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玉兴

【核心提示】盛京文化由各种文化融会交织而发展起来。其积极学习、开放、吸纳、务实及不断创新的精神，造就了辉煌的过去，更昭示着未来；包容的社会乃是健康发展的社会，而有宽松的环境，方能激活创造力，促进文明的进步与繁荣。

“盛京文化”，指清代盛京地区以满族为主体的各族共创文化，是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轫于明清之际，贯穿清朝一代，其发展历程颇具启示意义。清入关前的后金天聪八年（1634），当满族共同体形成之际，沈阳被尊称“天眷盛京”，遂有“盛京”之名。最初它仅指沈阳城一地，随历史演进，而成盛京（奉天）地区、陪都地方，范围所及已囊括东北全境。所以盛京文化就狭义言可指清朝奉天地区的辽宁文化，就广义言当指盛京五部侍郎及盛京将军曾统辖的整个东北地区的文化。因而，盛京文化兼有清文化源头及清留都文化的双重内容。盛京文化发展过程大致可分六个时期。

弃旧图新学习先进的努尔哈赤时期

这一时期盛京尚未命名，属盛京文化的滥觞期。这是满族崛起，脱明独立，建立后金，挺进辽沈，事业有成之时。此期突出特点是满族对先进文化的强烈渴求，以其杰出人物、清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为代表。他对中国传统儒学、伦理道德及典章制度颇为倾心。他仿照汉族经验，定国政、修法典、创文字，乃至为壮大后金而发展经济、推进贸易等，使后金文化出现新貌。努尔哈赤重视文士特别是汉族文士，他最早的谋士就是浙江人龚正陆。

满族正是以这种博大的胸怀、积极学习的文化心态，而逐步走向文明。额尔德尼、葛盖、阿敦、希福等便是盛京文化初始阶段满族颇有文化建树的人物。

包容兼听应敌制胜的皇太极时期

皇太极直面其父晚年举措荒谬、各种矛盾交织的现实，接受汉官的建议，实行开明的治国方针。皇太极大办教育，提高民族素质，积极延揽和培养众多谋臣，特别是文官谋臣为己效命。一批人才应运而出，其中，最为活跃的是以宁完我为代表的一大批汉人文士，不仅为后金—清政权建设贡献了才智，更使盛京文化充满改革创新精神。

皇太极所采纳的谋臣建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确定了“参汉酌金”（宁完我在《请变通大明会典设立六部通事奏》中提出），即根据实际情况，借鉴明朝制度的改革方针。这种方针与实践，深化了盛京文化，对后金—清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当然也存在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冲突和矛盾。一方面，汉臣一再吁请停止抢掠；而另一方面，诸贝勒大臣则强烈要求坚持抢掠。这不仅仅是两种文化的对立，当年后金—清政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是靠抢掠所得，汉臣主张止抢掠、行仁义，在当时缺乏可行性。面对两种观点，皇太极心中有数，汉臣连篇累牍的谏议，他并未接受；然而尽管如此，皇太极却并不阻止汉臣的言论，以极大的耐心，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这种包容精神促进了满洲文化的发展，更成为盛京文化的特色。

与时奋进创造奇迹的清兵入关之际

皇太极时期所形成的议论风发的文化传统，至清兵入关——这一夺取全国政权极为关键时刻，促使一切智能之士因时而进，终于产生文化促进政治的积极社会效应。范文程、洪承畴等认准时机，创造了奇迹。特别是范文程《进取中原论》（原文无题，此为笔者所拟）一文的出现，意义极大。顺治元年（1644）初，范文程获悉李自成已向明朝发起总攻，感到机会来临，遂急草此文呈递摄政王多尔衮。他分析形势，献策：“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为取信于民，他提出这次出师，必须“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即停止抢掠，彻底改变既有国策。如此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多尔衮等完全接受，乃把握时机立发大军“往定中原”。同时，降将洪承畴亦建议打出“灭贼”的旗号。多尔衮遂下令坚决停止抢掠，以仁义之师的面貌出现。

