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8年（乾隆三年）二月二十，时任议政内大臣兼兵部尚书钮祜禄.讷亲的一份奏折，不禁令28岁的乾隆帝“心所甚慰”。这位在他眼中如同“新兴力量”一般的能臣，究竟献上何种良策，会让乾隆如此龙心大悦呢？

议政内大臣兵部尚书果毅公讷亲奏，万年吉地事关重大，相度宜先。恭请钦命通晓风水之员，敬择吉壤，绘图呈览，报闻。

原来，讷亲很好地援引了祖制，以“万年吉地事关重大，相度宜先”为由，请求乾隆帝下令派堪舆能臣“敬择吉壤，绘图呈览”。万年吉地即皇帝未来的山陵所在，按照自西汉文帝刘恒流传下来的传统，皇帝在继位之初就应相度未来的山陵吉地，以示昭正。

朝局安稳，百般顺遂

虽说是马上得天下，但清朝自顺治帝入主中原之后，也开始渐启汉化之风，尤其经历过尊崇汉风的康熙之后，到敬仰皇祖的乾隆，更为深谙此道。而此时讷亲的善揣上意，恰到好处，乾隆自然是欣然允准。其实，相对于祖父康熙与父亲雍正来说，从继位之初所面临的朝局形势角度来看，乾隆能如此顺利开启筹划万年吉地事宜也是有诸般优势存于其中的。

1661年（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九，年甫8龄的康熙帝登基继位，因年纪尚幼，故由四位辅政大臣辅佐处理朝政，紧接着又有鳌拜擅专和三藩之乱，导致这位少年天子一直未能尽早卜择吉地，直到自己继位后的第13个年头，因发妻仁孝皇后（后被雍正改谥为“孝诚皇后”）赫舍里氏的猝然崩逝（1674年五月初三），才不得不将卜择一事提上议程。

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皇四子胤禛于太和殿承继大统，与康熙所不同的是，此时的雍正已步入中年（45岁），按理来说，他既不需要有辅政大臣的辅佐，也不需要有太后的引导（事实也确实如此），完全可以在继位初期就相度山陵。只可惜，虽然没有父亲那般的烦恼，但摆在雍正面前的同样是困难重重。且不说在他继位之初所面临的财政窘境，单单操持父母二人的丧仪以及应对与缵承统绪相关的流言蜚语就已令他头疼不已，焚膏继晷，直到1726年（雍正四年）九月，才开始得闲关心自己未来吉地的卜择问题。

甲午，定九月初三日吉期即位，建号明年为乾隆元年。

1735年（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励精图治大半生的雍正帝驾崩，10天后（九月初三），皇四子弘历于太和殿继位。此时，清朝的财政难题早已经过雍正的革新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经历过两代帝王的辛劳，将盛世又推向了更高的巅峰，国富民安天下太平。

此时摆在乾隆面前的局面，既无经济方面忧愁又无流言蜚语影射，即使有父亲去世时为他留下的四位辅政大臣（康熙十六子庄亲王允禄，康熙十七子果亲王允礼，鄂尔泰，张廷玉），但从根本上来讲，四位辅臣的实权相较康熙朝时期已大大削减，初继位的乾隆也是满怀斗志，意欲像父祖一般大展宏图。

当然，光有斗志还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四位辅臣实权并未掌握多少，但毕竟是先帝朝的重臣元老，所能影响的势力还是非常深远的，况且乾隆帝初继位时根基也未稳，所以他还是需要培养出专属于自己的亲信，而讷亲（镶黄旗钮祜禄家族，康熙辅臣遏必隆之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顺势而起，凭借“善解上意，廉洁奉公”逐步得到了乾隆的信任和重用。而他于1738年二月所奏请的这件事，更是被乾隆誉为“赞襄之举”，不仅因为所提的时间恰到好处，更是源于卜选陵址在清朝至关重要的地位。

兆葬传承，钦工大计

庶人县封，葬不为雨止，不封不树，丧不贰事。自天子达于庶人，丧从死者，祭从生者，支子不祭。

根据西汉时期著名礼学家戴圣所编纂的《礼记.王制》中所载，“庶人县封，葬不为雨止，不封不树，丧不贰事”，简而言之便是说，在西周（包含西周）以前，人们去世后，虽然也按照习俗以土葬之法入葬，但在地面以上却不留任何标志，即最为原始的“不树不封”之法。究其成因，首先来源于当时权势地位在墓葬中并未完全契合体现，其次也是防止墓葬被盗，再者亦由于当时尚未形成完善的丧仪制度所致。

此传统直到春秋末期才开始被打破，逐渐出现了堆积土丘以墓葬的现象，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土丘越高越能证明墓主的身份尊贵，如此极耗人力物力财力之举，在当时对于一般百姓来说与奢望无异，只会出现于君王以及达官贵族当中，而这些墓葬专用的土丘也渐渐有了学名：陵，即“大土山”之意，并且能称之为“陵”的，只有一国之君方可获此殊荣，使其成为帝王墓葬的专用称呼。

