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謠，在古代也被稱爲“孺子歌”“小兒謠”“小兒語”等，這裏面“孺子”“小兒”皆指兒童。由此可見，童謠的主人是兒童。雖未必創自於兒童，但必齣兒童之口。周作人言：“兒歌者，兒童歌謳之詞，古言童謠”，把“兒歌”也當作了“童謠”的另一稱謂，只是古今不同之名而已。

童謠既然爲“謠”，那也屬於“謠”這種民間流傳的文藝形式，張口即來，開口就唱，正所謂“心之憂矣，我歌且謠”。童謠自然也符合這一特點，看到什麼，就講什麼，想到什麼，就唱什麼，頗有清人鄭旭旦所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花散風前，無心起舞”之意 。

正是因爲童謠某些“隨心所欲”的特點，在孩子們看來就是可以“信口開河”，只要順口押韻、詼諧搞笑就好。周作人曾記錄下他兒時熟悉的一首童謠：“大學大學，屁股打得爛落！中庸中庸，屁股打得好種蔥！”而朱自清在他的《中國歌謠》中專門列出一節，也記述下不少類似的童謠，如“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個虎咬羊。你食肉，我食腸”。對此，朱自清認爲，這些“或是兒童自己，他們不解所讀的書之意義，便任意割裂，信口成歌，或嘲笑先生，藉資娛樂，但也許是好事者所爲。”總之，這些童謠僅被作爲孩子們的玩鬧之語。

但近代以來，社會形態發生了深刻變革，也直接影響着童謠的創作，從孩子們的傳唱中，不僅可以感受到兒童內心深處的吶喊，也可以聽聞到這個時代的呼號。意大利人韋大列很早就意識到了中國童謠的歷史價值，在1896年就編輯了一部《北京歌謠》，收錄了北京地區的170餘首童謠。同樣，1900年美國人何德蘭也以北京地區的童謠爲主，並配上當時的圖片，編纂了《孺子歌圖》。這些童謠被譯成外文，讓外國人對中國，特別是中國兒童的世界有了初步瞭解，甚至成爲外國兒童學習漢語的讀物。韋大列把這些童謠作爲“從中國平民的歌中找出”的“真的詩歌”。

事實上，在鴉片戰爭後，因國步艱危，一些仁人志士開始思考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勵志圖新。梁啓超在對古今中外進行分析比較後，再一次發現了童謠這種形式在社會變革中的重大意義。他認爲：“日本之變法，賴俚歌與小說之力。蓋以悅童子，以導愚氓，未有善於是也”。所以，他建議將經史子集、天文地理、生物物理等皆編爲“歌訣”，從而“令學子自幼諷誦，明其所以然，則人心自新，人才自起，國未有不強者也”。終於，1904年頒行的《奏定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將童謠納入了兒童的保育教導要旨之中，認爲這些童謠很有必要，但以“古人短歌謠及古人五言絕句皆可”，並無專門創作，只是些“陳詞舊曲”而已。

民國建立後，周作人又專門談到了童謠對於兒童教育的重要性，認爲“若在教育方面，兒歌之與蒙養利尤切近”，“幼稚教育務在順應自然，助其發達，歌謠遊戲爲之主課”。但正如前文所述，孩子們也會自覺創作出一些教育性弱化的歌謠。所以，童謠之“更求其上者，斯時進以達雅之詞，崇正之義，則翕然應受，如石投水，無他，亦順其自然之機耳”。

由此，童謠的教育意義在歷史的發展中被不斷強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推動下，從1918年開始，周作人、劉半農、沈尹默等，便開始在全國範圍徵集民間歌謠，1920年成立了歌謠研究會，1922年又創辦了《歌謠》週刊。這一“歌謠運動”，在全國徵集到一萬三千多首歌謠，其中不乏大量童謠。據此，周作人、馮國華、褚東郊等撰寫了一系列研究童謠的文章，分析了童謠的起源、分類、特徵及其在兒童文學中的地位作用，特別指出傳統童謠“音韻流利，趣味豐富”“思想新奇”“不僅對於練習發音非常注意，並且富有文學意味，迎合兒童心理，實在是兒童文學裏不可多得的好材料”。可以說，五四運動後，重新對童謠的整理和認識，讓國人看到了童謠這個我國自古就有的未受重視的文化寶庫。

而在教育領域，在經歷了早期以日本爲中介，後來以西歐、美國爲導向，再到最後的以俄爲師的教育模式學習中，用童謠詩歌的形式對兒童進行教育是一條始終不變的要求。這不僅給國人以極大的啓發，也更進一步加強了對童謠教育意義重要性的認識。

