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宋朝，如今的我们对其褒贬不一。

褒，是因为在提倡文治的国家意志下，宋朝文化昌盛，经济发达，极具时代特色的“宋词”是仅次于“唐诗”的文学艺术瑰宝。

而贬，则是因为宋朝在提倡文治的同时，打压武将和军人的社会地位，导致宋人以参军为耻，只以“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① 为荣，造成了宋朝社会价值观的两极分化。

不仅如此，自澶渊之盟之后，宋朝开始对外采取收缩防守之势，整个的国家精神相对于汉唐而言，缺乏了必要的男儿血性。

很多人认为宋朝扬文抑武的真正实施是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的，毕竟这位老兄从“黄袍加身”到“杯酒释兵权”都是绝对的主角。

事实上，赵匡胤虽然清楚武将独掌军权后对王朝的危害，也定下了文治的国策，但在他统治时期采取的却是文武相济的治国方针，将兵权收回中央，并没有过分拔高文臣的社会地位，只是重视文化对武将群体的熏陶。

到了赵光义登台后，因为要灭北汉及收复幽云十六州，武将的地位也没有遭到刻意打压。

也就是说，宋朝社会对武将和军人的打压和偏见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一点从宋朝的功臣配享制度上就可以看出来。

功臣配享制度，是指古代大臣去世后，凭着自己生前的功绩和官爵由当前君主准许，祔祀于已经驾崩的帝王宗庙，成为皇权对其生前功勋的最后肯定，同时也是皇权赋予的一种可以泽被子孙的最高荣誉。

古之王者富有四海，而不朝夕上膳于宗庙者患其过礼也。故曰：春秋祭祀，以时思之。至于臣有大功，享禄其后，子孙率礼，洁粢丰盛，禴祀烝尝，四时不辍，国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勋，尊崇其德，以劝嗣臣也。---《唐会要》

当然，谁有资格配享宗庙，不是由驾崩的皇帝在活着的时候指定的，而是在他驾崩后，由继位之君的意志决定的。

所以，在功臣配享的人选上，也一定程度反应出了当前君主对先朝皇帝治国理念的取舍，从中也能看出一个王朝的主流思想趋势。

宋朝的功臣配享太庙，不是宋太宗赵光义发起的，而是由宋朝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赵恒确立的。

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二月十二日，赵恒同意文官们将太祖、太宗两朝宰相赵普配享在宋太祖庙廷的奏请，同年八月又同意将才去世两个月的名将曹彬配享宋太祖庙廷，这一文一武构成了赵匡胤的冥界政体。

这一年八月，赵恒还把父亲赵光义的配享功臣给安排妥当了，只是赵光义的配享功臣变成了三人，两文一武，他们分别是薛居正、石熙载、潘美。

（咸平）二月丙申，以赵普配享太祖庙廷……（八月）乙亥，以太师赠济阳郡王曹彬配享太祖庙廷，司空赠太尉中书令薛居正、忠武军节度使赠中书令潘美、右仆射赠侍中石熙载配享太宗庙廷。---《宋史.真宗本纪》

问题就在于，为何宋太祖的配享功臣是“一文一武”的搭配，而宋太宗的配享功臣却是“两文一武”的规格呢？

不仅如此，为何配享宋太祖庙廷的武将是曹彬，配享宋太宗庙廷的是潘美，而不是其他武将呢？

要知道，宋初名将不说群星荟萃，但数得上名的也绝不在少数，而且很多人横跨宋太祖、宋太宗两朝，战功彪炳，成为宋朝统一道路上的一柄利刃，如：王审琦、高怀德、石守信、李继勋、党进、韩重赟、崔彦进等。

汪郎认为，赵恒君臣的这样安排，正是宋朝“扬文抑武”的思想在实际治国过程中的抬头，武将地位开始受到压制，文官地位开始抬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宋朝是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后取代后周建立的，其过程虽然没有经历腥风血雨，但后周世宗柴荣一统中原，终结乱世割据的理想落在了赵匡胤的肩膀上。

在赵匡胤统治的十六年间，宋朝中央制定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先后通过荆湖之战、灭后蜀之战、灭南汉之战、灭南唐之战等，完成了局部统一。