范文程的《进取中原论》，促使清廷作出了放弃抢掠的决定，一篇文章真有雷霆万钧之力：改变了传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双向交流文结硕果的顺康时期

清军入关后，随即迁都北京，出现了双向文化交流。一方面是当时几乎所有军民全部离开故土入关，盛京人才流向全国，这也将在盛京地区形成的积极向学、生气勃勃的文化传统带进了关内，进而对全国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是清军入关后，盛京所留之驻军连同眷属及原有住户人数稀少，以故一片空旷。稍后人员增多，方有新的发展。在此更新中，内地人士特别是流人文士起了关键带动作用。此时盛京文化的特点便是对内地文化的吸收与融合。

顺康年间，盛京地区的当权者，疏于思想管理，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相对薄弱。在特殊背景下，统治者重视知识，尊重人才，蔚成风气，因而竟使流放文人，在困厄中有所作为。这时流人文士（尽管仅是流人中的一小部分人）在传播文化、发展地方教育、编纂方志，乃至充当军政顾问等诸方面都有所贡献。其中僧函可、陈梦雷最为突出。

广东博罗人僧函可于顺治五年被流放到沈阳，虽遭困厄，他却创作了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高超艺术水准的诗作，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福建侯官人陈梦雷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被诬获罪流放盛京。然于极度困窘中，他却受到奉天府尹的关照、敬重，延至府中，聘其主修《盛京通志》。一时之间，盛京地区文风甚盛。

融会交流乡土气浓的雍乾嘉道时期

雍乾嘉道时期大量的流民、流人，乃至寓居人士不断涌入盛京地区，与原住民、土著融合，百多年间，社会承平，然文化发展却平淡无奇。这是受全国的总体形势的制约所致。此时，清朝专制统治加强，厉行文禁，故思想文化界缺乏生气，缺乏激情，盛京亦然。但此期文化发展仍有迥别于往日之特点，即本土文人崭露头角与民俗文化蓬勃发展。

戴亨、缪公恩及金朝觐成为这一时期盛京大地哺育成长的三位著名诗人。他们的作品，虽无巨制鸿篇，扣击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但都立足本地，歌咏乡土，歌咏生活，质朴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场景。

此期，民俗文学中，不仅民间传说有了长足发展，说唱文学二人转，鼓曲艺术的太平鼓、东北大鼓、子弟书等，呈现繁荣景象。其中，子弟书又称清音子弟书、八旗子弟书，乃是在盛京及北京同时传唱的曲艺，最富特色。

追步时代递现新局的咸同光宣时期

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的现实激发了人们对国事的关心。盛京文化中弥漫着忧患意识，遂有爱国诗人群体及大量关注边疆的著作出现。魏燮均、房毓琛、宋小濂乃爱国诗人中的佼佼者，他们在营口开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及边疆危迫的严峻现实激励下，写出民族奋起的诗作，堪称一代诗家、诗史，展示了盛京文化刚毅的精神。

晚清之际，当改良图存引进之风盛吹之时，盛京没有落伍。它欢迎先进思想先进科学、欢迎有一技之长的外国人进入，盛京文化出现新风。新式学校、医院、戒烟公所、慈善机构、报刊、公共图书馆、新式文艺不断涌现，乃至留学风之盛行。盛京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当时地方当权统治者不守旧固执，努力跟进时代，对跃动时代的诸多事务，予以宽容。其中历任盛京将军（兼奉天总督兼管奉天府尹），功不可没。

盛京文化发展的历程，给人们的启示是深刻的：盛京文化由各种文化融会交织而发展起来。其积极学习、开放、吸纳、务实及不断创新的精神，造就了辉煌的过去，更昭示着未来；包容的社会乃是健康发展的社会，而有宽松的环境，方能激活创造力，促进文明的进步与繁荣，呈现生机与活力。反之，则一切停滞与寂然。

（作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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