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黄兴、袁世凯、黎元洪被誉为民初四大巨头。比起前三位的赫赫有名,黎元洪留给后世的印象只有在武昌首义期间,在姨太太床底下瑟瑟发抖、不愿出头的滑稽形象。

这位被一群年轻士官“黄袍加身”的首魁,一生跌宕起伏,他曾经被誉为“中华民国第一伟人”,却在晚年规劝子女“毋问政治”,大有一种“索然无味”的事后感。

有人说他是“民国元勋”中最无能、最窝囊的一位,评价虽说准确,但我还是觉得:他不过是个老实人罢了。

1911年10月11日。武昌首义后,时任湖北新军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长(约莫相当于旅长)的黎元洪躲在黄土坡刘文吉家中的一张大床底下,据说那床还是他姨太太黎本危的,他瑟瑟发抖,唯恐被革命党人发现。

他可能害怕自己曾杀了三个革命党人和若干次革命党起义,亦或是害怕被当做“封建主义的遗毒”被当做典型杀害。

而此时在刘文吉家中,翻箱倒柜是马荣、汤启发和众多革命党人。黎元洪在被“团团包围”后,无奈的从床底下爬了出来。圆润敦实的身躯,做如此高难度动作,实属艰难。(一说并无此事,一说是被排长萧燮和班长虞长庚硬拖出来的)

但革命党人却另有目的:他们想让黎元洪出山当领袖,做武昌大都督。黎元洪还是害怕,他先叫革命党人去找孙文,后来又叫他们去找实际的临时总指挥吴兆麟(时年不过30岁,军衔只是个哨官,类似排长)。

但这帮小哥们急了,他们掏出了枪,有的笑呵呵、有的怒气冲冲的指在了黎元洪的脑门上。革命党人甚至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今夜黎不决,明日晨即弃诸市。”

后来他在给师傅萨镇冰的劝降信中写:“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

这位号称“黎菩萨”的老实人,大抵是未曾想过有这般场景。后来他的长子黎绍基曾说:“别的军官经常住在家里,而我的父亲常住在营中,就是过年时也不回家,记得每逢新年我们还到营中去拜年。这说明他与士兵的关系是比较好的。”

这算一种“恩将仇报”吗?我们这些看客倒有自己的一千个想法,想来也是难以统一。黎元洪就这样戏剧一般的“黄袍加身”,成了辛亥革命的武昌大都督。而武昌首义也不会落入俗套,被认为是“造反哗变”的小打小闹。

结果来看这也算黎元洪的功劳。“自黎出之风一播,城内隐匿之军官皆来。”胡汉民后来讲:“非由黎公出而号召,则各省响应不能如是之风起云涌;又非有黎公之谨厚为之,则北军亦不赞成共和。”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不仅仅在于如此的戏剧性冲突,更在于历史人物大起大落的人生。

10月16日,武昌首义5天后。

黎元洪身着戎装,在湖北军政府门外的阅马场中央广场上叩首祭天。他大声宣读“愿与尔军士庶民,勠力同心,殄此寇仇,建立共和政体!”的檄文。

彼时,清政府的海陆两军浩浩荡荡的往武汉开来,领导防务工作的,正是大权在握的武昌大都督黎元洪。

2天前的10月14日,湖北省地方士绅汤化龙等人共同制定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条例》。这个民国第一个政府组织法案,赋予了都督极高的军政大权。

这也是黎元洪一生中的顶峰时刻,那圆润敦实的身躯一改床底瑟瑟发抖的憨态,成了英武的象征。

冯国璋率领的北洋军和萨镇冰率领的海军,是清政府最大的两支精锐。汉阳、汉口,武汉三镇中的两镇沦陷,在北洋军猛烈的枪炮声中,湖北新军节节败退,堪堪一战。

当革命之火燃遍全国,首义之地的僵持倒显得无关紧要了。

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于黎元洪个人来讲是实权的顶峰。他委任黄兴作为战时总司令,又策动有恻隐之心的萨镇冰在战场上“摸鱼”。历史自当记上这一功。

