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唐朝灭亡的三大结构性致命原因
摘要：即便在唐僖宗干符年间，整个唐朝国土内，中央指挥不动、保持半割据状态的藩镇仍然只有河朔的魏博、成德、幽州三镇和刚刚归附、中央也无多大兴趣掌控的河西张氏归义军。唐朝之所以能在安史之乱后维系上百年所依靠的“基本策略”，其实恰恰是利用好安史之乱后所形成的藩镇割据格局，唐王朝始终在保持藩镇之间的势力平衡，保持中央的“神策军”相对于一个强藩或藩镇联合的绝对优势，利用藩镇，制衡藩镇。
唐朝的灭亡，始于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十二月五日，这一天，黄巢大军攻入长安，僖宗携少数亲信仓惶奔蜀[1]。在此之后，唐帝国虽然还在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的27年，却已是国不像国，君不像君，与毁灭几无二致了。
有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即一蹶不振，再也无法享受昔日的荣光。其实不然，在安史之乱后的几十年内，唐朝依靠无与伦比的自我修复机制，重新建立起了一套适合新形势下的国家运行机制，使得唐朝又得以续命百年多，并且维持了近百年的稳定增长。
唐代鎏金铁芯铜龙·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从德宗贞元元年（785）到懿宗咸通九年（868）之间，唐朝再无波及全国的大规模战事，生产、商业高速恢复，这一点可以在从人口增长中看得出来。唐文宗开成四年（839）的人口统计数字，户口数达4996752户[2]，考虑到仍有大量藩镇不上户口、户口隐匿现象的严重，以及还有30年太平可享，晚唐的人口数字还是非常可观的，至少不会低于唐朝最高账面数字——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的8914790户。
敦煌莫高窟唐代帝王听法图·摄于兰州敦煌艺术馆复制窟
在黄巢进京仅20年前的大中十三年（859），大唐帝国看不出任何崩溃的迹象。不仅宣宗是被称为“小太宗”的英明君主，励精图治，前不久沙州的张议潮还收复了沦丧吐蕃近百年的河西瓜、沙、凉等十一州[3]，成为破天荒的大喜事，唐朝的国土面积达到了后期的巅峰。天下除了河朔三镇外尽皆归服，国泰民安，尽管政治腐败的现象日趋严重，但人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样的国家仅仅过了二十年，就会堕落到一个无可复加的地步。
唐代三彩骆驼·洛阳市博物馆藏
繁荣的社会，丰厚的积累，为晚唐的帝国带来的奢侈的烙印。到了唐懿宗、唐僖宗的咸通、干符年间，社会的奢靡风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懿宗皇帝不理国政，只喜欢舞乐佞佛，他在宫中豢养着开销惊人的庞大艺术团[4]；动辄赏赐高僧[5]；而同昌公主出嫁，赏赐居然达到500万贯[6]。上行下效，皇帝如此糟蹋钱，怎能制止臣民的奢侈无度呢？如邠国公杜悰一天吃五顿不算，一顿饭居然要花上万钱[7]；宰相杨收家中的富丽堂皇，搞的被请客吃饭的崔安潜都不习惯[8]。
唐代懿德太子墓绞胎釉骑射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长安街头的铺张之风不亚于官僚们，进士曲江之宴，举城如痴如醉，长安高级妓院区——平康坊的北里也是整夜灯红酒绿，唐朝人疯狂地发泄着自己豪迈的欲望。晚唐最伟大的诗人韩偓在唐亡以后追忆故国，回忆起咸干时期纵乐北里、咏叹华章的生活，仍是感慨不已。[9]这样的铺张浪费，纵使是有着宣宗爸爸和之前历代先帝留下的丰厚积累[10]，也难逃坐吃山空的命运。这样纸醉金迷的日子并不能持续多久，唐僖宗干符二年（875），王仙芝揭竿而起，黄巢青出于蓝，开始横扫南北。由于战略部署失，国家承平日久，军队战力有限，黄巢竟得以直入京畿，故而有了广明元年长安沦陷一事。
唐代敦煌吐蕃时代瓜州榆林窟第25窟弥勒经变兵宝马宝·摄于敦煌壁画艺术高校公益巡展山西大学站之出展复制品
唐朝被攻破首都不止一次，玄宗到德宗四朝，长安沦丧三次，但并未阻碍唐帝国从废墟中重生。为何独有这次长安失守后，大唐帝国从此一蹶不振，行将就木？原因很简单，由于黄巢之乱带来的严重后果，中晚唐新的国家运行机制中的几根擎天之柱已经轰然崩塌了，出现国家的结构性创伤。这种结构性伤害几乎是不可逆的，并非几个贤君名臣就可以力挽狂澜。下面我就来分别讲讲，这导致唐朝灭亡的三大大结构性致命伤害。
·一·
藩镇割据平衡格局的崩溃
