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納蘭談史

公元25年，漢光武帝劉秀摧枯拉朽一統天下，恢復了被王莽中斷了十六年的漢祚，重新建立了漢政權，漢政權雖然得到了延續，但相對於西漢時期的中央高度集權，東漢的中央權力卻很孱弱，這是爲什麼呢？

雖然說王莽改革失敗無論是對新朝社會，還是後來的東漢社會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政治、經濟負面效應，但是如果單純的把罪責全歸咎在王莽頭上也是不夠客觀的，畢竟王莽在接手西漢政權時，西漢王朝就已呈現出了積重難返之勢。

中央裏皇帝昏聵無能，財政赤字嚴重，地方上土地兼併激烈，民變此起彼伏，正因西漢末年一系列的突出棘手問題，所以纔有了後來王莽在土地、幣制、商業等多方面的改革運動，從表面上來看，王莽改革失敗是用錯了方法策略，但從本質上來講，乃是王莽無力破解西漢末年的大變局，一味地極端化改革反而會深陷其中不可自拔，最終被歷史所吞噬。

其中最值得引人思考的就是對待利益羣體的態度，王莽對於豪強大族絕不手軟，甚至還包括一部分支持他的利益羣體，他試圖把地方豪強的私有土地通過王田法令的強制形式變爲國有，然後再去分配給無地流民，結果沒想到不光是豪強大族反抗強烈，連農民階級也不買賬，歷史證明，那些既得利益羣體大官僚大地主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是統治階級與底層民衆的一個橋樑，最後農民納給國家的賦稅高於隱匿於豪強之門的租子，你說他們會願意嗎？

後來的劉秀則明顯要比王莽高明的多，一方面是由於劉秀本就是豪族出身，帝國的統一很大程度上是藉助了豪強的支持（如南陽派、河北派、西北派）所以不可避免的會向豪族功臣進行權力的傾斜。另一方面是王莽改革失敗啓迪了劉秀，政治的穩固需要豪強財閥，尤其是地方財閥的支持，這樣才能夠保證中央財政源源不斷的從地方上汲取。

但是漢光武帝也有豪強大族尾大不掉威脅皇權的顧慮，所以他既要偷偷從權臣手中收權，不斷強化虛弱的中央皇權，也要向各大宗族勢力表面妥協，做出一定的權力讓步，總的來講就是採取中庸之策，用柔道之術來漸進式完成這個長期的系統性政治工程，以免重蹈王莽覆轍。

光武帝在經濟方面延續了西漢的政策，大力解放生產力，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恢復和發展經濟，並且效果良好，在文化方面則大興儒學推崇氣節，文化風氣迴歸的很快，唯獨是在政治方面頗有力不從心之感，而且如果不能解決這個難題，會給子孫後代留下大麻煩。

懷着對王朝的深深憂思，劉秀憑藉個人的遠見卓識，決定在頂層制度設計上入手，進一步保證皇權的加強，不惜把西漢傳統的官僚體系變更，獨創“尚書檯”，把三公九卿的權力置於其中，使得偌大的官僚系統權力虛空，官僚權力盡歸皇帝掌控，光武帝還把國家財政和皇室財政合二爲一，通過隱晦的方式加強了皇帝直接對帝國財權的控制，另外光武帝一再削弱地方上的軍權，撤掉了郡國都尉，取消了郡國常備軍，與此同時還不斷的擴充中央軍，在中央軍裏將軍權拆分，以達到武將制衡的效果。

由此，在漢光武帝的精心改制下，東漢初年皇帝對國家政權、財權、軍權的控制力有了一個很大的提升，但這也只是一個盡最大可能的集權努力，並沒有一勞永逸解決貴戚、權臣等勢力對皇權的掣肘，更兼有地方豪族的尾大不掉，使得皇帝在地方上的治理明顯力不從心，光武帝之後，皇帝乾剛獨斷的“尚書檯”也逐漸淪爲了幾個大族之間平衡利益關係的工具，脆弱的皇權權威不再，皇帝也只能聽之任之，從中央到地方處處瀰漫着階級固化、經濟壟斷的氣息，加劇了社會板結和政權解體，所以東漢末年內憂外患的歷史背景下，十八鎮諸侯自立門戶架空皇室，地方形成割據局面也就不足爲奇了。

皇權相對孱弱是東漢皇權政治的一大明顯特徵，儘管雄才大略的光武帝意識到了這一點，也有收權的意願，但是漢初收權的時機並不算成熟，如果用力過猛則會再起生變，所以他把這項事業寄託在了後輩身上。但很可惜，隨着後世之君的庸弱和貴戚豪門勢力的強勢，東漢的皇帝們無法再塑皇權的威嚴，儘管有接二連三的政治改革嘗試，也都是以失敗而告終的，最後在內憂外患中，東漢王朝走向瞭解體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