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涛、陶冬、汪涛、朱海斌——“首席”们这样解读两会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 CWM50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受到各方的高度关注。在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办的“两会解读暨经济形势与政策展望”专题会议上，CWM50高级研究员、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瑞士信贷大中华区私人银行副主席陶冬、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和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分别就政府工作报告内容的落实，加强财政政策的宣传解释，保民生、保就业的着力点，完善我国就业数据统计框架等问题发表观点。

管涛：市场和政策之间存在两个预期差

在政府工作报告出来之前，市场和政策之间有两个预期差。

一是对刺激力度的预期过高，但是对政府保民生的决心估计不足。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此前市场预期会保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甚至在讨论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实现5%以上的增长，所以对强刺激有很高的预期。但是，今年的经济政策是对冲政策，而不是强刺激的政策。财政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保住市场主体来保住居民的就业机会和基本民生，对这一点市场原来估计不足。

二是市场对于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有所预期，但是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有所低估。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们要走出一条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应对疫情的“新路子”。改革开放是一个制度变革，属于结构性政策，是慢工出细活，但是可能市场更加关心的是短期的对冲政策或者刺激政策，因而市场和政策之间的预期差比较大。

下一步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的工作，一是要加强预期引导。按照李克强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讲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出的规模性政策举措是有力度的。这一次规模性政策的对冲力度经过了认真的、科学的分析，是比较充分的，大概占到居民收入的20%左右，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比较大。同时，政策上也是有余力的，不论是财政、货币政策还是社保政策，都是有储备的。中国目前的做法既保持了政策定力，又留有政策余地，有利于使我国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中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相关政府部门可以基于比较全面和权威的信息，充分向市场进行宣传解释，帮助市场树立信心。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经济金融形势的监测，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地调整政策的节奏和力度。 

去年年底曾经有过经济增长“保6”之争，有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下行反映了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实际上，改革开放有利于释放市场制度红利，提升潜在增长水平，中长期有利于提高整个资本市场估值中枢，对资本市场长期利好。我们要通过结构性的政策来奠定经济增长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这一点要向市场充分地宣传，这也是提振市场信心的关键所在。

二是加强政策落实。要避免只说不练，特别是很多“放管服”的改革等等，变成了“弹簧门”、“玻璃门”，让大家对改革信心不足。要按照总书记讲的，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关键要抓落实，政策要落地，确确实实让企业，让老百姓有获得感。

陶冬：这次可能是告别GDP主义的重大契机

市场对于今年财政刺激力度较为失望。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总理工作报告只给出了财政赤字率3.6%的数字。市场对资金走向的认识、认知不够。大家一直习惯于财政支出用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对于这一次资金下沉，往市县走、往民生走不习惯，不知道怎么计算，甚至是连想象的空间也有限，直接限制了市场对这份财政预算可能对经济带来怎样刺激作用的一个沙盘推演。另外，可能也是宣传不足的原因，也可能是同行们功课做得不够，这可能是未来需要进一步量化的方向。

我认为这次是告别GDP主义的一个重大的契机，中国对于GDP作为政策目标的做法已经在淡化，可能未来政策的重点真的往就业转、往民生转、往市场主体转。这次疫情可能把这件事情从学术层面上的讨论变成政策层面上的执行。

这次新提的“两新一重”，可能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展方向。新基建、新城市建设，大家都知道非常重要。也许财政在新基建上的投资不多，但“两新一重”会引入大量的民营投资，同时这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如果我们能够做好，把新经济里已经出现的领先地位和动能带动起来，这恐怕是事半功倍的一件事情。

汪涛：消费者也是市场主体

我们估算今年的财政赤字扩大规模将超过GDP的5.5%至6%。其中的2.5%可能是减税费，差不多同等规模的支出，预计1%以上是今年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自然财政收入的减少。所以整体财政刺激规模不小，并不是只有3.6%。我认为这是要宣传的。

我们预测今年的基建投资增长会超过10%，比较快速。政府投资可能是稳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货币政策方面，我赞同超预期的说法。今年社融增长速度从12.5%上调到13.6%，去年年底是10.7%，上调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加强配合，尤其是在高债务、利率上升的环境下。

我就保民生、保就业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新增900万就业目标和6%的城镇调查失业率，都不能全面反映劳动力市场在疫情之下受到的重大影响。900万新增就业是一个毛增量，不能体现出结构性变化，比如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的同时，有多少农民工或个体经营者失业、回到农村等。

第二，保民生涉及到市场主体，消费者和居民也是市场主体，不仅仅是企业，因此也需要对冲消费者和居民收入受到的重大冲击。在保民生的政策里，希望能够对正规途径覆盖不到的失业居民、农民工有更大的财政补助或财政政策支持。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是，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一个短期的剧烈冲击。但如果市场主体受到很重大的影响，失业长期持续，它就可能会变成更长期的影响，更长期的冲击。同时，直接补助居民收入，也会帮助刺激消费，有助于小微企业的生存。

第三，我们的银行体系是一个商业化体系，各种措施、政策也要尽量遵循市场化原则。在这样的情况下，让银行让利，可能还是要给银行更多的激励机制。比如在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坏账率较高的情况下，政府能不能分担一部分，与银行一起承担风险和成本。再比如更广泛地使用政府担保措施、抗疫特别国债里有一部分充实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资本金、贴息政策扩大等等，一方面给小微企业降低成本，同时也尽量地保证银行商业化、市场化长期的趋势。

朱海斌：抓住机会完善国内就业市场的主要指标

政府工作报告里非常明确地提出，今年不再强化量化的增长目标，在“六稳”和“六保”里都提到就业是首要目标。

我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完善就业市场的一些主要指标。我们关注到，在三四月份统计局后续公布的月度数据里，关于就业除了调查失业率之外，增加了两组新的数据。

第一组数据是城镇整体劳动参与人口，三月份比年初下降6%，四月份提到外出农民工比去年低10%左右。第二组数据是在职不在岗的人员比例，在三月份占18.3%，四月份大幅回落到3.5%。这类似于半失业状态。

我们知道，美国的就业市场数据非常完善，不仅频率高，而且包括了失业率、不足就业率（underemployment rate）、劳动市场参与率。过去两个月，统计局已经形成了这三组数据的大概雏形，如果把劳动力市场稳就业作为经济工作核心的政策目标，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在已经初具雏形的框架的基础上，把这三个方面的就业数据进一步完善。这对未来政策框架的转型会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