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格哈德·P. 格罗斯译：孙希琨

(上图)路德维希三世（1845—1921年）是巴伐利亚王国最后一任国王，图为他在1917年，一次检阅军队时所拍的照片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对德国的战役思想发展的一次苦涩考验。如果套用总参谋部为战役思想设立的严格标准，可以说它已经失败了。战役思想没能通过考验。即使是坦能堡之战这样战役胜利的个例，也无法掩盖这一事实。这场被升级到近乎神圣的、被称为“东线坎尼”的战争，实际上并不是一场局限在战争谋划阶段设立的战役思想框架中的包围战；相反，它是一场防御战。最重要的是，坦能堡是一次战略上的失败，因为害怕丢掉东普鲁士的陆军最高指挥部从西线调派增援前往东线，而这些兵力正是后来的马恩河战役进程中，德军在法国急需的。

德国在其战役的重心——西线，甚至没有打出一场成功的单一或双重包围，更不用提决定性的歼灭战了。相反，在1914年西线开局攻势的高潮阶段，德军主攻的右翼部队便在马恩河会战中遭到了重大挫败，德国当然没有在巴黎前方的马恩河直接输掉战争，尽管如此，马恩河的惨败还是揭示了德军在战术、战役和战略上显而易见的弱点。依然在按照阅兵场上的队形展开攻击的德军，在敌军的机关枪和火炮的威力面前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从战争的开始阶段起，这种火力就对士气作用施加了狭隘而不可逾越的限制—这种坚定、有进攻性的精神本应能弥补面对强敌时的劣势。因此，战争的现实暴露了大量和平时期训练上的荒谬。

和海军参谋部一样，总参谋部最初发现从计划制订者的角色转向领导角色是很困难的。战役思想在战役领导上的应用并不顺利。在和平时期纯粹是计划机构的总参谋部，未能制定出一套适应百万之师的指挥和领导机制，而且缺少足够的沟通手段。然而，像施利芬设想的那种集中化指挥的战役，与德国军队在战役层面采用的命令式领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符的。高级指挥层的蓄意独立，加上渴求认同和个人恩怨等人性的弱点所导致的摩擦，一再阻碍在极端时间压力下的战役进程。

1914 年9 月初，在马恩河的败北让帝国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不得不承认， 施利芬为帝国的战略困境提出的解决方案已经失败了。通过利用内线和将两线作战分割为两场快速的进攻战役，集中兵力将敌军逐次击破的尝试并不成功。同时，在西线的堑壕战迫使之前被忽略的“突破”概念被推向了德国战术和战役思想的最前沿。然而，即使是德国进攻流程在战争中有了一定发展，也不能解决“突破”问题。德军仅仅在东线达成了突破。

战争中的后续事件也表明，在俄国的大型广域行动未能达成决定性的胜利。最后，东线的攻势在广阔的俄国领土深处达到了顶点。因此，因战役条件受限而导致的，基于运动战的德军战争计划受挫，使得其无法在东线以军事手段决出战争的胜负，德军在战争指导上的这一限制令德军高层决定通过政治手段在东线结束战争。所以，大战暴露了战役思想在西线的战术局限，和在东线的战略局限。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数周，德国的关键弱点便已暴露无遗。德军缺乏将理论上的计划转变为现实的机动力。总参谋部低估了在战役—战略层面上的时间压力，与执行战役所需的部队机动性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故而，他们未能认识到机动性不仅是执行战役时最为重要的因素，还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当处于时间压力下执行大型区域的快速运动战时，能够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军队不仅要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更要有高度机动性。但是德军并没有这样的部队，其骑兵无力承担机动职能。所以，步兵的行进速率和炮兵的机动性决定了所有进攻的速度。这意味着除非敌人犯了明显错误，一支被包围的部队是不可能有序地进行撤退的。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论是东线还是西线，德军从未成功进行以敌军被歼灭告终的包围战。