根据传承了上千年的“事死如事生”的传统，古人在营修皇陵时会建的如同帝王生前所居宫殿一般富丽堂皇。并且，在历代当中，几乎所有王朝都会将修建皇陵定位为仅次于皇帝继位的大事，号之为“钦工”。在皇陵建设中，不仅要派皇帝最为亲信之人以及全国顶级堪舆能人担任承修监工重任，还要汇集征收一国之内最为精良的建筑材料，采用最高级的祭祀丧仪，尤其在西汉中后期开始，更是明文规定要动用举国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二用于钦工工程，可想而知皇陵的营修在帝王心目当中拥有何等崇高的地位。

山陵基址何去何从，乾隆身陷情理交织之中

当然，并非所有的皇陵都能气势磅礴富丽堂皇，其规模弘崇亦或缩减还需视当时具体国力而定，如若正逢动乱国库匮乏，自然陵寝规制便会大大缩减。而乾隆继位初期，所面临的是国泰民安的盛世之象，在讷亲的顺势提议之下，乾隆帝仿佛已对心目当中的吉地兆所蓝图胸有成竹。

想法虽然是好的，不过具体实施起来却又出现了诸多困难。首当其冲的便是乾隆的山陵该建往何处，即选址范围的问题。众所周知，在乾隆继位之前，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已出现了分别位于遵化昌瑞山以及易县泰宁山（永宁山）的两处皇家陵址（当时还未有“东西陵”之说）。在此之前，世祖顺治以及圣祖康熙已分别葬入昌瑞山的孝、景二陵当中，而世宗雍正则葬入了永宁山的泰陵当中。

如果单纯按照“子随父葬”的旧例，乾隆理应在泰陵附近择选陵址，以示“长伴君父”孝忱之意，但皇陵毕竟与寻常百姓墓葬有着实质性的差别，陵址的确定所需考虑的因素非常众多，故不能单纯从孝道来一概而论，更何况是在父亲创建新址的前提之下，于情于理都很牵强。

顺治言明，雍正未表，终以昭穆挽颓势

(顺治)尝校猎遵化，至今孝陵处，停辔四顾曰：“此山王气葱郁非常，可以为朕寿宫。”因自取佩掷之，谕侍臣曰：“落处定为佳穴，即可因以起工。”

1651年（顺治八年）十二月，时年14岁刚刚亲政的顺治帝，通过“校猎遵化”之机，亲自看中了丰台岭（后改成昌瑞山）这块宝地，以“遥掷佩韘”之法钦定主山山麓处为“朕百年后之寿宫”，不仅如此，他还宣谕在场诸臣，确定丰台岭为后世历代的兆葬之所，也就意味着明确公开了昌瑞山为清朝皇家陵园的地位，后世历代皇帝均需在此附近择以佳壤。

后来的康熙帝照常按例在孝陵东南处修建了景陵，没曾想这一成例却在雍正帝时期便被打破，个中缘由颇为曲折，前后历时长达四年之久。起初，1727年（雍正五年）三月初十，50岁的雍正帝确实按照祖制令李楠、明图等人前往孝、景二陵附近“敬谨相度”，但根据《雍正起居注》以及《世宗宪皇帝实录》等史料记载，众人详细勘察过后给出的结果是“实无可用之吉壤”。

雍正帝出于无奈，将选址范围扩大到遵化州之内丰台岭之外，经过怡亲王允祥（派最好的兄弟出马，足以看出雍正帝对此事的重视程度）等人的反复查勘，于同年四月二十八将位于遵化东北部40里处的九凤朝阳山“绘图贴说恭呈御览”，当即得到雍正的允准，只可惜，在1729年（雍正七年）九月九凤朝阳山正式动工时，却突然发现“穴中之土含有砂石”，此为营修皇陵之大忌，而且经过堪舆能臣高其倬的再度复勘，发现九凤朝阳山“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得闻的雍正立即下令废弃另择他壤。

相度得易州境内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实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和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

如此一来，雍正将选址范围再度扩大到京师附近，甚至就连关外祖陵所在的盛京附近也在备选之内，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最终于1730年1月20日（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二）确立易县泰宁山太平峪为万年吉地基址，此地以“无美不收，诸吉咸备”深得雍正所钟爱。然而泰宁山与昌瑞山相距800余里，这显然违背了子随父葬的葬俗。故“心有不忍”的他在拍板之前出于稳妥，还是令大学士及九卿“会同具奏”，从历朝规制中找出“远离祖陵，另辟陵区”的案例，百官自然心领神会，最终以大禹夏启、汉文景武帝、唐高祖太宗高宗等例证实皇帝此举并非违制。

虽然在官史当中，众臣以昌瑞山境内无可用之地为由放弃了顺治帝当年钦定下的吉地佳壤，但根据后来历代皇帝在东陵的陵址分布（裕【乾隆】定【咸丰】惠【同治】三陵），无吉壤之说不攻自破，故综合看来，只能体现雍正帝个人在卜择陵址时是有着极其严格的标准，或许也正是因此，在其另辟陵址之后，并未向百官及皇子宣谕后世必须在泰宁山附近相度陵址。

