。這也就是孔子“復禮”失敗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