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迅速躋身資本主義列強行列,成爲東亞各國率先認清世界局勢、並完成現代化轉型的國家。然而也正是日本,成爲二戰前軸心國陣營中第一個入侵他國,挑戰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國家。
事實上,在經歷了吞併琉球、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以及一戰等一系列勝利之後,日本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急劇膨脹,其戰略地位不容小覷。不過,也正是因爲其崛起勢頭太過於可怖,日本在一戰結束以後招致美、英等老牌列強的刻意打壓,戰略環境急劇惡化。這其中,尤其以華盛頓會議的召開和華盛頓體系的形成爲標誌,並間接促使日本在二戰中陷入了戰略迷亂的狀態之中,最終走向了失敗。
1868年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其國土資源匱乏、軍事和經濟落後、現代化工業和教育基礎缺失,是一個等級森嚴的農業小國。然而伴隨着維新變法的展開,日本在此後數十年裏迅速發展,並於1879年吞併了琉球,形成對東亞大陸的戰略圍堵。不過,日本的海外擴張之路並非一帆風順的。19世紀下半葉的美國,其西進運動逐漸步入尾聲,海上西進運動戰略作爲新的擴張方略被提上日程。1894年,早已被日本廣泛移民滲透的夏威夷末代女王在美國人的要求下被逼退位,成立了夏威夷共和國。
伴隨着夏威夷淪爲美國的勢力範圍,日本東進的道路遭受挫折。不過在當年的甲午戰爭中,日本憑藉大勝之勢,從清帝國手中奪取了對朝鮮半島、臺灣等地的控制權,並擁有了面向南洋、東亞大陸兩條擴張線路。然而伴隨着1898年美西戰爭的塵埃落定,美國一方面徹底完成對夏威夷的兼併行動,另一方面則從西班牙手中奪取了關島、菲律賓等地,堵住了日本南下擴張的通道。不過,這些並未阻擋日本崛起的勢頭,它於1902年正式和英國簽訂盟約以牽制沙俄,並在1904年日俄戰爭中取得勝利。對俄戰爭勝利以後,清醒的日本又迅速與俄國達成和解,雙方從1906年到1916年簽訂了四份密約,達成了瓜分中國、聯手抵禦美國的協議。
一戰爆發之後,日本高舉“英日同盟”的旗號對德宣戰,並在攫取德國在遠東、南洋等地諸多利益之後,又意圖壓迫中國簽署《二十一條》。對朝鮮半島的控制讓日本擁有了參與東亞大陸事務的基礎,在一戰中獲取德屬南洋羣島又極大地改善了日本在太平洋的海權影響力。至此,一個海陸二元帝國逐漸成型,並依舊在急速膨脹之中,這招致太平洋霸主美國和世界霸主英國的雙雙警惕。
在一戰以前,美國憑藉夏威夷、關島以及菲律賓等屬地,對日本構成了強大的抵近威脅。可是由於德屬南洋羣島位於菲律賓和夏威夷之間,徹底改變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戰略窘境,同時亦削弱了美國對東亞事務的干預能力。爲此,美英兩國決定效法歐洲凡爾賽體系,在太平洋及遠東地區構建一個相似的體系來約束日本。1921年,美國邀請了英、法、日、意、比、荷、葡、中等,共計九個國家來華盛頓磋商中國及太平洋問題,並獲得了世界霸主英國、積貧積弱的中國以及衆多衰落中的殖民國家的響應。爲防止陷於外交孤立的局面,日本即便知道美國人心懷不軌,卻也無可奈何,只得前去赴會。
通過華盛頓會議上籤署的一系列協議,列強們在美國高舉的和平大旗下確認了海軍裁員、五個主要海軍強國的軍艦噸位比例等內容。在海軍力量的比例設定中,美國取得了與英國同等的地位,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英國的海上霸權。但是,鑑於其對太平洋地區興趣不大,英國同意了相關協議。畢竟,《限制海軍軍備條約》的簽訂更加有利於對日本的約束,而此時的英國早已不需要日本作爲鉗制俄國的抓手,“英日同盟”也逐漸淪爲世界霸主的政治負擔而急需擺脫。