唐朝之所以能在安史之乱后维系上百年所依靠的“基本策略”，其实恰恰是利用好安史之乱后所形成的藩镇割据格局，唐王朝始终在保持藩镇之间的势力平衡，保持中央的“神策军”相对于一个强藩或藩镇联合的绝对优势，利用藩镇，制衡藩镇。[11]所以即便有魏博节度使那般带头桀骜不驯的河北三镇（魏博、成德、幽州），也始终被河东、昭义、河阳、天平、横海、义成、义武等藩镇从西、南两个方向锁死，根本无力如同安禄山当年那般染指两京。而且，河北三镇内部也会形成互相牵制，幽州镇就和南边非常不对付，每当成德不听话，幽州（原范阳）一定会第一个站出来撺掇中央进军成德[12]。
京西北的个别沿边藩镇虽然偶尔会有悖逆行为，但在神策行营和其他沿边藩镇的共同控制下，往往刚闪起火花就被扑灭。这一体系成效卓著，除河朔（河北）以外，任何企图保持半割据状态的藩镇都会最终被唐朝中央强力弹压，比如剑南西川的刘辟，浙西的李锜，淮西的吴元济。即便在唐僖宗干符年间，整个唐朝国土内，中央指挥不动、保持半割据状态的藩镇仍然只有河朔的魏博、成德、幽州三镇和刚刚归附、中央也无多大兴趣掌控的河西张氏归义军。
但是这样藩镇连环制衡的平衡格局，在黄巢之乱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在黄巢南北转移，掀起惊涛巨浪的时候，淮南高骈等巨镇已经表现出不听中央号令的行为[13]。到了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攻陷京师，唐朝中枢指挥系统突然遭到毁灭性打击，僖宗和田令孜一口气跑到成都继续宴饮游乐，客观情况下也不能全权指挥各地勤王藩镇的实际军事行动。虽然听说黄巢攻陷京师后非常积极赶来救驾勤王的藩镇军队很多，比如义武王处存、河中王重荣、凤翔郑畋，但是他们实际上在军事方面非常自主。这不是特例，唐朝的官方约束突然松动，这个机制也就趋向松解。一时间各地藩镇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赋税也不上交中央了，军队也可以随便扩张、随便行动了——反正都是为了平叛！兵、财有了，再加上在中和年间的剧烈变动中，一大批军校“下克上”成为藩镇主帅，很难说这些人还会再听中央号令。
到昭宗即位后，藩镇制衡体系已经基本失效。各地藩镇陷入互相吞噬、合纵连横的格局中，而不去理会中央了，从此藩镇兼并才是时代主题。[14]比如朱温在和李克用长期对峙的情况下，经略两河藩镇，吞下天平、淄青、魏博等镇；杨行密崛起于扬州后，对宣、鄂等镇始终没有松手，而且他还数次意图北上，光化二年（899）、天复三年（903）两次都被朱温遏制于北上的道中；李克用比较独特，他奉行“奉唐割据”，兼并虽不多，但他频频扶植代理人，比如幽州的刘仁恭[15]，想将河朔诸镇掌控在自己手中；王建从西川到东川到峡路、山南诸州，也在一步步把川蜀彻底置于己手，这里只是举几个例子。
包括人尽皆知的大顺元年（890），昭宗令禁军北伐李克用而大败一事，本质上也是藩镇战争的产物。昭宗之所以要讨伐李克用，是架不住云中、卢龙、宣武三镇的一再胁迫，虽然朝臣在宰相杜让能的领导下皆以为不可，但朱温系统的宰相张濬力主，再加上张濬想借此压制杨复恭，才有出兵之事。[16]这件事其实又表现出昭宗朝政治的一个新现象：藩镇环境和南衙北司的矛盾，促使一部分宰相成为强藩的代理人，强藩从而得以直接干预中央政治。
·二·
“西北-东南”战略结构的崩塌
后人往往容易低估中晚唐北方农业的恢复程度，事实上唐后期北方农业恢复与发展程度还是很可观的。但是北方的京西北、河朔藩镇赋税概不上供；而在唐朝国防布局中，绝大多数军队布置于北方，养兵开支极大；此外，北方特别是两京地带，是贵族、士族、官僚的庄园最集中的地区。因此，唐后期国家的财政主要来源确实是南方，东南地区的财赋收入是支撑国家运转的经济之本，所以唐后期的漕运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西北的政治中心和东南的经济中心相联合运转，才是中晚唐国家的实质状态。
却说这个唐后期，钱始终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话题，削藩、养百万兵、养新增大量官员，都得靠钱。无数次削藩战争，都不得不以没钱而停止。宪宗铁了心要平淮西，打了三年，虽然最终荡平了腹心之患吴元济，却也直接吃光了从爷爷德宗朝开始攒下来的老本。也正是由于朝廷缺钱，用钱的地方又出奇的多，所以财政官僚在唐后期极被重用，中晚唐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庞大的、纵向的财政官僚系统——度支和盐铁系统。[19]
唐代三彩釉贵妇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摄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与天久长特展
但是由于藩镇平衡格局的崩塌，唐朝对地方失去控制力，东南的财赋直接交不上来了。淮南从高骈开始就不上供，之后淮南镇内乱作一团，浙西、浙东、宣歙、江西等主要财源地都冒出一堆割据军阀，中央瞬间失去了大多数财政来源。榷盐和榷茶在唐代后期的财政收入中地位颇重，但黄巢之乱的巨大变局对度支、盐铁二系统打击非常大，运转已经不灵，而南方的联系一断绝，茶税全都收不上来，海盐利也不归自己了。很快中央又丢了另一大财源河中池盐的控制权，河中镇自己兴高采烈地去参与藩镇相攻了。[20]随着昭宗初年王建对四川的控制，天府之国的财赋和井盐也不上交中央了。
