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我党抢占东北内幕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向日本宣战。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日本军国主义的败亡已指日可待，中共延安方面为了给日寇以最后一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于8月10日、11日，连续发出7道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利用各自处于抗日最前线的有利位置，迅即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展开攻势，迫使日伪军投降。其中，第二号命令是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的：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诗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部队闻令而动，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迅速成立了“东北前进工作委员会”和“前方指挥所”，指挥冀热辽军区所属一万三千多名主力部队和二千五百多名地方干部，分三路纵队进军东北。时任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的曾克林率两个团及朝鲜义勇军支队共4000人，迅速越过长城，向山海关进逼，成为第一支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部队。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曾克林一路先后接管了绥中、兴城、锦西和锦州。9月5日中午，曾克林率部抵达沈阳火车站。不料却遇上了意想不到的难堪局面：火车被荷枪实弹的苏联红军团团包围，他们无法下车。

曾克林接到的命令是让他们与进入北的苏联红军会合以配合作战，没想到会是如此尴尬的局面。原来中共方面派部队进入东北，苏军事先并没有接到任何照会及联系，当他们看到一支没有军衔的部队突然到来时，感到非常疑惑，因此迅速调部队将曾克林部所乘的火车包围起来，不准他们下车。　　

曾克林下车与苏军沈阳卫戍司令卡珍通少将交涉了两次，均毫无效果。更糟糕的是，曾克林携带的电台由于率太小，部队一出关就与上级失去了联络。

曾克林此时还不知道，他的行动已经超出了党中央的要求。鉴于苏联政府已与国民党方面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苏军打败日本关东军，敦促日本投降后，必须遵守《雅尔塔协议》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东北政权交给国政府。鉴于此，党中央于8月29日发出电报，要求八路军部队只以地方军及义勇军的名义，非正式进入东北，“不要声张”，“不要坐火车进入大城市”，“不要勉强与（苏联）红军接洽与联络”。

曾克林在不知情之下，打着红旗、贴着标语，大张旗鼓，坐着火车浩浩荡荡一路开进锦州、沈阳。并且毫不隐瞒八路军的身份，反而佩带臂章，戎装整齐地挺进。

其实曾克林不但早已与苏联红军主动接洽，还在山海关时，就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消灭了盘踞在山海关的日伪，接收了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门户锦州。　

曾克林未曾想到，他这一系列误打误撞，不但让他成为抗日战争后我军第一个接触苏联参战部队、第一个进驻东北、第一个接收大城市的高级将领，而且最终促成我党我军及时快速地开辟了东北的大好局面，为解放全国奠定了极好的基础。

但凡带兵打仗的人脾气都很倔，曾克林执意要进驻沈阳，两次交涉不行，就再来第三次。下午3时，曾克林与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唐凯第三次来到卡夫通的卫戍司令部。曾克林态度强硬地对卡夫通说：“沈阳是中国的国土，我们有权进驻。我们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队伍，冀热辽是我们的土地，我们长期在这里抗日，你们不让我们来，让谁来？”

曾克林的话终于打动了卡夫通，对苏联人来说如何处理国共两党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是他们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从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上讲，苏联红军与共产党武装更亲近一些。卡夫通因此同意让曾克林的部队下车，但必须驻扎到离沈阳30公里的苏家屯。

曾克林对这样的安排虽然不满，但毕竟取得了初步胜利。于是命令部队下车，一律着装整齐，戴钢盔，亮刺刀，并将原来的子弹袋换成子弹盒，每个连再配9挺轻机枪，列队通过沈阳城。他自己则与唐凯牵着马，精神抖擞地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当时的东北突然出现真空，做了多年亡国奴的沈阳老百姓第一次看见八路军，欢迎与围观的人蜂拥而至，手里举的旗帜是五花八门：镰刀斧头红旗、青天白日旗、美国的星条旗、英国的米字旗，甚至还有伪满洲国的龙旗和日本的太阳旗。民众的行为及社会秩序虽然怪异和混乱，但他们潮水般地涌上街头，热情挽留部队留驻沈阳的欢腾场面，还是深深震撼了卡夫通少将。

卡夫通马上改变主意，派两位上校坐吉普车追上曾克林，请他们改驻在沈阳故宫小河沿一带。

第二天，苏联驻沈阳最高长官、苏联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琴科上将约见了曾克林与唐凯，他向曾克林建议为避免外交麻烦，换掉曾克林部队八路军的番号，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

就在曾克林这支小部队在沈阳驻扎下来的同时，苏联方面获悉了美国将为蒋介石政府向中国北方运兵的庞大计划，特别是美国军舰已经进入渤海湾的情报。苏联方面感到了严重的不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再微弱，终究是制约国民党政府与美国联姻的一种力量，苏联有必要在国共两党之间寻找一种有利于与美国抗衡的政治筹码。

9月14日上午，在延安方面没有得到任何通报的情况下，一架苏军飞机突然降落在延安的机场上。曾克林从机舱里一钻出来，就朝跑过来的警卫战士高声喊道：快去报告！我从东北来！我把苏军代表请来了！

由占领东北的苏军最高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遣的全权代表贝鲁罗索夫上校和翻译谢德明中校就这样到达了延安。

朱德立即接见了苏军代表。贝鲁罗索夫上校声明他的军阶不高且权力有限，此行仅为传达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四点声明：一、按照苏军统帅部的指示，蒋军和八路军进入东北，应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二、苏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和八路军不得进入东北。三、因八路军单独部队已进至沈阳、平泉、长春、大连等地，苏军统帅请朱总司令命令各部队退出苏军占领之地区。四、未经苏军允许进入东北之蒋军部队，已被苏军缴械。苏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苏军不久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

最后，贝鲁罗索夫上校礼貌地补充道：“我的上级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不论对总司令个人还是对八路军，均抱深厚之同情。”

午饭后，曾克林向中央汇报了他们进入东北的经过，随后详细描绘了当前东北的情景：社会秩序混乱，依旧由伪警察维持治安。苏军占领了东北的所有大城市，正忙着把重要的机器设备装上火车运往苏联。日本军队遗留下大量的军用物资，特别是大量的武器，没有人接收。

事后证明，曾克林关于“轻重武器及资财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的说法纯属夸张，给后来进入东北的部队造成了不小的困难。但曾克林当时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他深知此刻任何犹豫和迟疑都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他急切地盼望中央速下决心，立即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去，成为那片黑土地的主人。

晚上，中央政治局彻夜开会，最终形成一个重要决策：舍弃南方的所有根据地，全力抢占东北。会议决定：抽调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分别率领两万干部和十万部队开赴东北。同时，派遣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以及报务员段子俊和译电员莫春和，立即随苏军飞机飞赴东北，在沈阳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党在东北的一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