到了抗戰時期，在謀求強國復興、抵禦外侮的形勢下，童謠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與日俱增。有人對童謠在抗戰中的作用，寄予了厚望，認爲“假如把用文字寫成的文學，變爲口頭上的文學，那末，宣傳的效力，不更廣大嗎？宣傳的地域，不更普遍嗎？”“歌謠是通俗文藝部門中的一種。牠的文字最自然，意義最明顯，音節最天然，牠不受板眼、調子的限制，只要隨口唱出來就行，也不受性別和年齡的限制，無論成人小孩或者男子婦女，都可隨心念唱。故歷代以來的歌謠，大都由口頭傳誦，流行民間，雖然年代久遠，仍舊受着民衆的歡迎。在抗戰的現階級，假如能把舊有的歌謠改編，或者新寫，使歌謠在數量上有所增加，在質量上有所改進，對於抗戰宣傳，那是有着極大的幫助的”。

正是由於童謠主要是通過語言創作，依靠語言傳播，因此，講求口述耳聽，要入心入腦。而兒童年幼，天真無邪，好奇心重，求知慾強，處在語言習得、思維形成的關鍵時期。所以，人們很早就發現了童謠在兒童成長中的價值，尤其在兒童智力、道德、審美等方面的發展至關重要，便有意識地利用童謠的形式，創作出適合兒童學習唱誦的童謠，強化了童謠的教育性。而到了抗戰時期，隨着戰事日蹙，在早期西方教育理論的燻漬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助力下，童謠就已不再是簡單的“童謠”，日益成爲教育下一代從小立志救國的有力武器。

作爲“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十分重視兒童的成長，把兒童作爲國家發展的未來。因此，陶行知創作了幾十首兒童詩歌，來宣傳愛國抗日，表達對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嚮往。教育家邰爽秋也是很早就注意到了童謠的教育作用。早在“五卅慘案”發生時，就寫作了一首《奮鬥歌》。抗戰爆發後，他將《奮鬥歌》略加修改，新編爲《救亡歌》三首。讀着這些悲壯、激昂的詞句，即使是時光逝去了百年的今天，仍然會使人產生一種莊嚴、聖潔的感情。

除教育學者外，還有報刊編輯荊有麟、王亞平、邵洵美，記者張天授，文藝工作者安娥、陳波兒，作家老舍、冰心，教師彭桂萼等等也都投入到童謠的創作之中。還有更多佚名無名的作者們，也都在抗戰的情勢下，受此感染，奮筆疾書，將強烈的民族危亡感，化作創作的動力，並以此來教育和帶動更多的人。可以說，包括童謠在內的歌謠，成爲了宣傳抗戰救國思想的有力武器，形成了在武裝戰爭之外，硝煙瀰漫的新陣地。

可能最初的童謠，或者說童謠本身並無目的，它不過迎合了兒童的本能與興趣。童謠中教育的真諦，也就在於通過童謠，兒童可以得到在情感、認知、行爲規範方面的發展，但就其目的而言，兒童傳唱童謠，可能僅僅是爲了一時之興，或者某種程度上的“自我教育”，其餘種種無非是體驗和享樂附贈給他們的“禮物”。

但這些民國時期的童謠，特別是在抗戰大背景下，具有鮮明的抗戰宣傳特點，雖然我們今天已不再唱誦，但通過文字的記述，讓我們今日依然可讀可見。與歷史上傳統的童謠相比，除內容上抗戰教育宣傳的因素更濃郁外，更多了些慷鏘有力之感，少了些孩童們的牙牙學語。從這個角度來說，由這些作者創作的每一首童謠，都記載着我們這個民族的教育選擇，見證着在烽火連天的特殊時期裏中華民族血戰禦侮的偉大斗爭，是一段有永恆歷史價值的記憶。

進入抗戰後不久，有人就童謠寫了這麼一首詩：“童謠出，風雅作，奏之樂官成歌咢。歌咢成，被管絃，婦孺聞之心曠然。古樂佚，今樂存，秦漢而後激以繁。學子遠播海外音，引商刻羽諧風琴。雅奏娓娓亦動聽，我聆其聲識其心。東鄰有小兒，垂髫方幼稚。入校尚未久，牙牙學歌詞。前者唱而後者和，風和日暖羣鳥嬉。雛齡發音皆天籟，傾耳不覺心爲怡。但願天涯海角同奮起，家家絃歌化鼓鼙”。這也該是對這一時期童謠的最好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