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麥，對於影迷而言想必並不陌生，他是法國電影新浪潮最神祕的電影大師，他爲人低調，雖大器晚成，但一生勤勤懇懇。他爲電影評論、電影藝術、繪畫、音樂、寫作等都帶來了寶貴的財富。他的電影作品既賦予時尚色彩感，又深諳人類命運的神祕聯結，將一縷縷光帶到每位觀衆的心底。他曾說，“我們不過活，人生就是大銀幕，就是電影。”似乎在他的生命中，電影與人生是爲一體，而精彩與否就靠自己創造。

埃裏克·侯麥，又名莫里斯·謝赫，一生共拍攝了25部長片，在世界各地吸引了超過百萬人次觀影。他從電影中展現了對人生敏銳的觀察，也一次又一次地在光影中展露他的哲理思辨。那麼，這位擁有“侯麥”與“謝赫”雙重身份的神祕電影大師，他的一生究竟是怎樣的呢？

爲此，法國電影史學者、歷任法國電影資料館館長安託萬·德·巴克與諾爾·艾柏共著《侯麥》，以最詳實的資料內容解析這位大師電影與生活的各方各面。2016年，《侯麥》被翻譯成繁體中文，由臺灣蔚藍文化出版。此後一直沒有出過簡體中文版。苦等四年後的2020年，即侯麥百年誕辰之際，這本“侯麥全解碼”的著作終於以簡體字版首次面世，並更名爲《侯麥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侯麥傳》結合了侯麥生前留下的一百四十箱、多達兩萬份的資料編纂而成，我們可以透過這本厚達六百多頁的鉅著，深入瞭解這位充滿矛盾、擁有複雜人格的全才藝術家。下面，我們不妨走進這位藝術家的最後時光，窺得一點他對待家庭、生活、工作的不同面及其影響力吧：

2009年12月29日，弗朗索瓦絲·埃切加雷陪埃裏克·侯麥搭乘公交車，兩人氣氛明顯緊張。侯麥不理解她下個月要離開兩星期，前去拍攝法國海軍直升機母艦“貞德號”最後一次遠航，“拋下他”一個人在巴黎。她走後就沒有人陪他前往塞爾比皮埃爾一世大街上班，侯麥想到這一點就很痛苦。“我想去辦公室工作。再說了，您去那艘船上做什麼呢？您連個主題都沒有……”“聽我說，埃裏克，這艘船即將最後一次航行，這是它的謝幕之行！”侯麥沒有接話，兩位朋友安靜地望向車窗外的榮軍院：那是侯麥心中非常重要的建築，在他的公交車路線途中。

兩天後即將迎來新年夜，弗朗索瓦絲·埃切加雷打算在朋友家慶祝，但是接近晚上六點時，還沒來得及出門的她接到了一個電話。洛朗·謝赫告訴她，父親剛纔突發腦溢血。“但目前情況還好，他恢復了意識，我們現在送他去醫院。”到達皮提耶-薩爾佩特里厄爾醫院六小時後，侯麥再次發生腦溢血。這一次他陷入昏迷，被立即轉到重症監護病房。陪伴在他身邊的是妻子苔蕾絲及兩個兒子，德尼斯和洛朗。弗朗索瓦絲·埃切加雷凌晨一點接到通知，也前來醫院探望。她回憶說：“我走到病房門前，住院實習醫生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病人快不行了，家屬不希望有外人打擾……’我只說了句：‘我得在他身邊，’然後就走進去。”

兩個“家庭”同時出現在他臨終的病榻前：謝赫一家，有關他私人生活的一面；侯麥一家，以他最親近、最忠誠的合作者爲代表。弗朗索瓦絲·埃切加雷說：“我在那之前從未見過他們，那天在侯麥病牀前時，那是我們第一次共同出現。他們和我一樣受到很大震動。他們接回了莫里斯·謝赫，他不再是埃裏克·侯麥。我猜想，這兩個並行的世界一定讓他們很痛苦。他們感覺被導演侯麥的生活排除在外，一方面近乎感覺不被尊重，一方面卻又感到十分正常。在死亡面前，他們重新擁有他的全部。但埃裏克在清醒時讓人立即給我打電話。鑑於我們三十來年每天共事的交情，他表示希望我能出現。可以說，那場見面在象徵意義上形成強烈衝突。”

莫里斯·謝赫很快甦醒，但仍極度虛弱，被轉送至神經外科重症監護室。侯麥能夠在牀邊的便籤紙上寫字，以此與看護者交流。家人輪流陪在牀邊，有時也允許弗朗索瓦絲·埃切加雷探視。她回憶說：“他有時寫在紙上，有時用馬克筆寫在我手上。很長一段時間裏，我皮膚上保留有他寫下的幾個字：‘請您出去。’”1月7日星期四，弗朗索瓦絲·埃切加雷答應悄悄帶阿萊利·多貝索到病牀前探望。“我想見他最後一面。他是那麼重要，像一位賢者、聖人，我想當面告訴他。

晚上10點，我隨弗朗索瓦絲來到皮提耶-薩爾佩特里厄爾醫院。我們無權探視，因爲病人家屬不願意。我們悄悄穿過急診部，尋找神經外科重症監護室。他門前有人值守，但對方認出了我，同意讓我進去。我和弗朗索瓦絲一起走進去，坐在牀邊。他身邊放着本大筆記本。我寫下：‘埃裏克，你不會在這裏待太久，很快就可以出院。’他用漂亮的字跡回答我：‘我想一恢復力氣就出院（我力氣還足得很）。’我又寫道：‘我們不能留下，必須讓你安心休養。衷心感謝你。’接着我們倆含淚離開。”

幾小時後，莫里斯·謝赫再次陷入昏迷。他一直沒有醒來，在昏迷狀態中接受了臨終聖事。1月11日星期一早晨，他終於與世長辭，享年89歲。

11日當天，瑪格麗特·梅內戈負責通知媒體。14日星期四，莫里斯·謝赫和埃裏克·侯麥這個雙面人的遺體得以安葬，由巴黎聖埃蒂安教堂舉行宗教儀式，地點在先賢祠前面，距離烏爾姆街的住宅兩百米遠。謝赫家人本意是不希望外人出席，但弗朗索瓦絲·埃切加雷爭取到他們的同意，允許少數與導演關係最近的合作人出席。

讓·杜謝回憶說：“葬禮那天讓我印象很深的是看到兩個家庭出現在那裏：謝赫一家和侯麥一家。謝赫那邊是他真正的親人，而侯麥這邊則是電影。雖然不能說這場葬禮是預先規劃好的情節，但值得注意的是，帕斯卡當年的葬禮儀式也是在聖埃蒂安教堂舉辦的！這不完全是巧合。”對於謝赫一家而言，它位於苔蕾絲所在堂區，也是莫里斯常去的教堂。而對於侯麥一家而言，這也是向《慕德家一夜》致敬。

幾天後，電影界人士齊聚法國電影資料館向侯麥致敬。讓-呂克·戈達爾身在瑞士，但他寄來一段3分26秒的短片，紀念這位多年的老友。他在片中講述起他們一起度過的年輕時光，畫面上的背景是侯麥在《電影手冊》時期的文章標題。戈達爾說道：“我想借用他的文章標題，回顧五十年代我們在《電影手冊》的所見所爲。關於侯麥，我很難再多說什麼。我們無法從共同經歷出發談論他人。”

《解放報》曾經問他：“您爲什麼拍電影？”埃裏克·侯麥回答：“我相信自己在拍電影的時候，能夠捕捉到從事其他藝術無法帶來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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