赵光义登基之后，割据漳泉二州的留后陈洪进，割据两浙地区的吴越王钱俶先后向宋朝纳土称臣，同时宋廷又出兵灭了盘踞在晋中地区的北汉政权。

经过宋太祖、宋太宗两兄弟的努力，宋朝完成了对中原、关中、关西、江南、岭南、荆湘、川蜀、晋中、以及幽云十六州中的瀛鄚二州等汉族传统地区的统治。

按照宋朝君主和士大夫们的天下观，大宋只要再收回燕云十六州中剩余的十四州就功德圆满了，然而，随着赵光义两次北伐辽国均以失败告终后，宋朝开始对辽国采取防守之势。

故此，赵恒接手的是一个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已经复苏的大宋王朝。

环顾四周，来自境外的军事威胁除了北方的辽国之外似乎已经没有了对手，而境内又因为他的父亲赵光义为了消弭皇位继承的争议，在位二十一年间扩大了科举取士的录用名额，选拔了一大批中小地主阶层（汉魏晋唐时期的庶族）中的精英分子参与赵氏政权的建设中来。

这些参与赵氏政权建设的中小地主阶层中的精英人士，有的被派遣到地方担任州县的一把手，有的进入中央部委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甚至部分人还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如吕蒙正、张齐贤、李沆、寇准、王旦等在皇权的授意下封公拜相，位极人臣。

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下，宋朝一改汉唐以来世家门阀掌握朝政，武将以兵权干涉朝廷施政的局面，文官政治集团得以形成。

由此，宋朝的文治之风开始盛行。

在这样的背景下，咸平二年的宋朝士大夫们在选择赵匡胤、赵光义的配享功臣时慎之又慎，他们既要平衡文武之间在朝堂之上的势力，又要体现出文臣高于武将的思想，同时还要兼顾朝廷对军备的重视，不至于冷落了武将勋贵的心。

毕竟辽国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南下的可能，东京城外一马平川，倘若契丹铁骑再次到达城下，到时候还是要依靠武将勋贵们冲锋陷阵的。

赵匡胤的配享文臣是赵普，这毋庸置疑。赵普历仕太祖、太宗两朝，他既是赵匡胤的好友，又是赵光义皇位稳定的献策者，在宋初的政权稳定上做出了贡献。

那赵匡胤的配享武将为何是曹彬，而不是其他人，比如石守信？

汪郎认为，之所以选择曹彬，是因为他身为武将，军功卓著，但为人谦和，不滥杀，没有晚唐五代以来的武人那种飞扬跋扈，换句话说，在士大夫们的眼中，他的气质符合儒将的定义，是武将中的君子。

这样的典型不树立起来作为大宋武人的偶像，良心上是过不去的。

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尝忤旨，亦未尝言人过失。伐二国，秋毫无所取。位兼将相，不以等威自异。---《宋史.曹彬传》

一文一武，文武均衡，说明了宋朝第三代统治集团对赵匡胤时期有着清醒的认识。

再说赵光义。

他的配享功臣是“两文一武”的规格，由此可以看出，正是因为科举的录取名额放宽，给予了社会底层的读书人更多出人头地的机会，而社会逐渐承平，武将的用武之地开始减弱，文官开始凌驾武将之上。

不过“两文一武”的配享规格并没有成为宋朝定制，仅维持到了宋仁宗。

宋真宗赵恒驾崩后，他的配享功臣分别是李沆、王旦、李继隆。在文官政治已经成型的情况下，李继隆因为在澶渊之盟的表现，成为武将的代表。

宋朝第四位皇帝仁宗赵祯驾崩后，配享功臣分别是王曾、吕夷简、曹玮三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宋仁宗时期文星荟萃，文人辈出，我们今天学习的宋词之中，有一大半作者都生活在仁宗朝。

宋仁宗赵祯在位长达四十一年，文人政治集团得以巩固，也正是在他统治时期，文人治军已经成为潮流，武将则沦为文人的附庸，如狄青、杨文广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何他的配享功臣名单里还留有武将的一席之地呢？

汪郎以为，仁宗朝时，夏州节度使李元昊叛宋自立，成为宋朝西北边疆的劲敌。而北疆的辽国借宋夏战争之际，趁火打劫，取得了“庆历增币”的经济利益。

而且在平叛李元昊的战役中，宋军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的三次战役中都以失败而回，宋朝损失惨重，偏偏这三场战役都是文人指挥的（范仲淹、韩琦），这让宋朝的士大夫们认识到，文人治军还不成熟，要想在朝堂之上彻底不顾忌文武均衡，还需要时间。

