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耳》是《詩經》名篇，歷來傳唱、吟誦不衰。但它牽涉到一樁“著作權”案，以至於2000年來糾纏不清。

這樁公案的焦點是，《卷耳》裏的“我”是誰？

看起來多簡單，值得爭論嗎？——先別忙着下結論，看看捲進這事裏的當事人您再說：

毛亨（戰國），焦貢（西漢），鄭玄（東漢），孔穎達（唐），朱熹（宋），方玉潤（清），程俊英、周振甫、高亨、餘冠英、錢鍾書（現代）……幾乎歷朝歷代都是，皆全是學問大家。

01公案背景

這個案子和現代社會的著作權案大有不同：

第一點，作者不是主張權益者。

《詩經》時代，在遲遲春日或雝雝鳴雁的秋天，常見一個人搖着木鐸，出沒于田間地頭、周行陋巷，他可不是貨郎，而是周王的采詩官，被稱作“酋人”或“行人”。

丁當的鐸聲中，耕田的、伐木的男人，採桑的、採野菜的女子都聚攏過來，開始秀自己的才藝，於是“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幹兮”、“參差荇菜，左右采之”都從縱橫阡陌中流出，匯入了《詩經》的大江大海。

——他們是我們民族最初的詩人。

這些詩人有個特點，他們唱他們的勞動和飢餓，唱他們的痛苦與快樂，然後別無所求；沒有人伸出手來說：來，給我稿費！也不爭什麼署名權，哪怕後人把詩作安在哪位國君、哪個后妃名下，他們也全然不在乎。

——這，可以作爲“《卷耳》案”“爭訟”的引線。假如在作品後署上“某丁”“某好”，起碼也給後人留下點線索！

第二點，作品不受“著作權保護期限”和“訴訟時效”限制。

沒有作者來爭訟，並不代表沒有人爲他們（包括詩中的主人公“我”）來主張權益——上面提及的各路“大佬”就是“《卷耳》案”的“代理律師”。

他們也有個特點：沒人委託他們，給他們“訴訟費”，打贏了也不會升職升薪，他們完全是在打一場“公益”官司。爲什麼要打？——爲了他們心中的文化傳承。

02原始卷宗

“《卷耳》案”最原始的卷宗就是一首詩，4章，70個字，最初是酋人們抄在竹木簡上，然後在帛上、紙上，以手抄本或印刷本的形式流傳下來：

對《卷耳》的註釋構成了第二個層面上的卷宗，但是從這個層面上起，就充滿了爭議甚至牴牾，一直深入到每個字每個詞的解釋。簡單舉例：

（1）采采，一說茂盛，一說採了又採。（2）卷耳，共識爲蒼耳，亦有人認爲是地耳。（3）周行，共識爲大路，孔穎達等認爲是周朝的位列。（4）玄黃，一說馬本來毛色，一說馬因病所致毛色。（5）兕觥，一說野牛角制的酒杯，一說是青銅做的牛形酒器。（6）砠：有土的石山，或謂山中險阻之地。

涉及到難解的詞語其實還不是關鍵問題，因爲大可以模糊處理，下面是程俊英先生的白話譯文，在裏面我們可能瞧不出根本問題來的：

沒問題吧？可是越過語言層面，看看裏面的“我”之後問題就來了！

問①：採卷耳的人和登山的人是同一人嗎？按程先生譯文，採卷耳的是女子，她是採了卷耳又去登山懷人嗎？也有人認爲採卷耳的是男子，那麼是他徵發在外，帶僕人採卷耳又登高懷人？

問②：如果採卷耳和登山的不是同一人，那麼怎麼會出現兩個“我”？——一個是真實的我，一個是想象中的對方？那麼，採卷耳的是真實的我，還是登山的是真實的我？

問③：會不會是兩個人在不同的空間同時出現？一個採卷耳，一個登山？可能嗎？

……

03精彩的筆墨官司

下面我們就模擬一下這場打了2000年的筆墨官司，代理律師是歷代學者，而《卷耳》的當事人——缺席。

• 第一場：

律師：孔穎達（唐代經學家，孔子31代孫，著《毛詩正義》疏），律師團榮譽成員毛亨（戰國經學家，著《毛詩正義》傳）、鄭玄（東漢經學家，著《毛詩正義》箋）

結論：《卷耳》的“我”共3人，甲是周后妃某，乙是周使臣某，丙是周王某。丙和甲是夫妻關係，丙和乙是君臣關係。整首詩的作者是后妃“我”。

事實與證據：

第一章“我”是后妃。從採卷耳，連淺筐也裝不滿寫起，表現后妃憂心忡忡，想着君王能任用賢臣。“嗟我懷人，寘彼周列”就是后妃心裏想着賢臣們怎麼才能進入周朝廷的位列之中！

第二三章的“我”有兩個，騎馬登山的是使臣，喝酒傷心的君王。后妃希望賢臣到周，賢臣果然就到了，他不辭勞苦、跋山涉水去出使。國君感念臣子辛苦，內心憂傷，想着臣子回來後舉金罍、兕觥感謝他。怎麼推斷喝酒的是君主？因爲“人君黃金罍”。