唐廷在昭宗朝是无比的缺钱，根本已经不能算一个健全的政府，没有钱就养不了军队，没有军队也就丧失了制衡藩镇的能力，故而只能被藩镇玩玩弄于股掌之间。
·三·
统治集团人才吸纳能力的丧失
唐代科举与其说为寒门子弟打开了登天之路，不如说是为士族家庭、达官贵人提供了续命、延续政治地位的新航道。在晚唐时期，这一现象表现的尤为突出。由于阶级固化日趋严重，寒门出身的士人，晋升空间渺茫，他们对中央离心离德，于是投身于藩镇之中，甚至与中央积极对抗。朝廷统治集团吸纳新人才、调节集团内部人员运转机能的丧失，同样是唐廷崩溃的重要原因。
直至唐末，进士出身者在整个唐朝官员中的比例并不得高，门荫和杂流始终占多数。然而从初唐开始就有一大趋势：即朝廷清要官职最重进士出身者。非进士出身者想要当官，除去李德裕这样少部分的背景深厚者，基本上只能沉沦下僚或是当政务官僚（官品未必低，但唐人看不起）。这种风气越到中晚唐越严重，德宗以后，进士科已经成为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决策层：进士科出身的宰相在宪宗朝第一次超越半数，自此之后这一趋势就再未扭转，到了晚唐时期，文宗朝（甘露之变经常被认为是中晚唐的分界线）宰相24人中有19位进士，武宗朝宰相15人中有12位进士，宣宗朝宰相23人中有20位进士，懿宗朝宰相21人中有20位进士。进士科既然被提升到如此地位，自然受到朝野的一致重视。特别是世家大族，想要维系自己的地位不坠，一定需要子弟能不断出现高级官僚，那么这些人对科举的争夺，是不言而喻的。
唐代三彩釉马·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摄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与天久长特展
然而问题就来了，唐代科举是不糊名的，这份卷子是谁的，考官看的一清二楚，所以考官的倾向就非常重要。但是在晚唐，由如礼部侍郎等朝廷清要大员担任的考官“知贡举”，大多数士族出身。既然科举掌握在士族手中，他们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导致毫无背景的贫寒之士很难出头。这还不算，唐代科举点谁，官僚们说了算，特别是宰相，对知贡举一施压，知贡举往往得看大佬的意见，这就导致晚唐时期请托成风，宰相们要保举的，当然不是自己的子弟，就是其他亲贵的人，这一风气在懿宗之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偶尔有一个能公平选拔人才的考官，还要遭来攻击比如王凝：“凝性坚正，贡闱取士，拔其寒俊，而权豪请托不行，为其所怒，出为商州刺史。”[21]
这种情况下，没有背景的寒士，中举已经十分困难。况且唐末士族通过对进士科的控制，产生了不少进士世家、官僚世家。到了晚唐，进士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世家大族一手操纵、延续权位的工具，寒门子弟想要中举，难于登天。这点屡举不第的黄巢恐怕体会最深，他在攻陷广州后大发声讨唐朝廷的檄文，其中就有一条是“铨贡失才”[22]。
作为一个普通士人，中了进士，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飞黄腾达。唐代科举制度相比后代极为特殊，其科举是选、举截然分开，即唐代科举的作用只有选拔人才，中了进士，只代表你获得了当官的资格（唐人叫出身），想当还要去吏部排队候着，等三年才能轮上。这种自开元十八年开始实行“循资格”制度，使中低级官员考满（一般三四年）后，必须离职，成为“选人”，根据考课成绩及其他表现，排队多年等候下一任官职。这使得寒素即使侥幸中举进入官场，想要晋升也极为困难。
五代王处直墓奉侍浮雕·河北博物院藏
晚唐恶劣的社会环境，加重了士人仕途的困难。僖宗之后，黄巢陷京，唐朝廷权威一落千丈，逐渐沦为藩镇手中的玩物。而此时唐朝真正进入了“藩镇割据”的时代，各藩镇之间虽战争激烈，但也充满着机遇。虽然知书达理的进士们未必看得起白手起家的藩帅们，但为了求得饭碗，那些年轻才俊们还是选择入幕。如名门陇西李氏出身的李巨川为韩建呕心沥血[23]，官三代张文宝屈尊为篡位的朱友谦卖命[24]。最恶劣的是那些进士们对阻碍他们富贵的清流大员们恨之入骨，想方设法和中央作对，李振、敬翔等人皆是如此，否则也不会有白马驿之祸的惨剧了。
因为统治集团吸纳人才能力的丧失，使得大量官僚队伍的新鲜血液全都去滋润了不听话的藩镇，中央反而丧失了人才流转的能力。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无过如此了。
