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格哈德·P. 格羅斯譯：孫希琨

(上圖)路德維希三世（1845—1921年）是巴伐利亞王國最後一任國王，圖爲他在1917年，一次檢閱軍隊時所拍的照片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對德國的戰役思想發展的一次苦澀考驗。如果套用總參謀部爲戰役思想設立的嚴格標準，可以說它已經失敗了。戰役思想沒能通過考驗。即使是坦能堡之戰這樣戰役勝利的個例，也無法掩蓋這一事實。這場被升級到近乎神聖的、被稱爲“東線坎尼”的戰爭，實際上並不是一場侷限在戰爭謀劃階段設立的戰役思想框架中的包圍戰；相反，它是一場防禦戰。最重要的是，坦能堡是一次戰略上的失敗，因爲害怕丟掉東普魯士的陸軍最高指揮部從西線調派增援前往東線，而這些兵力正是後來的馬恩河戰役進程中，德軍在法國急需的。

德國在其戰役的重心——西線，甚至沒有打出一場成功的單一或雙重包圍，更不用提決定性的殲滅戰了。相反，在1914年西線開局攻勢的高潮階段，德軍主攻的右翼部隊便在馬恩河會戰中遭到了重大挫敗，德國當然沒有在巴黎前方的馬恩河直接輸掉戰爭，儘管如此，馬恩河的慘敗還是揭示了德軍在戰術、戰役和戰略上顯而易見的弱點。依然在按照閱兵場上的隊形展開攻擊的德軍，在敵軍的機關槍和火炮的威力面前承受了巨大的損失。從戰爭的開始階段起，這種火力就對士氣作用施加了狹隘而不可逾越的限制—這種堅定、有進攻性的精神本應能彌補面對強敵時的劣勢。因此，戰爭的現實暴露了大量和平時期訓練上的荒謬。

和海軍參謀部一樣，總參謀部最初發現從計劃制訂者的角色轉向領導角色是很困難的。戰役思想在戰役領導上的應用並不順利。在和平時期純粹是計劃機構的總參謀部，未能制定出一套適應百萬之師的指揮和領導機制，而且缺少足夠的溝通手段。然而，像施利芬設想的那種集中化指揮的戰役，與德國軍隊在戰役層面採用的命令式領導體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符的。高級指揮層的蓄意獨立，加上渴求認同和個人恩怨等人性的弱點所導致的摩擦，一再阻礙在極端時間壓力下的戰役進程。

1914 年9 月初，在馬恩河的敗北讓帝國的軍事和政治領導人不得不承認， 施利芬爲帝國的戰略困境提出的解決方案已經失敗了。通過利用內線和將兩線作戰分割爲兩場快速的進攻戰役，集中兵力將敵軍逐次擊破的嘗試並不成功。同時，在西線的塹壕戰迫使之前被忽略的“突破”概念被推向了德國戰術和戰役思想的最前沿。然而，即使是德國進攻流程在戰爭中有了一定發展，也不能解決“突破”問題。德軍僅僅在東線達成了突破。

戰爭中的後續事件也表明，在俄國的大型廣域行動未能達成決定性的勝利。最後，東線的攻勢在廣闊的俄國領土深處達到了頂點。因此，因戰役條件受限而導致的，基於運動戰的德軍戰爭計劃受挫，使得其無法在東線以軍事手段決出戰爭的勝負，德軍在戰爭指導上的這一限制令德軍高層決定通過政治手段在東線結束戰爭。所以，大戰暴露了戰役思想在西線的戰術侷限，和在東線的戰略侷限。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數週，德國的關鍵弱點便已暴露無遺。德軍缺乏將理論上的計劃轉變爲現實的機動力。總參謀部低估了在戰役—戰略層面上的時間壓力，與執行戰役所需的部隊機動性間的相互依存關係。故而，他們未能認識到機動性不僅是執行戰役時最爲重要的因素，還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當處於時間壓力下執行大型區域的快速運動戰時，能夠給敵人造成重大損失的軍隊不僅要訓練有素、裝備精良，更要有高度機動性。但是德軍並沒有這樣的部隊，其騎兵無力承擔機動職能。所以，步兵的行進速率和炮兵的機動性決定了所有進攻的速度。這意味着除非敵人犯了明顯錯誤，一支被包圍的部隊是不可能有序地進行撤退的。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不論是東線還是西線，德軍從未成功進行以敵軍被殲滅告終的包圍戰。