第三章是后妃。這一章承第一章，是后妃的感慨，使臣爲君主辛苦效命，僕馬皆病，因而感動、憐憫。

悅華按：鄭玄、孔穎達等做的是“經人解經”的工作。他們不會把《詩經》看作文學作品，而是看作政治教化的工具，因此滿眼是君王后妃，聖主賢臣，所以後世多不認同。

但帶有啓發性是，孔師雖認爲《卷耳》中的“我”多達三人，但敘述者卻是一人，那就是后妃“我”。換句話說就是：全篇都是后妃在吟唱給君王聽的，她先爲不得賢臣而憂傷，又設想賢臣到來後非常辛苦，建議君主好好對待。所以其中的“我馬虺隤/玄黃”的“我”是“我臣”的簡稱；“我姑酌彼金罍/兕觥”中的“我”是“我君”的簡稱。

• 第二場：

律師：方玉潤（清代學者，《詩經》研究大家，著有《詩經原始》）。律師團榮譽團員焦貢（西漢哲學家，著有《焦氏易林》），程俊英、餘冠英（現代學者，分別著有《詩經選注》《詩經選》）等。

結論：“我”指兩人，一是採卷耳、飲酒的思婦“我”，一是行役登山的丈夫“我”。而詩的敘述者是思婦“我”。

事實與依據：

《卷耳》爲“婦人念夫行役而憐其勞苦之作”，而非前人所說的“后妃之志”。

證據①：從訓詁角度看，孔穎達們所說“周列”意非“周朝廷行列”，而是指“大道”。

證據②：從邏輯角度看，遵道採卷耳，“豈后妃事也”？

由此可見，第一章乃思婦因採卷耳動懷人之念，採不盈筐棄之路旁，有“一往情深之慨”；而後三章從對面著筆，想像丈夫勞苦之狀，“強自寬而愈不能寬”。

悅華按：方玉潤的貢獻在於，他首先否定了“經人解經”的做法，認爲“后妃之志”是“腐儒”斷章取義、膠柱鼓瑟之解，將“后妃”置換成“思婦”。

然後他以文學的眼光看《卷耳》，認爲後三章在寫思婦想像中的丈夫，是一種從對面着筆的文學方法。

這樣，他成功地將《卷耳》拉下“神壇”，並“抹掉”了孔穎達解說中的一個使臣“我”。

需要說明的是，餘冠英、程俊英等現代學者對方潤玉的學說有繼承，也有揚棄。以餘冠英爲例，他認爲：

這是女子懷念征夫的詩。她在採卷耳的時候想起了遠行的丈夫，幻想他在上山了，過岡了，馬病了，人疲了，又幻想他在飲酒自寬。第一章寫思婦，二至四章寫征夫。（餘冠英《詩經選》）

程俊英也有類似的說法。比較餘、程和方潤玉的說法，區別僅在於前者認爲二三四章全是思婦的想象，後者認爲二三章中登山的是征夫“我”，而借酒澆愁的則是思婦“我”。

• 第三場：

律師：錢鍾書（現代學者，著有《管錐編》等），律師團榮譽成員李山（當代學者，北師大教授）。

結論：作詩之人不必即詩中所詠之人，婦與夫皆詩中人，詩人代言其情事，故各曰“我”。

事實與依據：

首先，孔穎達們的“后妃說”迂闊可哂——哪有“求賢”而幾於不避嫌的后妃？

其次，思婦稱自己爲“我”正常，設想丈夫時再稱“我”以模擬丈夫的口吻則“葛藤莫辨，扦格難通”——既混亂又矛盾。這表明方玉潤們第二~四章言思婦設想丈夫行役之狀屬判斷錯誤。

第三，與其說二~四章是思婦爲夫代言，還不如說詩的作者在同時爲思婦、征夫代言！換句話說，詩的作者既不是思婦也不是征夫：

首章託爲思婦之詞，“嗟我”之“我”，思婦自稱也；……二、三、四章託爲勞人之詞，“我馬”、“我僕”、“我酌”之“我”，勞人自稱也。

最後，爲表明論證的正確性，大量引用中西方詩文以作類比，不僅指明這種“兩頭分話、雙管齊下”的結構方式大量存在，更指明《卷耳》爲最古老的一個。

悅華按：錢鍾書先生觀點的創新性在於他引入了“代言”的概念，一反以往後妃“我”、思婦“我”即是詩歌作者的看法。這樣，詩中的“我”無論思婦還是征夫，都只是用第一人稱指稱的對象而已。

這樣一來，解決了《卷耳》裏關於“我”的紛亂頭緒。

值得一提的是，北師大李山教授在錢鍾書先生的基礎上又提新見。

他以新發現的材料孔子評詩“《卷耳》不知人”入手，認爲《卷耳》採用的是一種歌唱方式，第一章爲女子所唱之詞，第二、三、四章，則是男子的唱詞。（悅華認爲第四章理解爲合唱之詞亦可）這樣，對錢鍾書先生觀點做了很好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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