對於製造業佔據優勢、工業原料充足、殖民地分佈廣泛的英美來說,“禁止新建海上要塞”、“鑿沉噸位和主炮口徑超標的艦船”、“限制海軍噸位”等內容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對於新晉崛起、海外擴張剛剛起步的日本而言,這無異於澆了一盆冷水,將先前取得的種種戰略優勢拱手交出。按理說,日本無論如何不絕不應該按照美國的頒發的劇本走,無奈的是當時日本幾乎全部的民生經濟資源和軍工資源,均進口於英美等國的殖民地。加之一戰後席捲全球的反戰情緒和美國強大的綜合國力,日本最終選擇了暫時性的屈服。
暫時的屈服並不能掩蓋美日之間的矛盾,日本絕不會按部就班的在華盛頓體系規則下行事,它從歐洲、東亞大陸和海軍三個方面開始推動了反制措施。原來,在一戰末期沙俄爆發革命,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上臺,並引發了包括英、法、美、日等國的干涉,以支援俄國白軍。但是鑑於紅軍強大的戰鬥意志和作戰能力,協約國軍隊於1920年便撤出了俄國,僅剩下日本一家單獨留在俄國西伯利亞,直至1922年纔在蘇俄的軍事壓力下不得不執行撤軍行動。日本之所以如此執着於干涉蘇俄,一方面是爲了趁俄國內亂打通北上擴張的道路,另一方面也是爲了彰顯自身力量以尋求與歐洲列強重新建立圍堵俄國的聯繫。
在對待《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層面,日本吸取了一戰中英德日德蘭海戰的經驗教訓,率先摒棄了巨炮戰艦理論的束縛,開始推崇航母在海戰中的作用和地位。爲此,建造航母編隊、在南洋羣島建設機場就成爲日本彌補主力艦火力不足的重要選擇。
儘管受到華盛頓體系的制約,日本依然可以憑藉先天的地緣優勢干預東亞大陸事務,並通過支持中國內部各派,以達到分化和削弱中國的目的。其實早在清朝末期,日本就曾以政府支持清廷、民間團體支持革命黨的方式,制定了“使中國內戰永無止息”的計劃。從這一策略中,我們能看到英國爲了維護自身地位、確保歐洲均勢秩序鞏固而推行的“大陸均衡戰略”的影子。按理說,一旦日本解決了美國掣肘因素,征服東亞大陸,繼而建立海陸二元帝國的目標便可以達成了。只是很顯然,日本的伎倆並未逃過美國的視角,新一輪戰略擠壓隨之到來。
鑑於美國佔據着綜合國力的全方位優勢,其憑藉強勁的外交能力和經濟實力追加了兩次海軍縮減會議,迫使日本同意將海軍限制範圍擴大到了航空母艦、巡洋艦和潛艇領域。不僅如此,看出航母軍事價值的美國,自己也開始大力發展航空母艦技術。在對待歐洲國家的態度上,美國憑藉自己強勁經濟實力和資金儲備,援助了包括法國、德國在內的衆多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了英國、蘇聯和日本。因此,日本意圖與歐洲強國建立新盟約的計劃始終難以實現,以至於後來德日簽署同盟條約時,日本幾乎舉國振奮。
爲了牽制日本對東亞大陸、尤其是中國的征服步伐,美國逐漸加強了與南京國民政府的經貿往來、軍事援助,逐漸深化了雙方關係。並且,美國開始逐漸在菲律賓、夏威夷羣島、關島、瓦胡島(珍珠港所在地)等地部署軍事力量,向日本的國家戰略能力發起了空前嚴峻的挑戰。面對美國一系列戰略層面的步步緊逼,徹底激化了日本國內的種種矛盾,並最終因其軍事政治制度層面的內憂,走上了一條昏招跌出的不歸路。
綜上所述,正所謂“大國博弈,招招直指對方要害”,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雖然長期保持了國家戰略的成功運轉,但卻存在制度內傷、綜合國力不強兩大要害。自美國從陸上西進運動轉向爲“海上西進運動”以來,太平洋和東亞地區便逐漸成爲其擴張重點,美日兩國因此糾葛不斷。一戰之後,美國通過華盛頓會議,在英國的默許下肢解了“英日同盟”,全面約束了日本擴張步伐。在面對日本種種反制措施之後,更是憑藉強大的綜合國力進一步擠壓對手,最終迫使日本陷於困境,並於二戰之後成功稱霸亞太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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