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霸王別姬》劇照

文/巴叔

2003年4月1日，愚人節。

下午4點，一位形色憔悴的中年人驅車來到位於中環的文華東方酒店。這位中年人不是別人，正是香港巨星張國榮。他是該酒店24樓健身中心的會員，每次都會按時來鍛鍊。

2小時41分後，他從健身中心外的露臺跳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當各大媒體緊急插播這條新聞的時候，香港市民一度錯愕：“張國榮？怎麼可能？”

1、兩個版本遺書

張國榮驟然離世後，警方從他身上發現了一封遺書。

不久，臺灣媒體和香港媒體分別刊發了這封遺書裏的內容，但兩者差距非常大：

認識一位20多歲的青年，在他與“唐唐”間不知道如何選擇纔好，十分困擾，所以要自殺。——臺灣媒體

Depression。多謝各位朋友，多謝麥列菲菲教授。這一年來好辛苦，不能再忍受，多謝唐唐，多謝家人，多謝肥姐。我一生沒做壞事，爲何這樣？——香港媒體

由這兩份遺書內容，媒體還原出張國榮離世當天發生的兩個版本故事：一個是“情困說”，另一個是“抑鬱說”。

“情困說”來自臺灣《中國時報》：

張國榮應新男友之約，於一日下午四時先到文華酒店四樓餐廳等候。未幾，張的男友應約到場，卻意外地攜同另一名男子赴約，聲稱該男子是其新男友，併爲新男友而向張國榮提出分手。張感到氣憤，與兩人發生激烈爭執，張國榮情緒激動，奪門而去。

目擊者稱，張獨自跑上酒店健身室，在該處徘徊逾一小時，疑在該處寫下遺書。至六時許，他被發現從二十四樓健身室越窗跳樓，先直接撞到樓下巴士下客區的檐篷，再跌落行人道邊花槽，壓毀兩呎圍欄後才墜地。

“抑鬱說”來自張國榮的家人、伴侶以及經紀人：

4月1日中午12點，張國榮告訴唐鶴德，他約了一個朋友（陳淑芬）喝茶，然後一個人開車外出。下午2點多鐘，唐讓司機給張打電話，問他要不要拿衣服。5點多，唐親自打電話給張，問他晚上七點鐘一起打球好不好，張一口答應。然後唐接到陳打來的電話，她說她與張約好一起喝茶，但張遲遲未到酒店，她覺得張好像“有問題”。

下午6點多，陳給張打電話，問他到哪裏了，得到的回答是：“你到酒店門外等我，很快便會見到我。”陳在酒店門外等了約5分鐘後，張從24樓跳下。

唐在接受採訪時說，他認爲張患了抑鬱症；陳的說法也佐證了張飽受抑鬱症困擾的事實：“我知道Leslie不想自殺的，是那聲音不斷在催命。他告訴我常聽到一個聲音叫他：跳下去！跳下去！”

由於“情困說”缺少事實依據，所以目前被大衆廣爲接受的就是“抑鬱說”。

那麼，如大家姐張綠萍所說，自認爲“我有錢，又有那麼多人愛惜我，我又那麼開心”的張國榮，爲何會抑鬱呢？

2、童年經歷

先從他的家庭環境說起。

張國榮出生在香港一箇中產家庭。父親是人稱“Tailor King”的張活海，其所制服裝頗受影視行業人士的青睞，導演希區柯克、演員馬龍·白蘭度、威廉·霍爾登等人曾專程光顧。

這裏需要對張活海的出身做一點澄清。

關於張活海，網上有一段流傳很廣的說法：

張家曾是廣東一帶的名門望族，張活海父親曾是廣東省最大的地主。張活海當年不信任港英政府，把錢放在了內地，結果文革時候張國榮爺爺被殺，資產全部沒收，張家因此中落。

聽起來有鼻子有眼，但卻是空穴來風。真正可靠的資料，是1963年記者Frederic Kaplan的一篇報道《A MAN WHO WIELDS THE TAPE MEASURE》，其中提到“張活海在廣州長大，他的父親是一名建築工人。中學畢業後，他去了廈門做裁縫學徒，然後又到上海工作。在他18歲的時候，獨立縫製了職業生涯裏的第一套西服。”

20世紀30年代，張活海來到香港，白手起家在皇后戲院大廈創辦了一家洋服店鋪，取名“西服家張活海”。憑藉勤懇的勞作和靈活的經商頭腦，張活海名氣日增，積累了不少家財。