簡而言之，德軍缺乏機動手段來快速運動百萬大軍，也缺乏通訊手段來指揮控制這一大軍，這讓他們無法將理論上的計劃變爲現實。雖然坦克早期的技術缺陷依然存在，但盟軍1918年在西線的進攻說明，用機動手法執行進攻再次成了可能。艾瑞克·博澤將德國的敗因簡單歸結爲軍事領導層中普遍存在的技術恐懼症，以及由此導致的經濟和軍備問題上的錯誤判斷。他的解釋並沒有對這個問題做出足夠深遠的探究。

儘管如此，戰爭依然無情地暴露了德軍基於謹慎和現實的考量能夠達成的高度，與對其的要求之間巨大的鴻溝。德國軍隊和政治指揮序列的願望和現實，在戰爭開始前和接近結束時各不相同。正如馬丁·庫茨所言，總參謀部在戰前一直拒絕承認現實，直到最後第三屆陸軍最高指揮部跨出了徹底脫離現實的一步。因此，對魯登道夫而言，在關鍵階段將戰術置於戰役之前，在戰術中把鐵的意志認定爲解決人力物力不足造成的戰略困境的方法，是條理清晰、邏輯自洽的。但是，在此過程中，他試着忽視這樣的現實：在“一戰”中，大衆的工業化戰爭的日常條件對個人意志施加了狹小的限制。魯登道夫“通過軍事手段解決政治生活問題”的傾向99，對戰爭中戰役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更爲驚人的影響。這種傾向令他否定了政治環境對戰爭戰役—戰略層面的所有影響。

大戰還暴露了德國戰役思想的另一個弱點。在腓特烈二世的傳統中，德國戰役計劃裏的後勤和運輸元素是爲了靠近國境的戰爭而設計的，是處於德意志帝國中心地位的自然結果。不論是在東線或是西線，德軍都沒有按照德國邊境綿延約四百公里深的邊境線制訂戰役計劃。戰線在東線、巴爾幹、奧斯曼帝國的延長，遠遠超出了計劃制訂之初所依據的地區。結果，東部部分地形幾乎無法通行，這其中暴露出的後勤問題，嚴重限制了機動作戰的執行。在戰爭中，後勤支援選項只能非常緩慢地適應戰役計劃，而且這種支援常常不夠充分。

除了這些缺點，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德軍在戰術和戰役的過渡領域中取得的重大成就。撇開所有批評不談，坦能堡之戰是必須要拿下的。考慮到德國的能力，1915年在俄國的進攻和1916年的羅馬尼亞戰役都是戰役領導的成功案例。在可用選項受限的前提下，陸軍最高指揮部在某些領域展現了巨大的創新能力，例如在發展新的防禦和進攻的戰術流程方面。

不僅如此，在戰役—戰略層面上，大戰還揭示了德國戰役思想核心中， 對戰術和戰役的單方面執着，而這起源於帝國的政治—軍事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以及大戰期間，德國未能形成一種整體戰略。這種戰略要求對區域和資源有着清晰的評估。然而，這兩方面的評估，僅僅是由總參謀部和海軍參謀部等機構有選擇性地進行的。由於長時間被困在權力鬥爭之中，德皇手下的陸軍和海軍機構在爭奪資源的鬥爭中兩敗俱傷，陷入癱瘓。相互間的不信任和部門的自負時常比國家利益更重要。以施利芬爲例，在其主政期間，從未將其戰役計劃告知戰爭部長，儘管後者負責陸軍的人事和軍備。小毛奇在1912 年成了首位將戰役計劃告知戰爭部的總參謀長，其就戰役—戰略問題與政治高層的對話同樣是例外。

根據帝國憲法，戰役—戰略計劃應該被整合並交呈德皇。但是，這一條例並未得到充分執行。德皇不曾對總參謀長的計劃進行仔細審查，這是德國固有的政治風險。威廉二世作爲最高指揮官，不論在平日抑或戰時，都無力協調軍事和政治領導人，如此制定出來的帝國整體戰略可能會強調一場潛在的消耗戰。在大戰最後，曾擔任過總參謀部鐵路部門領導人，時任戰爭辦公室（Kriegsamt） 主任，後來成爲國防部長的威廉·格勒納中將在他的著作中這樣闡述自己的觀點：“由於過去幾十年物資上的極大豐富，我們整個國家已然深陷於自身力量不可戰勝的迷信之中。在適當確保在歐洲的大陸位置之前，我們已經一頭扎進世界政治中，而我們的軍隊爲此所做的準備絕對談不上充分。”

但即使有這種對時局的解讀，格勒納還是無法說服德國軍事圈中的大部分人，哪怕是在戰爭即將結束前。

本文節選自《德國戰爭的神話與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