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军的中流砥柱，他的画像曾与毛主席的画像并列挂天安门城楼

1949年7月7日，是抗战12周年纪念日。

这一天，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两大伟人的画像并列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两幅画像之间，是一颗巨大的红星。

其实，在井冈山会师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就一直并挂在各党政军和群众大会上。

可以说，朱总司令的地位和威望仅次于毛主席。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的开国大典中，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并肩，拾级而上，最先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时候的朱总司令，是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是新中国的第二号人物。

他在出席开国大典仪式时，就站在毛主席身边。

朱总司令能拥有这样的地位，完全是众望所归。

大家都尊称他是“红军之父”。

毛主席称赞他“度量如大海，意志如钢铁”。

多少次，他处于逆境，都屹立不倒，绝对是我军的中流砥柱。

张国焘欲分裂革命、另立中央那会儿，曾不断作当时安排在左路军工作的朱总司令的思想工作，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话说，早在1932年，迫于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苏区，转战西进，在陕西和四川边界创建川陕苏区。

1935年1月22日，刚刚结束遵义会议的中共中央联系上了红四方面军，电令“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也踏上了长征之路。

1935年5月下旬，张国焘驻军在川北县城，接到了红一方面军已进入川康边，正经会理、冕宁北上的电报，即派余天云、李先念率30军西进小金川地区，扫清敌人，接应中央红军；他本人前移往杂谷脑。

张国焘这时并不了解红一方面军的规模，他让余天云、李先念的部队沿途贴了不少写着“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大幅标语。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三十万”是张国焘要写的，数字是他“推算”出来的。张国焘说：“中央红军是老大哥，比我们多五倍是肯定的。我在毛裕镇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只有六万人，五倍是三十万，现在我们发展到了八万人，按五倍计算他们应该在四十万以上，我们只提三十万，已经留有余地了。”

徐向前认为这个口号影响到了后来两军的关系。他说：“会师后的事实证明，中央红军还不到两万来人，哪来的三十万嘛！我们的宣传打了自己的嘴巴，弄得四方面军指战员议论纷纷。”

张国焘为什么要在会师之前拼命夸大红一方面军的人数呢？

主要是想在红四方面军上下官兵中营造出一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从而对中央红军产生怀疑。

稍微想一下就会知道，八万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一路恶战不断，减员严重，怎么可能增加到三十万呢？

6月8日，李先念率部攻占了懋功、达维一带；而这时中央红军也已先后占领安顺场和泸定桥，渡过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向宝兴急进。

两军会师在即。

张国焘传话给李先念，说：“要拿出全套派头来，不要丢了自己的脸。”

1935年6月14日，余天云和李先念率领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下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由于红四方面军原来在物质条件较优的四川通南巴地区建立根据地，余天云和李先念率领的先头部队开拨才一个多月，打的仗也不多，军容比较整齐。师以上的干部，每人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着腊肉、香肠之类的各种物资。

而红一方面军历尽千艰万难，人困马乏，所剩一万余人枪支弹药缺乏，衣着破烂，无论从服装、装备、给养、军容，到战士身体情况、精神状态，都远逊于四方面军。

对于这种差别，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幽默地形容为“叫花子与龙王比宝”。

6月24日，张国焘仍是故意炫耀似的，骑着雪白的高头大马，领着十余个警卫人员，一色骑兵，人似虎，马如龙，精神抖擞地来到了两河口与中央领导相会。

大家都感觉到了，张国焘不像是一个赶来与同志会师的战友，而像是一个对穷亲戚炫耀财富的老爷。

德国人李德这回忆说：“六月中旬，中央纵队到达两河口。张国焘，一个高大的，仪表堂堂的，四十岁左右的人，像主人对客人一样接待了我们。他显得很自负，看来已充分意识到了他在军事上的优势和行政上的权力。”

热烈的庆祝会师大会后，张国焘迫不及待地找周总理摸底。

他低声询问道：“有一点我至今还不太清楚，你们这一路上打过来，伤亡惨重啊，不知道中央红军还剩下多少人？”

周总理一下子警惕起来，没有直接回答，反问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有多少人？”

张国焘撒谎说：“十万。”

他这个数字是夸大了的，红四方面军实际人数在八万人左右。

他继续追问说：“你们呢？再怎么也不会少于五万吧？”

周总理皱了皱眉，也夸大了中央红军的人数，语气有些低沉：“哪里呀，我掌握的准确数字，也就三万人吧。”

张国焘轻轻“嘘”了一声，说：“噢，就只剩下三万人了。”

周总理：“秤砣虽小，能压千斤嘛，不然，我们怎么能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到这里来和你会师。”

张国焘若有所思，不说话了。

实际上，他这时的内心已经在悄然膨胀了。

数日之后，张国焘带着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进兵计划回到了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的杂谷脑，致电中央，提出相反计划，强烈要求南下，反对北上。

中央坚持既定战略方针，并下达作战计划。

张国焘耍滑，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北上，对守敌很少的松潘围而不攻，白白错失战机。

张国焘还公开向中央伸手要权，不断给中央发电报，一会儿“提议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一会儿“提议由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

党中央只好取消原来的部署，决定把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路军北上。

其中的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军委纵队组成，由前敌指挥部的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草地到班佑，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左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三十二军，由朱总司令、张国焘、刘伯承所在的红军总司令部率领，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右路军在徐向前指挥下兵临包座，打开北上的道路，静等张国焘率左路军前来会合。