不過，張活海算不上好男人。他風流成性，除了正牌夫人潘玉瑤之外，還有一位相好，一夫二女曾共同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另外，他還在香港最豪華的半島酒店常年包房，不談生意，只爲約一些美麗的女士到那裏“談心”。

潘玉瑤平日裏幫着張活海一起打理服裝店的生意，兼做一些文書類的工作。有時候爲了掌握張活海的採花行徑，她也會僱傭一些私家偵探進行跟蹤調查。夫妻關係一度非常緊張。

一個忙着採花，一個忙着捉姦，張活海夫婦自然顧不上膝下的兒女們。事實上，他們二人以看管工人爲由，在洋服店鋪的樓下專門租了一層用來居住，把一羣兒女丟給了住在灣仔的外婆和兩個傭人。

張國榮是家裏最小的孩子，排行第十，上面有五位姐姐、四位哥哥，其中三哥、四姐和九哥不幸早夭。由於張國榮與九哥是同一天生日，所以家裏人一直說他是九哥的轉世再生，他自己也開玩笑說：“九哥一定是沒能拿到通行證強行來到這個世上的，所以要回去申請一張通行證纔可以回來。”

在父母那裏得不到關懷的張國榮，在姐姐和哥哥們這裏也沒有太多存在感，因爲年齡差距太大：最小的哥哥都與他相差八歲。

年齡上的差距，導致大家玩的東西都不一樣。在他看來，大姐跟二姐可以聊在一起，五姐和六姐年齡也相仿，七哥和八哥也能玩在一塊，唯有他沒有人可以配對。

八哥對他還算不錯，但七哥就很壞。爲了節省空間，外婆曾讓他們兄弟三人住在同一個房間，並給他們安裝了一個三層上下鋪。張國榮年紀最小，住在下鋪。

有一次，七哥提議玩一個叫“大風浪”的遊戲，讓張國榮爬到上鋪，然後他躺在中鋪很大力地用腳撐、踢那些牀板，一邊踢一邊喊“很大浪、很大浪…”，最終把張國榮顛掉摔到地上。八哥看到這一幕，感覺七哥太過分，於是就跟七哥打了一架。

還有一次，張國榮上小學被先生罰留堂。大姐覺得他不成器，就開始罵他，越罵越生氣，便順手拿了一個木質衣架打他，把衣架都打爛了。八哥看不過去，跟大姐理論：“你知不知道這樣打人很痛的啊？”大姐說：“我管教弟弟關你什麼事啊！”八哥回她：“你試一下好不好啊！”

大姐餘氣未消，又拿起八哥上中學穿的皮帶打張國榮。八哥更加義憤，“你不知道痛嗎？讓你來嘗試一下吧。”於是他把皮帶搶過來，打在大姐身上，然後兩人大打了一架。這位大姐也不是一般人，打架很拼命，順手拿起一個玻璃瓶，敲到八哥頭上，搞得頭破血流。

長時間的疏遠導致血緣親情淡薄。多年後，張國榮在回憶與父母的關係時說，“與其說是父母親情，不如說僅僅是像朋友一般的關係”。他覺得父母非常自私，從來沒有試過甚至想過跟自己住在一起。別說讓爸爸在星期天拿着照相機帶着他去花園拍照了，哪怕想挨一頓打，都是奢侈。因爲父母根本沒有精力理會他。

久而久之，張國榮適應了獨處，變得很安靜，不愛哭也不愛鬧。但在向別人描述自己的童年時，他用了“畸形”二字來形容，足見這段生活對他的傷害之深。

童年的家庭環境和成長經歷，讓張國榮很早就明白一個道理：在有能力改變周圍環境之前，學會適應環境很重要。

3、初入娛樂圈

13歲那年，張國榮被父親送到英國去讀書。

這並不是因爲張國榮成績好，被父親寄予厚望，相反，他因爲成績太差，在香港面臨無學可上的境地，讓父親覺得很沒面子 。

那時候去國外留學沒現在這麼複雜：把自己的資料寄到目標學校以後，學校會把考試題目發過來，答完這些試題再寄過去，就算考覈通過了，而且不覈驗是否爲本人所答，直接填表就可以準備入學交錢了。簡單點說，只要有錢就行。

