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后,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大都市。西方列强将通商口岸作为倾销工业品、掠夺廉价农业产品的基地,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通商口岸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原标题:世界上普遍是北富南穷,为什么中国是北穷南富?

放眼世界,普遍是北富南穷。

在美洲,美国、加拿大等北美洲国家更富裕,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秘鲁等南美洲国家更贫穷;在欧洲,丹麦、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更富裕,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南欧国家更贫穷。

具体到国家内部,也大体遵循这一规则。

以美国而言,在东北方,分布着缅因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工业商业基地,以及美国第一大都会纽约市,美国工商业最发达、都市化程度最高、富人最集中的区域。而在南方,分布着田纳西州、佐治亚州等农业大州,种植业、畜牧业很发达,环境非常优美,但富裕程度远远无法与东北方各州相比。

而在中国则截然相反,是南方省份普遍富于北方省份。比如,4个一线城市中,有3个位于南方。比如,5个经济特区,全部位于南方。再比如2019年的17个万亿俱乐部城市成员,有14个位于南方。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在宋朝以前,中国也曾经是北方比南方富裕。北方的黄河流域,孵育出灿烂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北方的关中地区,曾经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一块宝地,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人们都说“得关中者得天下”。

那时候,南方广袤的地域还处于待开发、半开发状态,被称为“蛮夷”。特别是岭南地区,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瘴气弥漫,令人望而生畏,闻之色变,是皇帝和君主流放大臣的最佳场所。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因为劝谏唐宪宗奉迎佛骨,被唐宪宗一怒之下流放到潮州。韩愈的心是“拔凉拔凉”的,走至到陕西境内的蓝田关时,挥笔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本为圣朝除弊政,敢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这是叮嘱侄孙韩湘,等自己死后为自己收尸。

不过,到了宋朝时期,南方的逐步得到了开发,日渐发展起来。尤其是南宋小朝廷偏安于南方后,带来了大量的人才和资源,在南方悉心经营,使得南方的开发程度越来越高,逐渐繁荣、富裕起来。南宋文人范成大在《吴郡志》中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表示苏杭一带的富庶程度,足可以与天堂媲美了。

相比之下,北方由于连年战乱,以及灾荒频发,经济发展逐渐落伍于南方。从那以后,直至今日,从整体上来说,北方的经济发展就再也没有赶上南方了。

明朝、清朝时期,随着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往江南地区转移,南方与北方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特别是江南一带,经济充满活力,商业活动频繁,人烟稠密,文化昌盛,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明朝时期的南直隶,清朝时期的江南省,是朝廷的财赋重地,占据全国的三分之一。

不过,正因为江南省的“富可敌国”,引起了清廷的担忧。康熙皇帝于1661年将江南省一分为二,几经周折后,形成了安徽省、江苏省。后来,上海市又从江苏省分出去。

就在江南各省呈现勃勃生机时,岭南的广州也因为“一口通商”,获得了对外贸易,使得广州成为“洋船泊靠,商贾云集,殷实富庶”的地方。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广州每年停靠的洋船达200多艘,税银超过了180万两。

第一次鸦片战争洞开了清朝的国门,将清朝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南京条约》及其后续条约的影响下,南方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地成为通商口岸。西方列强将通商口岸作为倾销工业品、掠夺廉价农业产品的基地,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通商口岸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上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上海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当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后,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大都市。

改革开放以来,毗邻香港、澳门、台湾的南方沿海地区,在发展“三来一补”工业和进出口贸易中占得先机,领先了北方一步。

同时,由于广东、福建等地向来有往外移民的传统。这些移民在海外取得成功后,往往会选择回家乡创业,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比如,从福建走出的林文镜、李陆大等,从广东走出的李嘉诚、霍英东等人,都曾经为造福桑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此,中国南方比北方更富裕,就成了很好理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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