况且长期在西北抗击西夏的种家军，其创始人种世衡虽是武将，但其伯父是宋初有名的大儒种放，在这样的政治考量下，仁宗的配享功臣名单里必须要有一员武将来平衡朝堂势力。

历史就在这里转了个弯。

仁宗的继承者是英宗赵曙，他驾崩后，配享的功臣是韩琦、曾公亮。

宋神宗赵顼的配享功臣是富弼，宋哲宗赵煦的配享功臣是司马光，宋徽宗赵佶的配享功臣是韩忠彦。

诸公注意，正是从熙宁（宋神宗赵顼年号）开始，宋朝的配享功臣名单里没有了武将的踪迹，而这一年，是熙宁八年六月。

也就是这一刻，宋朝主流社会的思想发生了偏移，宋朝的士大夫们不再顾忌武将勋贵的感受，不再顾及文武势力均衡，在皇权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思想下，他们的眼中就只有士大夫阶层中的楷模，再也容不下那些为国戍边、为国捐躯的武将了，武将（军人）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

之所以从宋神宗赵顼开始，造成文武官员的社会地位巨大落差，也使得宋朝民众形成了对军人的轻视和不友好的扭曲价值观，汪郎以为，除了宋朝统治者大力推行文治以外，更在于宋朝文人治军的策略取得了巨大成效。

神宗时期，宋辽之间的军事冲突相对安稳，宋朝的外患在于西夏。

在此期间，因为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宋军的战斗力，宋朝对河湟地区展开了军事行动，收复了宕、叠、洮、岷、河、熙六州，拓边两千余里，对西夏形成了包围之势，也为后面的“五路伐夏”奠定了基础，史称“河湟开边”。

而制定这场战役的主将叫王韶，虽然是一代名将，但实际上是宋仁宗嘉佑二年的进士，妥妥的文官一枚，并不是人们印象中的那种粗鲁的武将。

这也是宋神宗在选定宋英宗的配享功臣时，只考虑文官，而无视武将的原因了，至于神宗本人驾崩后的配享功臣，也是延续了这样的思路，当然其中还涉及新旧党争，汪郎下一次再和大家展开详谈。

到了南宋时期，宋室虽然经历了中兴十三战，武将的作用越发凸显，但依然没有改变统治者及士大夫们扬文抑武的思想。

哲宗、徽宗的配享功臣人选是宋高宗赵构时期选定的，只有文官，没有武将，从这也反映出两宋的治国思想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试想，在金军的追击下，南宋小朝廷疲于奔命，但就是这样的背景下，赵构和他的文官们仍然不忘文武有别，依然不肯通过这种政治上的务虚手段去收买武将的人心。

当然，宋高宗赵构的配享功臣是两宋最高规格，“两文两武”的配置，即：吕颐浩（文）、赵鼎（文）、韩世忠（武）、张俊（武），但这并不代表南宋孝宗赵昚改变了文治思想，而是他为了北伐对武将采取的暂时性妥协，以增强己方的凝聚力。

在他驾崩后，南宋皇帝的配享功臣又回到了文臣专属的时代，在冥界陪伴在他身边的是陈康伯、史浩。

此后的南宋帝王，光宗的配享功臣葛邲，宁宗的配享功臣赵汝愚，都为文官。

一直到最后的崖山海战，文官支配武将，甚至低品级的文官指挥高官阶的武将也不少见，成为两宋特有的官场景象。

汪郎说：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相比汉唐，宋朝是建立在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上，建立之初，能对其政权稳定造成影响的早已不是传统的门阀士族，而是早已崛起的中小地主阶层（魏晋时期的庶族）。

故此，宋朝统治者为求得政权的稳定和王朝的长治久安，放下身段以拉拢这些中小地主阶层参与政权的建设，而已崛起的士大夫阶层为了在新生政权中谋求相应的政治、社会地位，也会接受宋廷抛出的橄榄枝。

以此为契机，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也就成为双方合作的基础，而功臣配享制度中的文武官员比例失衡，最后甚至干脆取消了武将的配享资格，正是这种理念的不断深入的结果。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毕竟配享太庙的名额是有限的，而且入选的人也并不意味着人品、才能等无可挑剔，事实上更多的还是出于对政治利益的权衡和考虑，以及当朝局势的变化。

比如，我们熟知的仁宗朝大儒，谥号文正的一代名相范仲淹，并没有配享仁宗太庙。

神宗赵顼的配享功臣入围名单，则因为新旧党争，导致王安石、富弼二人在死后也不得安宁，成为哲宗朝堂上新旧两党之间互相争夺话语权的政治景观，这种争夺一直到南宋建炎三年，才以王安石退出，富弼入祀而结束。

所以，现代社会极具军人情结的我们在读史时，不必因为武将最终被踢出配享的入围资格而感到遗憾。

在宋朝扬文抑武的国策前提下，功臣配享也只是当权者在一定时期内通过施展这种政治手段，来表达官方政治态度的一种工具。

仅此而已！

注：

①《默记.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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