不可否认，唐朝在大中咸通之际，已经表现出自然衰老的苗头。但这样的趋势如若没有黄巢之变，其过程还会持续多年。无奈黄巢乱起，“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过于猛烈的冲击，将中晚唐国家运行机制的各大支柱都给连根拔起，面临这种结构性的致命损伤，唐朝必亡的局面也就形成了。
这更提醒我们，中国历代王朝，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国家运行机制，这是维系每个王朝正常运转的基石。如若其中一项机能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就会威胁到这一王朝的生存。如若这个王朝的各项运行机制都发生了问题，这样的结构性损伤一定会使国家走向灭亡，且无法被任何人所力挽狂澜。唐末惨不忍睹的混乱，常常被史家称为“残唐”。
曾经站在中国古代史巅峰甚至世界历史巅峰的巨人，一举跌落到最为惨烈的深渊，以至于不得不历经唐末五代六七十年的激烈重组，才迎来北宋堪堪打造的全新家国结构。而我们对晚唐的衮衮诸公们，也只能半是恨，半是可怜了。
[1] 《资治通鉴》卷254，唐僖宗广明元年十二月甲申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381页。
[2] 《册府元龟》卷486《邦计部四·户口》，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814页。
[3] 《旧唐书》卷18《宣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9页。
[4] 《资治通鉴》卷250：“上好音乐宴游，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余，水陆皆备，听乐观优，不知厌倦。赐与动及千缗。”唐懿宗咸通七年十二月条，第8239-8240页。
[5] 《新唐书》卷181《李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54页。
[6] 苏鹗：《杜阳杂编》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94页。
[7] 尉迟偓：《中朝故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第1792页。
[8] 《太平广记》卷237，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825页。
[9] 韩偓：《香奁集序》，吴在庆校注：《韩偓集系年校注》卷6，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054页。
[10] 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84页。
[11] 参见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12] 如唐宪宗元和四、年第一次征讨成德王承宗，幽州节度使刘济积极响应中央号召，一马当先，“刘济自将兵七万人击王承宗，时诸军皆未进，济独前奋击，拔饶阳、束鹿”。《资治通鉴》卷238，唐宪宗元和五年正月条，第7671页。
[13] “（淮南节度使）高骈乃引淮水绕江都城三重，坐甲不讨，黄巢自此转盛。”《资治通鉴》卷253，唐僖宗广明元年三月辛未条，第8344页。
[14] 参见何灿浩：《唐末政治变化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
[15] 《新唐书》卷218《沙陀传》，第6161页。
[16] 《旧五代史》卷25《唐书一·武皇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43页。
[17] 《资治通鉴》卷256，唐僖宗光启二年十月条，第8461页。
[18] 《新唐书》卷190《卢光稠传》，第5493-5494页。
[19] 参见何汝泉：《唐财政三司使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20] 《新唐书》卷187《王重荣传》，第5437页。
[21] 《旧唐书》卷165《王凝传》，第4299页。
[22] 《新唐书》卷225《黄巢传》，第6455页。
[23] 《旧唐书》卷190《李巨川传》，第5081-5082页。
[24] 卢价：《唐故中大夫守尚书吏部侍郎充弘文馆学士判馆事柱国赐紫金鱼袋张公文宝权厝记》，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第四部第四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07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