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公佈全省“終生禁駕”人員名單以來，安徽公安交管部門繼續加大對酒後駕駛、交通肇事逃逸、“毒駕”等嚴重交通違法犯罪行爲的查處力度，2020年4月1日至5月20日查獲新增的終生禁駕人員46名，駕齡最長的24年，駕齡最短的2年，年齡最大的56歲，年齡最小的僅21歲。

伴隨着汽車從精英消費向大衆消費過渡，我們已經進入了汽車社會；然而，與汽車社會相匹配的汽車文明卻“慢了一拍”，背離規則意識與公共精神的失範行爲層出不窮。作爲一種規訓與懲罰的手段，“21歲終生禁駕”猶如一面鏡子，提示和警醒人們——駕駛車輛不能恣意放縱成爲“脫繮的野馬”，而是要戴上“緊箍咒”，把好方向盤。

終生禁駕頗具威力，尤其是對那些年輕的駕駛人員來說；“21歲終生禁駕”不僅會帶來出行不便，還會影響工作機會和自身的價值實現，早知如此，何必當初？酒駕發生交通事故構成犯罪也好，造成交通事故逃逸構成犯罪的也罷，終生禁駕建構了一道人爲的藩籬和屏障，將部分人拒之門外；對那些有過嚴重交通違法行爲前科的人們終生禁駕，說到底也是爲了守衛公共安全。

高大的建築、穿梭的車流和擁擠的人羣，見證了“流動中國”的生機與活力。人們認同和遵循規則，就是爲了讓交通秩序變得有條不紊、可預期。

在利益主體多元化、價值觀念多樣化的今天，面對“21歲終生禁駕”，也許有的人會覺得這樣的處罰太過嚴苛，沒有給予“浪子回頭”和“污點封存”的機會。究其原因，交通違法行爲具有很強的公共屬性，也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對嚴重交通違法行爲的寬容，或許就會異化爲縱容。

一個基本方向是，公共政策很多時候只能保障絕大多數情況下的正義，那些小概率的、極端情形下的不近人情，也許正是人們爲了享受公平必須付出的代價。終生禁駕作爲一個剛性規則，不會因年齡、性別等因素而發生改變。否則，在執行和實施的過程中有彈性空間，其震懾力和約束力就會大打折扣乃至淪爲“稻草人”。交通規則一旦變得“寬鬆軟”，失範行爲就會潛滋暗長；只有寬嚴相濟、張弛有度，交通規則纔會更有使用價值。

懂得約束慾望，懂得自律和自制，懂得把握“有所爲有所不爲”的界限與尺度，已經成爲一種必不可少的社會化。如果說拿到駕照是取得了“上路資格”，能夠篤定地堅守汽車文明纔是一位“好司機”。對任性而爲的“不良司機”的嚴懲，也是爲了保護守規矩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