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麦，对于影迷而言想必并不陌生，他是法国电影新浪潮最神秘的电影大师，他为人低调，虽大器晚成，但一生勤勤恳恳。他为电影评论、电影艺术、绘画、音乐、写作等都带来了宝贵的财富。他的电影作品既赋予时尚色彩感，又深谙人类命运的神秘联结，将一缕缕光带到每位观众的心底。他曾说，“我们不过活，人生就是大银幕，就是电影。”似乎在他的生命中，电影与人生是为一体，而精彩与否就靠自己创造。

埃里克·侯麦，又名莫里斯·谢赫，一生共拍摄了25部长片，在世界各地吸引了超过百万人次观影。他从电影中展现了对人生敏锐的观察，也一次又一次地在光影中展露他的哲理思辨。那么，这位拥有“侯麦”与“谢赫”双重身份的神秘电影大师，他的一生究竟是怎样的呢？

为此，法国电影史学者、历任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安托万·德·巴克与诺尔·艾柏共著《侯麦》，以最详实的资料内容解析这位大师电影与生活的各方各面。2016年，《侯麦》被翻译成繁体中文，由台湾蔚蓝文化出版。此后一直没有出过简体中文版。苦等四年后的2020年，即侯麦百年诞辰之际，这本“侯麦全解码”的著作终于以简体字版首次面世，并更名为《侯麦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侯麦传》结合了侯麦生前留下的一百四十箱、多达两万份的资料编纂而成，我们可以透过这本厚达六百多页的巨著，深入了解这位充满矛盾、拥有复杂人格的全才艺术家。下面，我们不妨走进这位艺术家的最后时光，窥得一点他对待家庭、生活、工作的不同面及其影响力吧：

2009年12月29日，弗朗索瓦丝·埃切加雷陪埃里克·侯麦搭乘公交车，两人气氛明显紧张。侯麦不理解她下个月要离开两星期，前去拍摄法国海军直升机母舰“贞德号”最后一次远航，“抛下他”一个人在巴黎。她走后就没有人陪他前往塞尔比皮埃尔一世大街上班，侯麦想到这一点就很痛苦。“我想去办公室工作。再说了，您去那艘船上做什么呢？您连个主题都没有……”“听我说，埃里克，这艘船即将最后一次航行，这是它的谢幕之行！”侯麦没有接话，两位朋友安静地望向车窗外的荣军院：那是侯麦心中非常重要的建筑，在他的公交车路线途中。

两天后即将迎来新年夜，弗朗索瓦丝·埃切加雷打算在朋友家庆祝，但是接近晚上六点时，还没来得及出门的她接到了一个电话。洛朗·谢赫告诉她，父亲刚才突发脑溢血。“但目前情况还好，他恢复了意识，我们现在送他去医院。”到达皮提耶-萨尔佩特里厄尔医院六小时后，侯麦再次发生脑溢血。这一次他陷入昏迷，被立即转到重症监护病房。陪伴在他身边的是妻子苔蕾丝及两个儿子，德尼斯和洛朗。弗朗索瓦丝·埃切加雷凌晨一点接到通知，也前来医院探望。她回忆说：“我走到病房门前，住院实习医生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病人快不行了，家属不希望有外人打扰……’我只说了句：‘我得在他身边，’然后就走进去。”

两个“家庭”同时出现在他临终的病榻前：谢赫一家，有关他私人生活的一面；侯麦一家，以他最亲近、最忠诚的合作者为代表。弗朗索瓦丝·埃切加雷说：“我在那之前从未见过他们，那天在侯麦病床前时，那是我们第一次共同出现。他们和我一样受到很大震动。他们接回了莫里斯·谢赫，他不再是埃里克·侯麦。我猜想，这两个并行的世界一定让他们很痛苦。他们感觉被导演侯麦的生活排除在外，一方面近乎感觉不被尊重，一方面却又感到十分正常。在死亡面前，他们重新拥有他的全部。但埃里克在清醒时让人立即给我打电话。鉴于我们三十来年每天共事的交情，他表示希望我能出现。可以说，那场见面在象征意义上形成强烈冲突。”

莫里斯·谢赫很快苏醒，但仍极度虚弱，被转送至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侯麦能够在床边的便签纸上写字，以此与看护者交流。家人轮流陪在床边，有时也允许弗朗索瓦丝·埃切加雷探视。她回忆说：“他有时写在纸上，有时用马克笔写在我手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皮肤上保留有他写下的几个字：‘请您出去。’”1月7日星期四，弗朗索瓦丝·埃切加雷答应悄悄带阿莱利·多贝索到病床前探望。“我想见他最后一面。他是那么重要，像一位贤者、圣人，我想当面告诉他。

晚上10点，我随弗朗索瓦丝来到皮提耶-萨尔佩特里厄尔医院。我们无权探视，因为病人家属不愿意。我们悄悄穿过急诊部，寻找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他门前有人值守，但对方认出了我，同意让我进去。我和弗朗索瓦丝一起走进去，坐在床边。他身边放着本大笔记本。我写下：‘埃里克，你不会在这里待太久，很快就可以出院。’他用漂亮的字迹回答我：‘我想一恢复力气就出院（我力气还足得很）。’我又写道：‘我们不能留下，必须让你安心休养。衷心感谢你。’接着我们俩含泪离开。”

几小时后，莫里斯·谢赫再次陷入昏迷。他一直没有醒来，在昏迷状态中接受了临终圣事。1月11日星期一早晨，他终于与世长辞，享年89岁。

11日当天，玛格丽特·梅内戈负责通知媒体。14日星期四，莫里斯·谢赫和埃里克·侯麦这个双面人的遗体得以安葬，由巴黎圣埃蒂安教堂举行宗教仪式，地点在先贤祠前面，距离乌尔姆街的住宅两百米远。谢赫家人本意是不希望外人出席，但弗朗索瓦丝·埃切加雷争取到他们的同意，允许少数与导演关系最近的合作人出席。

让·杜谢回忆说：“葬礼那天让我印象很深的是看到两个家庭出现在那里：谢赫一家和侯麦一家。谢赫那边是他真正的亲人，而侯麦这边则是电影。虽然不能说这场葬礼是预先规划好的情节，但值得注意的是，帕斯卡当年的葬礼仪式也是在圣埃蒂安教堂举办的！这不完全是巧合。”对于谢赫一家而言，它位于苔蕾丝所在堂区，也是莫里斯常去的教堂。而对于侯麦一家而言，这也是向《慕德家一夜》致敬。

几天后，电影界人士齐聚法国电影资料馆向侯麦致敬。让-吕克·戈达尔身在瑞士，但他寄来一段3分26秒的短片，纪念这位多年的老友。他在片中讲述起他们一起度过的年轻时光，画面上的背景是侯麦在《电影手册》时期的文章标题。戈达尔说道：“我想借用他的文章标题，回顾五十年代我们在《电影手册》的所见所为。关于侯麦，我很难再多说什么。我们无法从共同经历出发谈论他人。”

《解放报》曾经问他：“您为什么拍电影？”埃里克·侯麦回答：“我相信自己在拍电影的时候，能够捕捉到从事其他艺术无法带来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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