動身前往英國那天，家裏人都來機場送行，但張國榮沒有一點傷感，腦子裏只想着“快點讓我離開，我根本不想在香港”，似乎留在香港是一種束縛，而去國外是一種解脫。

張國榮在英國就讀的中學是一所全日制學校，算上他，全校只有兩位中國人。不過，從小練就的適應能力，讓他很快適應了異鄉生活。即使被安排在一間16人的宿舍裏，他也沒有覺得不習慣。

時間過得飛快，轉眼四年過去，張國榮預科畢業拿到了獎學金，順利進入利茲大學就讀紡織專業。他對紡織專業很感興趣，如果沿着這條路一直走下去，可能會成爲一位設計大師。

然而，一封書信打碎了張國榮的設計大師夢。1975年，正在讀大二的張國榮，接到母親來信，稱其父張活海因喝酒致癱，自覺時日無多，讓他儘快回家。

接到家書，張國榮馬上趕回香港，結果發現父親沒有垂危，心寬了大半，但時間一長就覺得無聊，想返回英國繼續讀書。父親不允，因爲他擔心自己死的時候張國榮不在身邊送終。哪知，張活海竟一口氣熬了十多年，直到1989年才離開人世。

那時候，張國榮既不想上班，也不想去父親的洋服公司幫忙，於是就去一所中學做插班生，專修中文。在這所學校，他結識了一幫玩音樂的朋友，也因此誤打誤撞進入娛樂圈。

1977年5月，他與朋友一起組建了一個名爲“ONYX”的民謠樂隊，自任主唱歌手。ONYX參加過幾個公開比賽，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同年，麗的電視臺（亞洲衛視前身）舉辦亞洲歌唱比賽，朋友順手幫張國榮報了名。誰曾想，朋友在試音階段就被刷下來，而張國榮卻一路殺進香港地區決賽，獲得亞軍。

在頒獎典禮上，“麗的”總經理黃錫照親自爲獲獎選手頒獎，他走到張國榮跟前，用英文說了一句話：“I will make you a star.”1989年，張國榮在《今夜不設防》節目中回憶這段經歷時，仍然感激黃經理的栽培：“我到現在還飲水思源，多謝黃錫照，其實他一路都給我機會。”

說起來真是造化弄人。當時決賽的冠軍是男歌手鍾偉強，他與張國榮一起簽約“麗的”，成爲樂壇新勢力。但沒過多久，由於與娛樂圈各種規則格格不入，鍾偉強決定退出樂壇，轉行賣了20年保險。

2012年，59歲的他重返舞臺，參加遼寧衛視的選秀節目《激情唱響》，止步全國五強。2013年，他再次參加音樂選秀節目《中國好聲音》，成爲汪峯組學員，可惜第二輪又被刷下，不禁令人唏噓。

事實上，如果換做其他人當總經理，恐怕也會做出與黃錫照一樣的選擇，因爲那時候張國榮確實有偶像氣質。巴叔找到一張當年冠亞軍的合影，大家可以感受下。

4、張國榮也要熬十年

香港娛樂圈有一句名言，叫“張國榮也要熬十年”。

這句話有兩層含義：一是無論誰走進這個圈子，都需要適應環境遵守規則；二是無論你多麼優秀，只有堅持不懈地努力纔有可能出頭。

藝人的收入和地位是與名氣成正比的，在沒有成名之前，學會適應環境至關重要。做到這一點，對於張國榮來說不算難事。

有一次，“麗的”安排張國榮去BangBang服裝店（贊助商）拿衣服穿，並告訴他對方的臉色可能會不太好看。張國榮初入娛樂圈不懂行情，於是滿口答應。

到地方纔發現，新人是沒有資格穿新款的，只能穿季末清倉款或滯銷款，而且想拿到這些積壓貨，也得看店長的臉色：明明店裏沒客人，店員互擺龍門陣，卻偏要說自己很忙，讓他等45分鐘後再來取。

後來他把這段經歷當做笑話講給朋友聽，朋友一臉不屑：你可以不要嘛！張國榮反問：幹嘛不要？要知道當時他在“麗的”的月工資是1000元，除去房租500元和寄給媽媽的200元，每月只剩下300元可以自由支配。

賭氣任性的結果，就是喝西北風。在面子和肚子之間，張國榮選擇了後者。

不過這樣的日子並沒有持續太久，在“麗的”的第九個月，他收到了另一家電視臺的挖角邀請，然後“麗的”聞聲爲他漲薪至每月2950元。漲薪之後，張國榮馬上換了一間月租金1000元的房子居住。