1912年1月16日,孙武、刘成禺成立民社,拥护黎元洪为首领,与临时政府分庭抗礼。这也标志着民国副总统黎元洪所属的政治势力形成。此派“联袁拒孙”,以湖北革命党人为基础,算个典型的“乡党”。

这个老实人在短期内被激起了逐利的血勇,一改在床底瑟瑟发抖的软弱。革命党人掀起了“倒黎”运动,而黎元洪的双手上再度沾满了革命党人的鲜血,近万革命党人命丧黄泉,湖北革命党人被屠戮殆尽。黎屠夫的匪号不胫而走。

然而,被策动的血勇在短时间内将会退却,而“黄袍加身”的荒唐戏码,则在黎元洪的一生中不断重演。

从1912年到1923年6月,黎元洪,却多是傀儡之身。1916年他一度成为了大总统,成为了各方逐利的缓冲者,

有人讲他是“政坛好人”,和袁世凯有儿女姻亲,在许多事情上也是和稀泥。实际上这是选择性的忽略在民国成立初的1-2年内,黎元洪的政治野心。

逐利的血勇,激的他想要依靠湖北新军成一个新的军阀,奈何挡不住袁世凯的权术,夺走了底盘和实权。因为他没地盘、没钱、没兵,自然就成了一个傀儡总统。即便是发起了府院之争,黎元洪也惨败而归,只能眼观鼻,鼻观心,犹如老僧入定一般,混了个“盖印机器”这般哭笑不得的外号。

后来有人给他扣了个帽子:“中华民国第一伟人”。估计是拍着手、咧着嘴,戏谑着说的。

1922年6月2日,徐世昌被赶下了总统的职位,在各方拥戴下,6月11日黎元洪这个“老僧”,再度被捧上了总统职位。他提出了“废督裁兵”的口号,只成为了人们嘲笑理想主义者的笑谈。短短1年后,黎元洪再度被赶下台。

民国约法里规定总统一任五年,黎元洪前前后后加在一起,也没坐满这个时间。

1923年,心灰意冷的黎元洪,自觉在政坛沉浮十余年却也不是这块料,他再度辞职、东渡日本隐居。而后开始主张“实业救国”,兴办了中国远洋货轮公司,开拓了香港直达旧金山的远洋航线;又和外国人在北京合办了中美实业公司,参股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香港邮轮公司等。

他曾坦言:“我虽然三度因缘时会,有两戴总统桂冠及元勋的风光,但更多的是交瘁的身心和梦魇般的回忆,赔累不少。不如做做生意安闲自在,还可以为国家办一点实实在在的事业。”

他的内心中可有苍生黎民吗?我想总归是有的。他曾抨击保守派的恶性,称自己是“六十老翁,饱经忧患,命弗恤,岂恋其他?”当时北大一个陕西学生倒是说:“但是就他登台后的种种设施看来,尤其是引用无耻小人,摧残教育劳工等事绩看来,令我们觉得他不只是一个愚懦无能——就是一般人所谓的‘忠厚长者’——的肉蛋,实在是一个权力熏心、卑鄙污浊的一个不光明的的政氓,专干投机的事情。”

三度问鼎中国,留给儿女的规劝,却是那句:“毋问政治”。这也是他对这个世界最无力的逃避和反抗,他仍然是当年在床底下瑟瑟发抖的中年人,仍然是那个眼观鼻、鼻观心的老僧。

黎元洪和其原配

时代将他推到了舞台的中央,却未能激起他逐利的血勇,在各种浪潮的你追我赶中,他如同凡人一般四处摇曳,不知归处。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在寓所病逝,享年第65岁。第二天,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

老实人的故事就这么结束了,而这个时代的大戏仍然在继续上演,光怪陆离不知着眼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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