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谣，在古代也被称为“孺子歌”“小儿谣”“小儿语”等，这里面“孺子”“小儿”皆指儿童。由此可见，童谣的主人是儿童。虽未必创自于儿童，但必出儿童之口。周作人言：“儿歌者，儿童歌讴之词，古言童谣”，把“儿歌”也当作了“童谣”的另一称谓，只是古今不同之名而已。

童谣既然为“谣”，那也属于“谣”这种民间流传的文艺形式，张口即来，开口就唱，正所谓“心之忧矣，我歌且谣”。童谣自然也符合这一特点，看到什么，就讲什么，想到什么，就唱什么，颇有清人郑旭旦所谓“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花散风前，无心起舞”之意 。

正是因为童谣某些“随心所欲”的特点，在孩子们看来就是可以“信口开河”，只要顺口押韵、诙谐搞笑就好。周作人曾记录下他儿时熟悉的一首童谣：“大学大学，屁股打得烂落！中庸中庸，屁股打得好种葱！”而朱自清在他的《中国歌谣》中专门列出一节，也记述下不少类似的童谣，如“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有个虎咬羊。你食肉，我食肠”。对此，朱自清认为，这些“或是儿童自己，他们不解所读的书之意义，便任意割裂，信口成歌，或嘲笑先生，藉资娱乐，但也许是好事者所为。”总之，这些童谣仅被作为孩子们的玩闹之语。

但近代以来，社会形态发生了深刻变革，也直接影响着童谣的创作，从孩子们的传唱中，不仅可以感受到儿童内心深处的呐喊，也可以听闻到这个时代的呼号。意大利人韦大列很早就意识到了中国童谣的历史价值，在1896年就编辑了一部《北京歌谣》，收录了北京地区的170余首童谣。同样，1900年美国人何德兰也以北京地区的童谣为主，并配上当时的图片，编纂了《孺子歌图》。这些童谣被译成外文，让外国人对中国，特别是中国儿童的世界有了初步了解，甚至成为外国儿童学习汉语的读物。韦大列把这些童谣作为“从中国平民的歌中找出”的“真的诗歌”。

事实上，在鸦片战争后，因国步艰危，一些仁人志士开始思考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励志图新。梁启超在对古今中外进行分析比较后，再一次发现了童谣这种形式在社会变革中的重大意义。他认为：“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也”。所以，他建议将经史子集、天文地理、生物物理等皆编为“歌诀”，从而“令学子自幼讽诵，明其所以然，则人心自新，人才自起，国未有不强者也”。终于，1904年颁行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将童谣纳入了儿童的保育教导要旨之中，认为这些童谣很有必要，但以“古人短歌谣及古人五言绝句皆可”，并无专门创作，只是些“陈词旧曲”而已。

民国建立后，周作人又专门谈到了童谣对于儿童教育的重要性，认为“若在教育方面，儿歌之与蒙养利尤切近”，“幼稚教育务在顺应自然，助其发达，歌谣游戏为之主课”。但正如前文所述，孩子们也会自觉创作出一些教育性弱化的歌谣。所以，童谣之“更求其上者，斯时进以达雅之词，崇正之义，则翕然应受，如石投水，无他，亦顺其自然之机耳”。

由此，童谣的教育意义在历史的发展中被不断强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从1918年开始，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等，便开始在全国范围征集民间歌谣，1920年成立了歌谣研究会，1922年又创办了《歌谣》周刊。这一“歌谣运动”，在全国征集到一万三千多首歌谣，其中不乏大量童谣。据此，周作人、冯国华、褚东郊等撰写了一系列研究童谣的文章，分析了童谣的起源、分类、特征及其在儿童文学中的地位作用，特别指出传统童谣“音韵流利，趣味丰富”“思想新奇”“不仅对于练习发音非常注意，并且富有文学意味，迎合儿童心理，实在是儿童文学里不可多得的好材料”。可以说，五四运动后，重新对童谣的整理和认识，让国人看到了童谣这个我国自古就有的未受重视的文化宝库。

而在教育领域，在经历了早期以日本为中介，后来以西欧、美国为导向，再到最后的以俄为师的教育模式学习中，用童谣诗歌的形式对儿童进行教育是一条始终不变的要求。这不仅给国人以极大的启发，也更进一步加强了对童谣教育意义重要性的认识。

