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耳》是《诗经》名篇，历来传唱、吟诵不衰。但它牵涉到一桩“著作权”案，以至于2000年来纠缠不清。

这桩公案的焦点是，《卷耳》里的“我”是谁？

看起来多简单，值得争论吗？——先别忙着下结论，看看卷进这事里的当事人您再说：

毛亨（战国），焦贡（西汉），郑玄（东汉），孔颖达（唐），朱熹（宋），方玉润（清），程俊英、周振甫、高亨、余冠英、钱钟书（现代）……几乎历朝历代都是，皆全是学问大家。

01公案背景

这个案子和现代社会的著作权案大有不同：

第一点，作者不是主张权益者。

《诗经》时代，在迟迟春日或雝雝鸣雁的秋天，常见一个人摇着木铎，出没于田间地头、周行陋巷，他可不是货郎，而是周王的采诗官，被称作“酋人”或“行人”。

丁当的铎声中，耕田的、伐木的男人，采桑的、采野菜的女子都聚拢过来，开始秀自己的才艺，于是“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参差荇菜，左右采之”都从纵横阡陌中流出，汇入了《诗经》的大江大海。

——他们是我们民族最初的诗人。

这些诗人有个特点，他们唱他们的劳动和饥饿，唱他们的痛苦与快乐，然后别无所求；没有人伸出手来说：来，给我稿费！也不争什么署名权，哪怕后人把诗作安在哪位国君、哪个后妃名下，他们也全然不在乎。

——这，可以作为“《卷耳》案”“争讼”的引线。假如在作品后署上“某丁”“某好”，起码也给后人留下点线索！

第二点，作品不受“著作权保护期限”和“诉讼时效”限制。

没有作者来争讼，并不代表没有人为他们（包括诗中的主人公“我”）来主张权益——上面提及的各路“大佬”就是“《卷耳》案”的“代理律师”。

他们也有个特点：没人委托他们，给他们“诉讼费”，打赢了也不会升职升薪，他们完全是在打一场“公益”官司。为什么要打？——为了他们心中的文化传承。

02原始卷宗

“《卷耳》案”最原始的卷宗就是一首诗，4章，70个字，最初是酋人们抄在竹木简上，然后在帛上、纸上，以手抄本或印刷本的形式流传下来：

对《卷耳》的注释构成了第二个层面上的卷宗，但是从这个层面上起，就充满了争议甚至抵牾，一直深入到每个字每个词的解释。简单举例：

（1）采采，一说茂盛，一说采了又采。（2）卷耳，共识为苍耳，亦有人认为是地耳。（3）周行，共识为大路，孔颖达等认为是周朝的位列。（4）玄黄，一说马本来毛色，一说马因病所致毛色。（5）兕觥，一说野牛角制的酒杯，一说是青铜做的牛形酒器。（6）砠：有土的石山，或谓山中险阻之地。

涉及到难解的词语其实还不是关键问题，因为大可以模糊处理，下面是程俊英先生的白话译文，在里面我们可能瞧不出根本问题来的：

没问题吧？可是越过语言层面，看看里面的“我”之后问题就来了！

问①：采卷耳的人和登山的人是同一人吗？按程先生译文，采卷耳的是女子，她是采了卷耳又去登山怀人吗？也有人认为采卷耳的是男子，那么是他征发在外，带仆人采卷耳又登高怀人？

问②：如果采卷耳和登山的不是同一人，那么怎么会出现两个“我”？——一个是真实的我，一个是想象中的对方？那么，采卷耳的是真实的我，还是登山的是真实的我？

问③：会不会是两个人在不同的空间同时出现？一个采卷耳，一个登山？可能吗？

……

03精彩的笔墨官司

下面我们就模拟一下这场打了2000年的笔墨官司，代理律师是历代学者，而《卷耳》的当事人——缺席。

• 第一场：

律师：孔颖达（唐代经学家，孔子31代孙，著《毛诗正义》疏），律师团荣誉成员毛亨（战国经学家，著《毛诗正义》传）、郑玄（东汉经学家，著《毛诗正义》笺）

结论：《卷耳》的“我”共3人，甲是周后妃某，乙是周使臣某，丙是周王某。丙和甲是夫妻关系，丙和乙是君臣关系。整首诗的作者是后妃“我”。

事实与证据：

第一章“我”是后妃。从采卷耳，连浅筐也装不满写起，表现后妃忧心忡忡，想着君王能任用贤臣。“嗟我怀人，寘彼周列”就是后妃心里想着贤臣们怎么才能进入周朝廷的位列之中！

第二三章的“我”有两个，骑马登山的是使臣，喝酒伤心的君王。后妃希望贤臣到周，贤臣果然就到了，他不辞劳苦、跋山涉水去出使。国君感念臣子辛苦，内心忧伤，想着臣子回来后举金罍、兕觥感谢他。怎么推断喝酒的是君主？因为“人君黄金罍”。

