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說《白夜》的開篇勾勒出這樣一幅浮動於想象空間的場景：

彼得堡街道上的一棟棟房屋紛紛向主人公吐露“心聲”，有的因翻修加蓋而“欣喜”，有的卻因倖免於一場火災而“心有餘悸”。這些泥磚瓦礫堆積起來的，看似無生命的建築而發聲，正所謂萬物皆有靈。

瑞典藝術史學家喜仁龍就身體力行記錄下了民國時期北京的城牆、城門及其周邊，親自勘測丈量城牆、城樓的準確尺寸，精心手繪53幅城門建築圖紙，實景拍攝128幅老城牆及城門的照片，並結合歷史文獻中的記載，將北京城牆與城門的神韻留在了紙上方寸之間。

《北京的城牆與城門》成書頗費周折，留存至今更是彌足珍貴。

此書於1924年在倫敦首印僅800冊，之後便銷聲匿跡，二十餘年後，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偶然得之，有感於此書有着極高的學術價值，擲重金購回。在塵封了近一個世紀後，《北京的城牆與城門》再次重出大衆視線，而現在的北京已經和當時有着天壤之別，若是按圖索驥，可以對號入座的城牆與城門微乎其微。

行雲流水的北京城日新月異，那些飽經風霜逐漸走向衰亡的古蹟被遮蔽在當代鋼筋水泥的建築羣中，被衝散的還有棲身於此的人們以及他們再也回不去的生活，就像老舍在《想北平》裏寫道的：“那長着紅酸棗的老城牆！面向積水潭，背後是城牆，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葦葉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樂的坐一天……像小兒安睡在搖籃裏。” 這座讓他們魂牽夢繞的古城像是一夜之間換了新裝，熟悉而又陌生。

作爲城市的預言家，喜仁龍發出如此的感嘆，“這些美妙的城牆和城門，這些北京動人輝煌的歷史的無言記錄者，還能在這個世界上屹立多久呢？”在現在看來，不失爲一句令人愕然的讖語，當他觸摸着粗糲的牆磚，在被睥睨萬物式的壯美與精緻古樸式的秀美所折服的同時，也傾聽到它們發出的哀傷的嘆息。

北京的城建史追溯到春秋戰國時代的薊城，自遼南京起、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都在於此，明代永樂年間，由內而外建成外七城、內九城、皇宮各四城的城牆和各自的城門。

最有名的城牆當屬長城，“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其本身最極致最持久地反映出了中國百姓對圍牆式建築物根深蒂固的信賴，固若金湯的城牆完成了它們保家衛國的使命，卸下沉甸甸的重任繼而被奉爲世人矚目的歷史遺蹟，而承擔城市劃分功能的城牆卻命運多舛。

曾幾何時，沒有城牆便不可稱之爲城市，可以說，城牆構成了每一座中國城池的骨骼或框架。

城門作爲城牆的附屬，每日吞吐着進出城市的萬物生靈，還有伴隨着他們悲歡離合的婚喪嫁娶儀仗隊。而如今，滿漢分置與“宵禁”等制度早已淪爲明日黃花，城牆和城門壽終正寢，那些以線性和壘狀相交替奏響的沉穩而有力的節奏在隆隆拆除聲中永遠畫上了休止符，從此失魂落魄。

“幾乎所有的歷史事件都在城牆上留下了印跡——戰爭時的摧殘與和平時的建設，腐朽與勤勉的政府，懈怠與積極的官員，衰敗與繁榮的年代，此外還有那些以各種不同方式參與這座引人注目的防禦工事的人們留下的痕跡。”

根據碑銘磚刻上的文字，喜仁龍翻開了古建築羣的歷史檔案。以南城牆和西城牆爲例，明嘉靖年間以及清乾隆後期，都有對城牆的大規模修繕，在清嘉慶和光緒年間也有小規模的修復。

東城牆則保留着大量明朝時的遺蹟，由於修復不善的緣故，滄桑感倍增。北城牆的與衆不同在於，此地聚集着諸多皇親國戚的宅院，還有如雍和宮、孔廟等的廟宇，古柏碧瓦襯托下的貴族府邸無不訴說着過往的雍容華貴。

從1912年民國政府成立之後，北京城的區劃變動過無數次，北京城的概念也一直處於外延不斷擴張狀態，名稱隨之數次變更，城市也不斷刷新着新的格局。

上個世紀的“梁陳方案”之後，北京的城牆因諸多歷史問題未能留存至今，皇家的顯赫，平民的灑脫，所有往昔勝景對歷史沉思的迷夢都煙消雲散了，再堅不可摧的城牆與城門也抵不過稍縱即逝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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