其實，比起在演藝方面的失敗，衣食住行方面遭受的冷遇只是毛毛雨。

簽約“麗的”之後，張國榮曾被一位知名製片人邀約拍電影，對方告訴他，這是一部以紅樓夢爲題材的搞笑影片，女主角是黃杏秀（陳百祥老婆），而他則出演男一號。出道就能演男一號，這讓張國榮喜出望外，片酬6500元，也是他進入娛樂圈以來酬勞最高的工作。於是，他馬上應允，跟對方簽訂了合同。

可進組幾天後，張國榮發現情況有些不對，原來導演在這部所謂的搞笑影片中加入了大量的情慾戲，但他沒有退出，因爲對方有黑社會背景，稍不如意就會遭致毆打。

由於尺度過大，這部電影后來被禁。這次不愉快的從影經歷，讓張國榮意識到，以後接戲的時候一定要慎之又慎。

比這更令人心碎的，是被觀衆拆臺。

1980年，正在拍清宮戲《大內羣英續集》的張國榮，被“麗的”派到一個大型演出做幫演。張國榮的舞臺造型一向前衛，這次由於頭髮被劇組剃光，他在表演的時候身着西裝，頭戴海軍帽。結果一出場就被觀衆起鬨，噓聲一片。

當時他還沒有hit song（紅極一時的歌曲），於是唱了一首別人的快歌，唱到嗨處他脫掉帽子扔向觀衆，沒想到，過了一會兒，伴隨着又一陣噓聲，帽子被觀衆扔回到臺上，場面尷尬至極。

幾年後，歌手柳影紅回憶說：“Leslie回到後臺時臉色發青，眼睛都直了。我剛拍了拍他肩，他突然崩潰式地撲到我懷裏哭了，那麼個大男人像小孩一樣傷心。還嗚咽着說：'爲什麼要這樣傷人，我究竟做錯了什麼……'那場面真叫人心酸 。”

這還不算完。有些比較激進的觀衆，甚至打電話到他家裏，留言道：“你收檔啦！麻煩你再多讀點書吧！你怕不怕不好意思的！”

面對如潮的差評，張國榮傷心了很久。

後來在參加《今夜不設防》時，他把這段往事歸結爲自己在娛樂圈最傷心的事情之一。

5、一件傷心事

張國榮還有一件傷心事，與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有關。

1982年，張國榮與“麗的”經紀人因金錢關係鬧得很不愉快，於是在導演楊權（張國榮主演電影《鼓手》的導演）的介紹下與經紀人陳淑芬結識，隨後簽約到華星唱片旗下。

華星唱片是TVB的子公司，擁有很多日本歌曲的版權，張國榮的成名曲《風繼續吹》和《Monica》就分別改編自日本歌手山口百惠的《再見的另一方》和吉村坊子的《Monica》。可以說，華星唱片算得上是張國榮的伯樂。

1984年，張國榮憑藉《Monica》風靡香港，同時攬獲了年度勁歌金曲獎和中文金曲獎，一躍成爲樂壇新星，但與此同時，他面前也出現了一位避不開的男歌手——譚詠麟。

自1984年十大勁歌金曲頒獎禮創辦以來，譚詠麟始終榜上有名，除第一屆上榜一首外，第二、三屆均上榜三首，且從第二屆設置最佳男歌手和金曲金獎之後，譚詠麟也連續兩次包攬該獎項，風頭之盛無可匹敵。同時，他也是中文金曲獎的常客，從1981年開始，連續7年拿獎。

一位是樂壇新星，一位是樂壇天王，兩者之間自然免不了有一番較量，並由此誕生了八十年代中後期香港樂壇獨特的“譚張爭霸”局面。

轉折點發生在1986年。跟大多數獎項一樣，勁歌金曲主辦方會提前告知獲獎歌手及獲獎曲目，以便讓對方做好準備。這一年，譚詠麟本應上榜三首金曲，但由於他人在澳洲，無法出席頒獎禮，所以被拿掉一首金曲，且無緣金曲金獎的評選，由張國榮的歌曲補位。一進一出，譚詠麟失了一首金曲，而張國榮增了一首金曲，還拿到了當年的金曲金獎。

這種調整引起了譚詠麟歌迷的強烈不滿。張國榮剛上臺就聽到噓聲一片，“給人噓得像狗一樣，噓回到後臺”（張國榮原話），而且對方還口出污言穢語，弄得他很沒面子。張國榮的歌迷見狀當然不依，於是就開始反擊，雙方你來我往，現場一片混亂。

