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濤、陶冬、汪濤、朱海斌——“首席”們這樣解讀兩會

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 CWM50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受到各方的高度關注。在近日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CWM50）舉辦的“兩會解讀暨經濟形勢與政策展望”專題會議上，CWM50高級研究員、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瑞士信貸大中華區私人銀行副主席陶冬、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和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分別就政府工作報告內容的落實，加強財政政策的宣傳解釋，保民生、保就業的着力點，完善我國就業數據統計框架等問題發表觀點。

管濤：市場和政策之間存在兩個預期差

在政府工作報告出來之前，市場和政策之間有兩個預期差。

一是對刺激力度的預期過高，但是對政府保民生的決心估計不足。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損失降到最低。此前市場預期會保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甚至在討論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要實現5%以上的增長，所以對強刺激有很高的預期。但是，今年的經濟政策是對沖政策，而不是強刺激的政策。財政貨幣政策主要通過保住市場主體來保住居民的就業機會和基本民生，對這一點市場原來估計不足。

二是市場對於經濟政策的逆週期調節力度有所預期，但是對改革開放帶來的制度紅利有所低估。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我們要走出一條用改革開放的辦法來應對疫情的“新路子”。改革開放是一個制度變革，屬於結構性政策，是慢工出細活，但是可能市場更加關心的是短期的對沖政策或者刺激政策，因而市場和政策之間的預期差比較大。

下一步落實政府工作報告部署的工作，一是要加強預期引導。按照李克強總理在兩會記者招待會上講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推出的規模性政策舉措是有力度的。這一次規模性政策的對沖力度經過了認真的、科學的分析，是比較充分的，大概佔到居民收入的20%左右，政策逆週期調節的力度比較大。同時，政策上也是有餘力的，不論是財政、貨幣政策還是社保政策，都是有儲備的。中國目前的做法既保持了政策定力，又留有政策餘地，有利於使我國在複雜嚴峻的形勢中處於更加有利的位置。相關政府部門可以基於比較全面和權威的信息，充分向市場進行宣傳解釋，幫助市場樹立信心。同時相關部門應該加強對經濟金融形勢的監測，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及時地調整政策的節奏和力度。 

去年年底曾經有過經濟增長“保6”之爭，有一派觀點認爲中國經濟下行反映了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實際上，改革開放有利於釋放市場制度紅利，提升潛在增長水平，中長期有利於提高整個資本市場估值中樞，對資本市場長期利好。我們要通過結構性的政策來奠定經濟增長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基礎，這一點要向市場充分地宣傳，這也是提振市場信心的關鍵所在。

二是加強政策落實。要避免只說不練，特別是很多“放管服”的改革等等，變成了“彈簧門”、“玻璃門”，讓大家對改革信心不足。要按照總書記講的，一分部署，九分落實，關鍵要抓落實，政策要落地，確確實實讓企業，讓老百姓有獲得感。

陶冬：這次可能是告別GDP主義的重大契機

市場對於今年財政刺激力度較爲失望。我認爲最重要的原因是總理工作報告只給出了財政赤字率3.6%的數字。市場對資金走向的認識、認知不夠。大家一直習慣於財政支出用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對於這一次資金下沉，往市縣走、往民生走不習慣，不知道怎麼計算，甚至是連想象的空間也有限，直接限制了市場對這份財政預算可能對經濟帶來怎樣刺激作用的一個沙盤推演。另外，可能也是宣傳不足的原因，也可能是同行們功課做得不夠，這可能是未來需要進一步量化的方向。

我認爲這次是告別GDP主義的一個重大的契機，中國對於GDP作爲政策目標的做法已經在淡化，可能未來政策的重點真的往就業轉、往民生轉、往市場主體轉。這次疫情可能把這件事情從學術層面上的討論變成政策層面上的執行。

這次新提的“兩新一重”，可能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發展方向。新基建、新城市建設，大家都知道非常重要。也許財政在新基建上的投資不多，但“兩新一重”會引入大量的民營投資，同時這也是未來經濟發展的一個方向。如果我們能夠做好，把新經濟裏已經出現的領先地位和動能帶動起來，這恐怕是事半功倍的一件事情。

汪濤：消費者也是市場主體

我們估算今年的財政赤字擴大規模將超過GDP的5.5%至6%。其中的2.5%可能是減稅費，差不多同等規模的支出，預計1%以上是今年經濟增速放緩帶來的自然財政收入的減少。所以整體財政刺激規模不小，並不是只有3.6%。我認爲這是要宣傳的。

我們預測今年的基建投資增長會超過10%，比較快速。政府投資可能是穩增長的一個重要方面。貨幣政策方面，我贊同超預期的說法。今年社融增長速度從12.5%上調到13.6%，去年年底是10.7%，上調幅度還是比較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要加強配合，尤其是在高債務、利率上升的環境下。

我就保民生、保就業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新增900萬就業目標和6%的城鎮調查失業率，都不能全面反映勞動力市場在疫情之下受到的重大影響。900萬新增就業是一個毛增量，不能體現出結構性變化，比如大學畢業生找到工作的同時，有多少農民工或個體經營者失業、回到農村等。

第二，保民生涉及到市場主體，消費者和居民也是市場主體，不僅僅是企業，因此也需要對沖消費者和居民收入受到的重大沖擊。在保民生的政策裏，希望能夠對正規途徑覆蓋不到的失業居民、農民工有更大的財政補助或財政政策支持。我們的一個很重要的判斷是，疫情對經濟的衝擊是一個短期的劇烈衝擊。但如果市場主體受到很重大的影響，失業長期持續，它就可能會變成更長期的影響，更長期的衝擊。同時，直接補助居民收入，也會幫助刺激消費，有助於小微企業的生存。

第三，我們的銀行體系是一個商業化體系，各種措施、政策也要儘量遵循市場化原則。在這樣的情況下，讓銀行讓利，可能還是要給銀行更多的激勵機制。比如在小微企業經營困難、壞賬率較高的情況下，政府能不能分擔一部分，與銀行一起承擔風險和成本。再比如更廣泛地使用政府擔保措施、抗疫特別國債裏有一部分充實國家融資擔保基金的資本金、貼息政策擴大等等，一方面給小微企業降低成本，同時也儘量地保證銀行商業化、市場化長期的趨勢。

朱海斌：抓住機會完善國內就業市場的主要指標

政府工作報告裏非常明確地提出，今年不再強化量化的增長目標，在“六穩”和“六保”裏都提到就業是首要目標。

我認爲，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完善就業市場的一些主要指標。我們關注到，在三四月份統計局後續公佈的月度數據裏，關於就業除了調查失業率之外，增加了兩組新的數據。

第一組數據是城鎮整體勞動參與人口，三月份比年初下降6%，四月份提到外出農民工比去年低10%左右。第二組數據是在職不在崗的人員比例，在三月份佔18.3%，四月份大幅回落到3.5%。這類似於半失業狀態。

我們知道，美國的就業市場數據非常完善，不僅頻率高，而且包括了失業率、不足就業率（underemployment rate）、勞動市場參與率。過去兩個月，統計局已經形成了這三組數據的大概雛形，如果把勞動力市場穩就業作爲經濟工作核心的政策目標，應該抓住這個機會，在已經初具雛形的框架的基礎上，把這三個方面的就業數據進一步完善。這對未來政策框架的轉型會奠定一個更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