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弗洛伊德之死：當非洲人談論BLM時，他們在談些什麼？

6月8日，當載着非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遺體的靈車緩緩駛入美國休斯敦的讚美之泉教堂時，大西洋彼岸的非洲瀰漫着同樣的傷痛與悲憤。

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縮寫BLM）抗議活動點燃了美國數十州民衆的怒火，抗議活動也蔓延至歐洲、南美、亞洲，還有弗洛伊德祖先曾生活的非洲。在肯尼亞，民衆們穿着印有“我無法呼吸”的T恤上街遊行；在岡比亞，人權活動人士組織抗議者在美國大使館門前“沉默下跪”；在南非，人們開始反思種族隔離結束28年後，仍然層出不窮的白人警察對黑人暴力執法現象……

非洲大陸的BLM抗議活動，雖然不如美國本地來得猛烈激進，但從政要到民衆，非洲人的聲援和反思如海嘯般席捲了社交網絡。這或許是2020年非洲人向世界發出的信息：作爲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幾百年來的受害者，他們是時候得到公正的對待了。

“這是一次讓全世界反思種族主義問題的機會”

“在這個艱難的時刻，我們與身在美國的血親們站在一起，我們希望喬治·弗洛伊德悲慘而不幸的逝去能夠引起美國在正面應對仇恨和種族主義問題上有長久的改變。”加納總統納納·阿庫福-阿多6月2日在社交網站上如是說道，併爲圖片加上了“爲弗洛伊德伸張正義”的標籤。

加納總統納納·阿庫福-阿多6月2日發表在推特上的聲明

從16世紀開始的跨大西洋奴隸貿易將成千上萬的非奴帶到美國，而大量非洲人自願移民至美國卻是一個相對而言的新趨勢，加納就是美國非裔移民最主要的出生地之一。一些加納人在社交網站上搬出了加納獨立運動領袖、首任總統恩克魯瑪的名言：“自由不是別人可以贈予的禮物，這是自己的，沒人能夠阻止。”

在岡比亞，雖然疫情期間的封鎖政策不允許人們聚衆活動，一些人權活動家還是組織了在首都班珠爾美國大使館外的“沉默下跪”抗議活動。

岡比亞人阿里烏·巴赫是參加“沉默下跪”活動數百人中的一員，他表示自己參加抗議是爲了“擴大團結”，讓所有人認識到，岡比亞人與美國黑人身處同一場鬥爭中。“膚色是我們的共同點，我們必須團結一致，爲我們當中的所有人爭取更美好的世界。”巴赫對“德國之聲”說。

弗洛伊德之死並非岡比亞人抗議的唯一原因。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就在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抗議活動期間， 39歲的岡比亞公民莫姆多·拉明·西塞在亞特蘭大被美國特警開槍打死。報道稱西塞未聽從美國警察要求停車接受檢查，反而掏出手槍對準警察，在警察追擊過程中西塞先開了一槍。西塞爲岡比亞外交官之子，岡比亞政府隨後要求美國對這起槍擊案進行“可信的”調查，一名警察目前正在接受調查。

類似的抗議活動還出現在肯尼亞和尼日利亞等地。6月8日，肯尼亞的抗議者們穿着印有“我無法呼吸”的T恤走上街頭跳起了非洲的傳統舞蹈；在尼日利亞，美國大使館全體工作人員單膝跪地爲弗洛伊德之死默哀。

6月8日，美國駐尼日利亞大使館全體員工單膝下跪爲弗洛伊德默哀。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抗議都是和平進行的，規模似乎也並不大。居住在尼日利亞首都阿布賈的尼日利亞學者奧維圭·埃格古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在美國駐尼日利亞大使館外確實有一場抗議，“但參加的人很少”。

“我不能代表別人，但是我可以說，人們已經知道美國的種族主義問題很嚴重，所以一點也不意外。大家早就已經習慣於美國的種族歧視了。”埃格古對澎湃新聞表示。

“弗洛伊德之死對於非洲來說不算什麼大事，每天都有很多非洲人死去，種族主義、歧視、殖民……這些詞對於非洲人來說再熟悉不過了。”喀麥隆學者羅德里格也對澎湃新聞表示，“重要的是，這是一次讓全世界反思種族主義問題的機會。這一次世界上所有非黑人主導的國家都知道了，黑人的生命也重要。對於白種人、黃種人、阿拉伯人還有黑人來說都是一樣的，如果對待黑人不公正，都會遭到懲罰——這是這次運動向全世界發出的信息。”

在南非，也有一個死於暴力執法的黑人

在一些黑人與白人共同生活的非洲國家，黑人們對弗洛伊德之死的感觸更深。

6月6日，南非總統、國大黨領袖拉馬福薩將弗洛伊德之死與南非“反種族隔離制度”運動人士斯蒂芬·比科相提並論。上世紀60年代，比科在南非創立了黑人覺醒運動，後在被警察拘留期間逝世。“黑人是美麗的”是比科生前最著名的口號。

“對於南非人來說，是時候從《自由憲章》的勇敢聲明中汲取靈感了，南非屬於生活在其中的所有人，黑人和白人。”拉馬福薩表示，強調南非政府必須反對一切形式的種族主義，並代表執政黨國大黨發起了“黑色星期五”運動。