但张国焘却对确定好的合兵北上方案置若罔闻，不肯动身。

他要求朱总司令和他一起致电中央，改变北上方针，全军南下。

朱总司令勃然变色，说：“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是拥护北上的。”

但是，饶是朱总司令立场明确，态度坚决，张国焘还是强令左路军南下，同时还电令了陈昌浩、徐向前率领右路军再次穿过草地，折返南下会合。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临时中央”，自封为“主席”。

他让朱总司令站出来表态。

朱总司令语重心长：“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一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不说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张国焘恼羞成怒，在令全军原路返回阿坝地区的途中，秘密安排警卫长何福圣和特务营长徐泽明解除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的武装，“把他们全部控制起来。”

何福圣回忆说：“任务是张主席亲口向我和徐泽明下达的，黄（超）秘书长作了补充和具体的部署。这样做的目的是敲山镇虎，因为朱总司令和刘伯承老是在四方面军官兵中宣传中央北上的精神，这让张主席非常气恼。”

行动时间是午夜两点，当时，朱总司令的警卫员的白全宗和刘伯承的警卫员孟继彦反应相当机敏，他们听到动静，马上拔枪而起，枪口对着来人。

朱总司令从床板上坐起，低沉着声音说：“白全宗，你把枪给他们！我看他张主席能把我怎么样！”

实际上，红四方面军里面的官兵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四川人，他们对同是四川人的朱总司令、刘伯承有一种自发的亲切感，早就把他们当做了四川人的骄傲。张国焘根本就不敢对朱总司令、刘伯承怎么样。

朱总司令、刘伯承直接去找张国焘。

刘伯承说：“这是红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劣事件。”

朱总司令的话很重，他说：“我看你是想学赵匡胤，来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张国焘用请求的语气劝说他们在这场“南下”与“北上”之争中，能够站在他这一边。

朱总司令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他说：“决议我是举了手的，我现在来反对决议，不就否定了我自己？”

张国焘不甘心，费尽口舌相劝。

朱总司令急了，一跺脚，怒吼道：“天下人哪个不晓得朱毛？朱毛一分裂，红军就完了。”

张国焘傻了眼，悻悻地吩咐何福圣和徐泽明说：“天己快亮了，你们送总司令、总参谋长回屋休息吧，反正，我们还有时间再谈的。”

目送朱总司令、刘伯承离开，张国焘给陈昌浩发了一道的电报。电文称：“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尚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高潮到来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仍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这份电报被叶剑英先看到了，悄悄递交毛主席先过目。

看到电报上“仍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这一句惊心动魄的措词，毛主席当机立断，带领中央红军及时离开了险境。

张国焘大失所望，他在四方面军指战员会议上指责中央红军是“逃跑主义”，还诬蔑中央红军在离开前“把四方面军仓库里的枪支和弹药粮食悄悄都偷跑了，带不起的就烧掉，还有我们四方面军的一些伤员，也都被他们放火烧死了”。

朱总司令忍无可忍，拍案而起：“这纯粹是谣言！中央红军走的时候我虽然不在现场，但我肯定他们绝对不会这样做！从井冈山开始，毛主席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自制定的。红军对待俘虏都会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这是弥天大谎！。其二，我们过草地，都知道干粮根本不够，还要动员大家挖野菜，他们怎么会把宝贵的粮食烧掉呢？对毛主席，你们谁也不如我了解，毛主席和中央绝对不可能干这种事！我敢肯定这是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

张国焘有些耍无赖地说：“朱总司令，当时你又不在现场，怎么就一口咬定他们不会干这种事呢？”

朱总司令声若洪钟地对干部们讲道，“同志们，我们的红军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我承认中央红军遇到了很大的挫折，但这并不是毛主席的错，而是过去负责军事的几位同志的责任。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我们巳经把这些错误纠正了过来。在这样的时候，就更加需要党内的团结，红军弟兄们的团结。只有团结，我们才有力量渡过难关，战胜敌人，搞分裂，只能两败俱伤，南下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刘伯承被张国焘免去了总参谋长之职后，转任没有指挥权的红军大学校长。

红军大学中，很大一批干部、学员不满张国焘对中央的污蔑和分裂行径，暗中提出要北上，找中央；有的提出张国焘要阻拦，就跟他干；甚至有人提出了绑架张国焘，实施“兵谏”。

刘伯承觉得大家说的都有理，但拿不定主意，悄悄向“主心骨”朱总司令请示。

朱总司令耐心地解释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掌握正确的斗争策略，要顾全大局，维护红军的团结，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朱总司令的意思是，搞分裂活动的只是张国焘少数几个人，不能扔下四方面军不管，也不能和张国焘公开决裂，而是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运用策略尽力周旋，保存红军主力，把四方面军带回中央。

不用说，朱总司令的态度，对张国焘肆意妄为形成了有力制约。

徐向前回忆说，“朱总司令的地位和分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总司令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

毛主席带领中央红军离开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右路军时，陈昌浩曾派李特前去追赶。毛主席诚恳地对李特说：“请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正确的。我还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也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

可惜张国焘一意孤行，根本听不进。

然而，他的南下计划频频遇挫，红军八万人马锐减到四万人。

1936年6月6日，张国焘不得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并且，在朱总司令的耐心劝说下，同意和朱总司令带领大部队踏上北上征途。

1936年11月30日，朱总司令、张国焘率红军总部机关到达保安，受到毛主席等中央负责人和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