後來，張國榮回憶說，當年勁歌金曲頒獎禮有規定，如果歌手不出席是不能拿獎的，即使鄧麗君也不行。

如果張國榮所說屬實，那麼TVB當年頒給譚詠麟兩首勁歌金曲和年度最佳男歌手，用心可疑。因爲勁歌金曲頒獎禮的主辦方是TVB，也就是張國榮的東家，而譚詠麟的唱片約簽在寶麗金，影視約卻簽在TVB。也即是說，倆人其實都背靠在TVB這棵大樹下。只是，那時候沒人追究這背後有無貓膩。

獲獎受辱這件事對張國榮的影響很深。他自認努力唱歌，把心都交給了觀衆，但換來的卻是噓聲和謾罵，這讓他感到心灰意冷。

1987年，張國榮在《銀色世界》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爲《珍惜過去 肯定現在 把我將來》的文章。他寫道：

記得早幾年的我，每逢遇上一班朋友聊天敘舊，他們都會問我爲什麼不開心，臉上總見不到歡顏。我想自己可能患上憂鬱症，至於病源則是對自己不滿，對別人不滿，對世界更加不滿。那段日子真可以用黑暗時代來形容，只要空閒我都會泡迪斯科直至夜深，用吵聲來麻醉自己，用烈火酒來刺激自己……去年的"勁歌金曲競選"，對我的人生觀影響至深，以往一直追求完美的我，終於明白到世事往往不如己願，寄望越大，失望越大。八六年是我事業最滿意的一年，因爲所付出的努力，明顯得到人們賞識，還以爲大家已接受我，怎料在"勁歌金曲選舉"當晚，深深令我體會當年被"柴臺"的失落感覺。

同樣是在1987年，譚詠麟宣佈不再領取競爭性獎項，而張國榮也在兩年之後，在紅館連開33場“告別樂壇演唱會”，正式告別歌壇。“譚張爭霸”由此成爲歷史。

6、把“張國榮”做成招牌

有一段時間，無論張國榮說什麼都有人反對。

如果他說“黑比白好看”，一定有人站出來說，“不對，我覺得白靚過黑哦！”但如果他順着那人說“白比黑更光亮”，也還是會有人站出來唱反調，“不對，是黑比白更光亮”。

張國榮曾經質問自己究竟爲了什麼，既然做得不開心，又爲何還留在娛樂圈？

後來他想通了，之所以繼續留在這個圈子，是因爲“生性好勝心強，加上對自己極具信心，我不相信就只得這樣的成績”。如果有一天真的決定不幹這行，那一定是自己光榮地走出來，而不是被人逼退。

剛進娛樂圈的時候，張國榮圈內外的朋友都跟他說過同樣的話：你的性格不適合待在這個圈子。這一點他自己也承認，在人際關係方面，他確實做得不夠好，但他覺得，既然決定堅持下去，就應該積極面對困難，用實力取勝。

所以，他繼續勤練唱歌、打磨演技，無論別人是否接受，只要自己唱的歌、演的戲有進步，一切辛苦就都值得。

儘管張國榮仍舊不喜歡觀衆拿他與陳百強、譚詠麟等人作比較，但他已經開始試着用“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的態度面對現實，隨遇而安，不再追求太多。

“譚張爭霸”結束之後，張國榮放慢腳步，去加拿大休養了一段時間，但在娛樂圈浸淫多年的他，已經適應不了“採菊東籬下”的悠然生活，況且他也不願意那麼早就退休。

1990年，在導演王家衛的邀請下，張國榮重返香港，開始在電影中尋找最合適自己的位置。兩人合作的那部《阿飛正傳》對雙方都具有重要意義，它是王家衛的成名之作，也是張國榮在經歷了風風雨雨之後，由樂壇偶像向表演藝術家轉變的標誌。

藝術家不止向觀衆展示作品，也向觀衆解剖自我。所以，在張國榮參演的角色身上，觀衆往往能看到他本人的影子。

比如電影《阿飛正傳》裏張國榮的經典臺詞：“你知不知道有一種鳥沒有腳的？他的一生只能在天上飛來飛去，飛累了就在風裏睡覺，一輩子只能落地一次，那就是他死的時候。”還有電影《霸王別姬》裏的經典臺詞：“人得自各兒成全自各兒”“蝶衣，你可真是不瘋魔不成活啊！”