然而，拉馬福薩提出的“黑色星期五”運動很快引起了許多南非人的懷疑和憤怒。因爲就在弗洛伊德死前一個月，一個名叫柯林斯·科薩的南非黑人經歷了與之一樣的暴力。4月10日，科薩因“違反隔離規定”而被南非警察和士兵毆打致死，而南非法院卻在未向科薩的親人和目擊者證實的情況下草草宣佈“內部調查結束”。

南非約翰內斯堡的抗議

種族隔離的時代已經過去28年之久，然而並非所有的南非人對變革後的生活感到滿意。種族隔離結束後的一代黑人仍然面臨着暴力與貧窮，對於南非人來說，BLM運動不僅是對團結的大聲疾呼，更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思與抗爭。

“遭遇警察暴力執法是南非黑人當中極爲普遍的經歷。”南非黑人索羅姆西·亨利·莫萊克蒂說，“當我們談論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和柯林斯·科薩之死時，我們談論的是同一場鬥爭。”莫萊克蒂與一羣朋友舉起寫着“非洲人與BLM運動站在一起”的牌子，在約翰內斯堡美國領事館外抗議。

美國人弗洛伊德與南非人科薩來自相同的世界：一個種族主義根深蒂固的社會，一個充斥着貧困、暴力，入獄幾率相當大的社會。弗洛伊德死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個富裕白人社區與貧窮黑人社區之間的商業區，而科薩則在約翰內斯堡黑人聚居的亞歷山德拉貧民窟中遇難。在相隔遙遠的兩個空間，不斷擴大的不平等現象、警察對黑人的暴力行爲都已經成爲了社會痼疾的一部分。

南非人類學家凱利·吉萊斯皮認爲，在南非民主化的頭十年，警察致力於“非軍事化”行動，但是隨着暴力犯罪持續困擾整個國家，更爲激進的戰術又迴歸了。

據美國《基督科學箴言報》報道，如同美國一樣，南非的警察很少會因暴力執法致使犯罪嫌疑人死亡的行爲而受到起訴。南非警察監督機構的數據顯示，2012年至2019年間，南非有超過42000起針對警察的刑事投訴，其中包括數千起致死、強姦和毆打的案件。根據南非調查新聞媒體Viewfinder的報道，其中只有531起案件成功對警察進行刑事定罪。

在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封鎖期間，南非軍警的行事方式招致了更多批評。截至5月下旬，大約有23萬南非人因違反封鎖禁令而被捕，至少有11名南非人被警察或士兵殺害，還有一名性工作者被警察拘留後自殺身亡。

活動人士和左翼黨派表示，將持續關注科薩案件和封鎖期間一系列慘劇的調查情況。6月8日，由南非左翼反對派“經濟自由鬥士”領導的示威者一路遊行到了約翰內斯堡的美國領事館前，在那裏，他們唱起了反種族隔離的民歌“Senzeni Na？”，意思是“我做了什麼？”。

美非關係的挑戰，弗洛伊德之死還是特朗普？

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蝴蝶效應不僅點燃了非洲人的憤怒，也讓美非外交關係再遇挑戰。

在非洲民衆表達出樸素情感的同時，非盟主席穆薩·法基也發表聲明嚴厲譴責，聲明鄭重回顧了1964年作爲非盟前身的非洲統一組織第一次大會會議上關於美國種族歧視的歷史性決議，重申非盟“反對針對美國黑人的歧視行爲”。

之後，南非、尼日利亞、加納等非洲國家的高級官員都加入了譴責美國的行列，而他們的言論與其通常與美國這個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互動時所使用的保守外交辭令形成了鮮明對比。

“美非關係已經處於低谷。”非洲貿易諮詢機構Songhai Advisory Group的執行合夥人基西·阿吉曼·多哥博表示，“由於弗洛伊德被無理殺害，受傷、厭惡和憤怒是非洲人顯而易見的情感。”

“美國曆來被視爲民主的燈塔，那就是說美國需要以正義的態度對待抗議者，併爲其捍衛權利。”尼日利亞政策諮詢公司Gatefield的首席戰略家阿德沃米·埃莫魯瓦也表示，“現在我們看到美國發生的是搶劫、縱火，和近乎無政府的狀態、警察的殘酷回應。非洲人在說，也許美國並不是我們所想的那樣。”

雖然近年來美國試圖爭奪在非洲的影響力，但事實上非洲從來都不是美國對外關係上的優先事項。據彭博社報道，美國與非洲的雙邊貿易額不到其總貿易額的2%。

2018年12月，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發佈了美國“新非洲戰略”，但經過一年多的實踐，“新非洲戰略”取得的成果似乎寥寥。

美國總統特朗普曾在討論移民問題的跨黨派會議上貶損非洲國家是“屎坑國家”。今年年初，特朗普又宣佈對包括四個非洲國家在內的穆斯林國家實施旅行限制。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特朗普處處爲難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前埃塞俄比亞衛生部長譚德塞，多次拿他的種族血統“說事”，這些都加劇了非洲人對美國的質疑。

“特朗普是美非關係的負擔，他的言語和政策都讓美國外交官難以在非洲開展工作。”研究非洲對外關係的埃格古對澎湃新聞表示。

埃格古認爲，美國並非真正致力於與非洲建立更緊密的聯繫，因爲美國已經削減了非洲相關項目的大筆資金，即便是非洲領導人針對弗洛伊德之死進行更多批評，也不會帶來任何實質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