简而言之，德军缺乏机动手段来快速运动百万大军，也缺乏通讯手段来指挥控制这一大军，这让他们无法将理论上的计划变为现实。虽然坦克早期的技术缺陷依然存在，但盟军1918年在西线的进攻说明，用机动手法执行进攻再次成了可能。艾瑞克·博泽将德国的败因简单归结为军事领导层中普遍存在的技术恐惧症，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和军备问题上的错误判断。他的解释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足够深远的探究。

尽管如此，战争依然无情地暴露了德军基于谨慎和现实的考量能够达成的高度，与对其的要求之间巨大的鸿沟。德国军队和政治指挥序列的愿望和现实，在战争开始前和接近结束时各不相同。正如马丁·库茨所言，总参谋部在战前一直拒绝承认现实，直到最后第三届陆军最高指挥部跨出了彻底脱离现实的一步。因此，对鲁登道夫而言，在关键阶段将战术置于战役之前，在战术中把铁的意志认定为解决人力物力不足造成的战略困境的方法，是条理清晰、逻辑自洽的。但是，在此过程中，他试着忽视这样的现实：在“一战”中，大众的工业化战争的日常条件对个人意志施加了狭小的限制。鲁登道夫“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政治生活问题”的倾向99，对战争中战役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更为惊人的影响。这种倾向令他否定了政治环境对战争战役—战略层面的所有影响。

大战还暴露了德国战役思想的另一个弱点。在腓特烈二世的传统中，德国战役计划里的后勤和运输元素是为了靠近国境的战争而设计的，是处于德意志帝国中心地位的自然结果。不论是在东线或是西线，德军都没有按照德国边境绵延约四百公里深的边境线制订战役计划。战线在东线、巴尔干、奥斯曼帝国的延长，远远超出了计划制订之初所依据的地区。结果，东部部分地形几乎无法通行，这其中暴露出的后勤问题，严重限制了机动作战的执行。在战争中，后勤支援选项只能非常缓慢地适应战役计划，而且这种支援常常不够充分。

除了这些缺点，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德军在战术和战役的过渡领域中取得的重大成就。撇开所有批评不谈，坦能堡之战是必须要拿下的。考虑到德国的能力，1915年在俄国的进攻和1916年的罗马尼亚战役都是战役领导的成功案例。在可用选项受限的前提下，陆军最高指挥部在某些领域展现了巨大的创新能力，例如在发展新的防御和进攻的战术流程方面。

不仅如此，在战役—战略层面上，大战还揭示了德国战役思想核心中， 对战术和战役的单方面执着，而这起源于帝国的政治—军事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大战期间，德国未能形成一种整体战略。这种战略要求对区域和资源有着清晰的评估。然而，这两方面的评估，仅仅是由总参谋部和海军参谋部等机构有选择性地进行的。由于长时间被困在权力斗争之中，德皇手下的陆军和海军机构在争夺资源的斗争中两败俱伤，陷入瘫痪。相互间的不信任和部门的自负时常比国家利益更重要。以施利芬为例，在其主政期间，从未将其战役计划告知战争部长，尽管后者负责陆军的人事和军备。小毛奇在1912 年成了首位将战役计划告知战争部的总参谋长，其就战役—战略问题与政治高层的对话同样是例外。

根据帝国宪法，战役—战略计划应该被整合并交呈德皇。但是，这一条例并未得到充分执行。德皇不曾对总参谋长的计划进行仔细审查，这是德国固有的政治风险。威廉二世作为最高指挥官，不论在平日抑或战时，都无力协调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如此制定出来的帝国整体战略可能会强调一场潜在的消耗战。在大战最后，曾担任过总参谋部铁路部门领导人，时任战争办公室（Kriegsamt） 主任，后来成为国防部长的威廉·格勒纳中将在他的著作中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由于过去几十年物资上的极大丰富，我们整个国家已然深陷于自身力量不可战胜的迷信之中。在适当确保在欧洲的大陆位置之前，我们已经一头扎进世界政治中，而我们的军队为此所做的准备绝对谈不上充分。”

但即使有这种对时局的解读，格勒纳还是无法说服德国军事圈中的大部分人，哪怕是在战争即将结束前。

本文节选自《德国战争的神话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