可以說，張國榮在賦予角色旺盛生命力的同時，也在通過角色向觀衆傳遞一個信息：戲如人生。

《阿飛正傳》和《霸王別姬》的成功爲張國榮帶來了世界級的影響力，讓他擁有改變周圍環境的能力和話語權，他不再需要逢迎別人的評價，但同時他也爲自己樹立了一位終極對手：他自己。

在參加《今夜不設防》節目時，張國榮說了一句話，令人印象深刻：我，張國榮，站在臺上是表演的保證。這句話不單是一個口號，事實上他一直在用努力增加“張國榮”的含金量。

1987年，從華星唱片轉投到新藝寶唱片之後，張國榮有這樣一番心理變化：

轉投新唱片公司之後，好象接受另一個新挑戰般，令人鬥志增加，連帶心情也去到另一個新境界，也不知怎樣形容，總之是好多於壞。事實上在這幾個月來，我的心理壓力增加不少，一方面工作忙碌令我透不過氣，加上自己好勝心強，不希望轉了公司之後，給人感覺水準不及以前，所以我更要加把勁。

當張國榮變得越來越強大時，他的對手也變得越來越難以超越。

隨着《金枝玉葉》《東邪西毒》《新上海灘》《春光乍泄》《流星語》等一系列口碑佳作問世，張國榮轉到幕後做導演的願望越來越強烈。他覺得導演是一部電影裏最重要的角色：演員可以感受別人的命運，而導演決定他們的命運。

從影二十餘年，參與拍攝70餘部影視作品的經歷，讓張國榮對電影剪輯和後期製作瞭如指掌，他相信自己可以做導演，並對拍攝優秀的電影抱有很高的期待。

其實，做導演的想法早在1989年就已經在張國榮心中醞釀。

當年在做客電視節目《週末諸色會社》時，主持人問他，你現在在樂壇這麼成功，以後會不會去拍戲？張國榮一臉興奮，回答說：“其實我今年的最新計劃，就是想做導演，現在其實就是叫自己的好朋友在寫劇本，希望在今年尾或明年初能實現這個願望。電影公司方面很希望我連演員也一起做，但我就很想一心一意只做幕後的事。”

但不知爲何，這個想法遲遲沒能落實。直到2000年，他纔在香港吸菸與健康委員會的邀請下，初執導筒，拍了一部禁菸公益短片《煙飛煙滅》。這是一部由張國榮自編自導自演的片子，他親暱地稱之爲“我第一個baby”。長時間積累的素材和拍攝知識，讓他毫不費力地完成了這部時長36分鐘的導演處女作，前後歷時僅五天半。

第一次見到片頭字幕“張國榮作品”時，他毫不掩飾自己的激動，眼泛淚花。

2002年初，張國榮做好了各種準備，開始正式實施他的電影拍攝計劃。片名還沒定，他就物色好了主要演職人員：美指是區丁平，剪接是張叔平，服裝是日本的和田惠美，音樂是Michael Galazzo，攝影是臺灣的李屏賓，劇本是何冀平…香港演員只有兩個，一個是他自己，另一個是肥肥沈殿霞。

唯一令他覺得不完美的是，投資者不是香港人，而是日本人和內地人。他說：

香港某投資者跟我坐下來談的時候，給我的感覺是：'不外是一盤生意罷了'。我不是在談一盤生意，我要拍一部好片子。我張國榮爲香港歌影壇貢獻了那麼多，得過那麼多的榮譽，爲港爭光，爲什麼他們不支持我一下？真的很遺憾。如果我第一部導演的片子是香港人投資的是多麼理想呢。

香港電影人林超榮問他，你拉投資這麼辛苦，爲什麼不自己投資呢？他回答說：“不可以這樣的，意義不同的，我要有真心賞識我導演才華的投資者。”

然而，這部名爲《偷心》的電影因內地投資人深陷圇圄，最終沒能成形。這個一生在事業上追求完美的男人，被命運開了一個潦草的玩笑。

《偷心》的流產對張國榮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也成爲壓倒他生命的最後一棵稻草。唐鶴德說，2002年11月他曾試圖自殺，但沒能成功。5個月後，他再次選擇輕生，這一次他卸下了身上所有重擔。

沒有人知道張國榮從露臺跳下前在想些什麼，但從現場的遺書內容來看，他的心態可能與1989年舉辦“告別樂壇演唱會”時的心態很像：“反正那個時候是巔峯期，我覺得在那個時候告別，是會讓每一位聽衆朋友們，都會記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