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家和翻译家，北京人艺创建人焦菊隐先生，和我的故事

作者：台双垣

几年前和在报社做事的宗蔚冰兄聊天，这哥们儿和我交情至厚，于是我用他的口吻把他聊的一段事情写了下来，挺有意思，也令人感慨。如下——

有这么件事儿不知算不算老故事：七十年代初，当时我大姐在广安门中医研究院当大夫，一天上午，门诊来了一位清瘦高挑的老先生，递上挂号条儿、落座，食指弯曲着在脸颊前向上推了下眼镜，说：“大夫——”

我大姐习惯地用眼神关照着患者，并依旧习惯地瞥了一眼挂号条儿，立时，挂号条儿上的名字让她她怔住了——那上面写着：焦菊隐。

“您是——焦——老爷子？！”

“我是焦菊隐。”

我大姐说不上话来了，只觉着嗓子眼儿发热，眼眶子涨出泪来了。

焦菊隐是中国戏剧家和翻译家，也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创建人和艺术上的奠基人之一，《雷雨》、《茶馆》、《龙须沟》、《蔡文姬》、《武则天》、《关汉卿》等一大批人艺经典话剧都是他的导演作品。经过“文革”多年没有消息了，意外相见感到突然而激动还有另一原因，就是焦先生和我们家是世交。

“老爷子，我家住北新桥儿香饵胡同，我姓宗——” 我大姐扥下口罩探身说。

“啊——？你是——，是宗——” 焦菊隐瞪大了眼睛，似乎比我大姐还失措。

—— 焦菊隐与我们家的关系说来话长，我祖父宗占魁（字梅庭），早年在北新桥儿经营东亚大药房做西药生意，同时因为爱好京戏，于是招呼几位票友同好合股开了广和楼戏园子（原址在前门大街路东），焦菊隐便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大家伙儿的小老弟。

原广和楼戏院照片 / 现前门大街广和楼

其间焦菊隐留学法国，1938年归国后虽热衷文明戏（话剧），却常与票友老哥们儿们聊老戏，估计应当是通过这样的叙谈熏染国剧对文明戏的影响也未可知。直到“文革”前我十来岁儿，大人说话小孩儿只有听的份儿，可说的什么我早就得忘一干净，惟记得我们家院儿里的厕所被公家给填了，大小方便都得去胡同口的公共厕所。也就是那时候，焦菊隐（我得叫怹爷爷，虽然怹只大我爸五六岁儿）内急，顺手领着我一块堆儿去公厕，我们爷俩并排站着，按部就班地做着同样的动作，老爷子还拿他的“水柱儿”和我的涓涓细流“打水仗”。

十好几年过去了，我爷爷已经故去了。在医院碰见我大姐后，焦先生又来到我们家，这时节大家的热乎劲儿被笼罩在一种凝重深沉的氛围里，话不多、笑很少、音调低。那天我妈给焦先生炒了几个肉菜、还开了瓶洋河大曲。当时虽然已是“文革”的运动后期，但他的境遇依然不好，他的小夫人带着儿子离他而去（今天与老台聊天方知，焦先生的前妻是个日本人，离开焦先生之后改嫁老台一位王姓亲戚，后来东渡扶桑了。焦先生的儿子留在北京，好像还在青艺演过话剧红鼻子）。那天晚饭后，我主动陪焦先生去胡同口的公厕，我已经和焦先生一样高了，我们爷俩依旧并排站着，依旧按部就班地做着同样的动作，只是没再“打水仗”，却四目相对，诡秘地笑着，那笑，像是小伙伴儿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