第三章是后妃。这一章承第一章，是后妃的感慨，使臣为君主辛苦效命，仆马皆病，因而感动、怜悯。

悦华按：郑玄、孔颖达等做的是“经人解经”的工作。他们不会把《诗经》看作文学作品，而是看作政治教化的工具，因此满眼是君王后妃，圣主贤臣，所以后世多不认同。

但带有启发性是，孔师虽认为《卷耳》中的“我”多达三人，但叙述者却是一人，那就是后妃“我”。换句话说就是：全篇都是后妃在吟唱给君王听的，她先为不得贤臣而忧伤，又设想贤臣到来后非常辛苦，建议君主好好对待。所以其中的“我马虺隤/玄黄”的“我”是“我臣”的简称；“我姑酌彼金罍/兕觥”中的“我”是“我君”的简称。

• 第二场：

律师：方玉润（清代学者，《诗经》研究大家，著有《诗经原始》）。律师团荣誉团员焦贡（西汉哲学家，著有《焦氏易林》），程俊英、余冠英（现代学者，分别著有《诗经选注》《诗经选》）等。

结论：“我”指两人，一是采卷耳、饮酒的思妇“我”，一是行役登山的丈夫“我”。而诗的叙述者是思妇“我”。

事实与依据：

《卷耳》为“妇人念夫行役而怜其劳苦之作”，而非前人所说的“后妃之志”。

证据①：从训诂角度看，孔颖达们所说“周列”意非“周朝廷行列”，而是指“大道”。

证据②：从逻辑角度看，遵道采卷耳，“岂后妃事也”？

由此可见，第一章乃思妇因采卷耳动怀人之念，采不盈筐弃之路旁，有“一往情深之慨”；而后三章从对面著笔，想像丈夫劳苦之状，“强自宽而愈不能宽”。

悦华按：方玉润的贡献在于，他首先否定了“经人解经”的做法，认为“后妃之志”是“腐儒”断章取义、胶柱鼓瑟之解，将“后妃”置换成“思妇”。

然后他以文学的眼光看《卷耳》，认为后三章在写思妇想像中的丈夫，是一种从对面着笔的文学方法。

这样，他成功地将《卷耳》拉下“神坛”，并“抹掉”了孔颖达解说中的一个使臣“我”。

需要说明的是，余冠英、程俊英等现代学者对方润玉的学说有继承，也有扬弃。以余冠英为例，他认为：

这是女子怀念征夫的诗。她在采卷耳的时候想起了远行的丈夫，幻想他在上山了，过冈了，马病了，人疲了，又幻想他在饮酒自宽。第一章写思妇，二至四章写征夫。（余冠英《诗经选》）

程俊英也有类似的说法。比较余、程和方润玉的说法，区别仅在于前者认为二三四章全是思妇的想象，后者认为二三章中登山的是征夫“我”，而借酒浇愁的则是思妇“我”。

• 第三场：

律师：钱钟书（现代学者，著有《管锥编》等），律师团荣誉成员李山（当代学者，北师大教授）。

结论：作诗之人不必即诗中所咏之人，妇与夫皆诗中人，诗人代言其情事，故各曰“我”。

事实与依据：

首先，孔颖达们的“后妃说”迂阔可哂——哪有“求贤”而几于不避嫌的后妃？

其次，思妇称自己为“我”正常，设想丈夫时再称“我”以模拟丈夫的口吻则“葛藤莫辨，扦格难通”——既混乱又矛盾。这表明方玉润们第二~四章言思妇设想丈夫行役之状属判断错误。

第三，与其说二~四章是思妇为夫代言，还不如说诗的作者在同时为思妇、征夫代言！换句话说，诗的作者既不是思妇也不是征夫：

首章托为思妇之词，“嗟我”之“我”，思妇自称也；……二、三、四章托为劳人之词，“我马”、“我仆”、“我酌”之“我”，劳人自称也。

最后，为表明论证的正确性，大量引用中西方诗文以作类比，不仅指明这种“两头分话、双管齐下”的结构方式大量存在，更指明《卷耳》为最古老的一个。

悦华按：钱钟书先生观点的创新性在于他引入了“代言”的概念，一反以往后妃“我”、思妇“我”即是诗歌作者的看法。这样，诗中的“我”无论思妇还是征夫，都只是用第一人称指称的对象而已。

这样一来，解决了《卷耳》里关于“我”的纷乱头绪。

值得一提的是，北师大李山教授在钱钟书先生的基础上又提新见。

他以新发现的材料孔子评诗“《卷耳》不知人”入手，认为《卷耳》采用的是一种歌唱方式，第一章为女子所唱之词，第二、三、四章，则是男子的唱词。（悦华认为第四章理解为合唱之词亦可）这样，对钱钟书先生观点做了很好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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