到了抗战时期，在谋求强国复兴、抵御外侮的形势下，童谣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与日俱增。有人对童谣在抗战中的作用，寄予了厚望，认为“假如把用文字写成的文学，变为口头上的文学，那末，宣传的效力，不更广大吗？宣传的地域，不更普遍吗？”“歌谣是通俗文艺部门中的一种。牠的文字最自然，意义最明显，音节最天然，牠不受板眼、调子的限制，只要随口唱出来就行，也不受性别和年龄的限制，无论成人小孩或者男子妇女，都可随心念唱。故历代以来的歌谣，大都由口头传诵，流行民间，虽然年代久远，仍旧受着民众的欢迎。在抗战的现阶级，假如能把旧有的歌谣改编，或者新写，使歌谣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在质量上有所改进，对于抗战宣传，那是有着极大的帮助的”。

正是由于童谣主要是通过语言创作，依靠语言传播，因此，讲求口述耳听，要入心入脑。而儿童年幼，天真无邪，好奇心重，求知欲强，处在语言习得、思维形成的关键时期。所以，人们很早就发现了童谣在儿童成长中的价值，尤其在儿童智力、道德、审美等方面的发展至关重要，便有意识地利用童谣的形式，创作出适合儿童学习唱诵的童谣，强化了童谣的教育性。而到了抗战时期，随着战事日蹙，在早期西方教育理论的熏渍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助力下，童谣就已不再是简单的“童谣”，日益成为教育下一代从小立志救国的有力武器。

作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十分重视儿童的成长，把儿童作为国家发展的未来。因此，陶行知创作了几十首儿童诗歌，来宣传爱国抗日，表达对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向往。教育家邰爽秋也是很早就注意到了童谣的教育作用。早在“五卅惨案”发生时，就写作了一首《奋斗歌》。抗战爆发后，他将《奋斗歌》略加修改，新编为《救亡歌》三首。读着这些悲壮、激昂的词句，即使是时光逝去了百年的今天，仍然会使人产生一种庄严、圣洁的感情。

除教育学者外，还有报刊编辑荆有麟、王亚平、邵洵美，记者张天授，文艺工作者安娥、陈波儿，作家老舍、冰心，教师彭桂萼等等也都投入到童谣的创作之中。还有更多佚名无名的作者们，也都在抗战的情势下，受此感染，奋笔疾书，将强烈的民族危亡感，化作创作的动力，并以此来教育和带动更多的人。可以说，包括童谣在内的歌谣，成为了宣传抗战救国思想的有力武器，形成了在武装战争之外，硝烟弥漫的新阵地。

可能最初的童谣，或者说童谣本身并无目的，它不过迎合了儿童的本能与兴趣。童谣中教育的真谛，也就在于通过童谣，儿童可以得到在情感、认知、行为规范方面的发展，但就其目的而言，儿童传唱童谣，可能仅仅是为了一时之兴，或者某种程度上的“自我教育”，其余种种无非是体验和享乐附赠给他们的“礼物”。

但这些民国时期的童谣，特别是在抗战大背景下，具有鲜明的抗战宣传特点，虽然我们今天已不再唱诵，但通过文字的记述，让我们今日依然可读可见。与历史上传统的童谣相比，除内容上抗战教育宣传的因素更浓郁外，更多了些慷锵有力之感，少了些孩童们的牙牙学语。从这个角度来说，由这些作者创作的每一首童谣，都记载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教育选择，见证着在烽火连天的特殊时期里中华民族血战御侮的伟大斗争，是一段有永恒历史价值的记忆。

进入抗战后不久，有人就童谣写了这么一首诗：“童谣出，风雅作，奏之乐官成歌咢。歌咢成，被管弦，妇孺闻之心旷然。古乐佚，今乐存，秦汉而后激以繁。学子远播海外音，引商刻羽谐风琴。雅奏娓娓亦动听，我聆其声识其心。东邻有小儿，垂髫方幼稚。入校尚未久，牙牙学歌词。前者唱而后者和，风和日暖群鸟嬉。雏龄发音皆天籁，倾耳不觉心为怡。但愿天涯海角同奋起，家家弦歌化鼓鼙”。这也该是对这一时期童谣的最好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