顺治的明言，雍正的未表，一时令乾隆不知所措。乍一看，不论选择昌瑞山还是泰宁山都不合适，总不至于和父亲雍正一般再开辟一个新陵区，那只会将现有的局面弄得更为复杂。故经过反复思量，援引宗庙制度当中的“昭穆制度”（左昭右穆，先后【辈】交互），将本表宗庙神牌次序之意延伸应用于兆葬排列之上。

我朝景运庞鸿，庆延瓜瓞，承承继继，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一脉相联，不致递推递远。且遵化、易州两处山川深邃，灵秀所钟，其中吉地甚多，亦可不必于他处另为选择。

如此一来，乾隆在昌瑞山选址便具有了说服力（祖父康熙居左，父亲雍正居右，自己应同祖父一般居左）。当然，即使父亲当年未言明泰宁山其后是否再用于后世皇帝兆葬所用，但为了平衡两座陵区的葬所数量和皇家颜面，在明确自己山陵所在的前提下他还是规定后世皇帝须按照昭穆次序“迭分东西”，既未违反祖制另辟陵区也可实现“申孝思而展爱慕”的目的，乾隆帝的心思缜密可见一斑。

推陈出新，屡破规制

在山陵选址大范围确定后，接下来的重中之重便是关于具体陵址在何处的问题。前文说到，皇帝山陵的钦工大业必然会任用最为亲信以及对堪舆能力出众之人，如雍正帝的泰陵，便以允祥与高其倬为核心，前者是皇帝最为信任之人，后者乃举国闻名的堪舆界泰斗，只有这样的双核心，才会使雍正放心地将工程始末都全权交付。

乾隆内心当中同样也是渴望拥有如此高端有内涵的阵容，只可惜始终未能如愿。从1738年（乾隆三年）开始纠结山陵选址，到1742年（乾隆七年）三月十七方确定昌瑞山主峰右麓胜水峪为陵址，前后共计4年的时间，而且最终拍板还是通过乾隆借拜谒孝陵之机亲自前往胜水峪查勘的方式，这不仅源于昌瑞山与泰宁山两座陵区并存的尴尬局面，更能体现出在卜择陵址中，由阵容组成的缺陷导致进展缓慢。

所幸，1743年（乾隆八年）二月初十，以“砂水回环，星拱云联”而著称的胜水峪工程终于正式拉开了帷幕，而从正式的营修造办处的6位承修大臣名单不难发现（钮祜禄.讷亲【袭爵果毅公，时任吏部尚书】，瓜尔佳.哈达哈【黑龙江将军傅尔丹之子，时任工部尚书】，乌雅.海望【雍正生母孝恭仁皇后族内侄，时任户部尚书】，纳喇.三和【时任户部左侍郎】，钮祜禄.阿里衮【讷亲之弟，时任户部右侍郎】，鄂卓.德尔敏【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看似豪华高贵的外表下，实则较泰陵营修阵容相差不少（6人中无一人是善堪舆之臣）。

所幸，乾隆充分凭借盛世之下的有利资源，将他心目当中的美好蓝图尽可能地全面展现，以此来弥补承修阵容不甚完美的缺陷。胜水峪工程历经10个寒暑，于1752年完成陵宫主体部分的修建，仅以上部分就花费高达179万5523两6钱1分5厘（还未算其去世后嗣皇帝为其建造的功德碑亭等建筑）。

除了花费甚巨之外，建成之后的乾隆裕陵（即胜水峪，1799年【嘉庆四年】三月初八由嘉庆定为裕陵）确实在大范围上实现了这位十全老人当年所想，富丽堂皇崇宏非凡，甚至在很多地方，裕陵要比两座主陵（顺治孝陵，雍正泰陵）都要更胜一筹。

其一，根据《高宗纯皇帝实录》的记载，明确在顺治帝孝陵之后，景、泰二陵起初神路两旁都未设立石像生，直到乾隆继位之后，方为祖父与父亲各建立了5对石像生，而他自己的裕陵则设立了足足八对石像生（加了麒麟、骆驼、狻猊各一对），仅次于曾祖顺治的十八对。究其根本，为父、祖二人增设石像生实则是为自己欲立做铺垫，但没曾想使裕陵石像生规制居清代众陵中第二的位置。

其二，作为陵宫部分的门户—琉璃门，按以往惯例在门前如有玉带河，均设三座无孔平桥即可，而裕陵的琉璃门前却设立的是三座一孔拱桥，按照优先级，拱桥要比平桥更显尊贵，这也使其成为清朝所有帝陵当中唯一的一例，比顺治帝的孝陵还要高级。

其三，在作为陵宫地面建筑当中的核心，隆恩殿仿皇帝生前所居环境也设置了东西暖阁，乾隆受其母孝圣皇后钮祜禄氏的熏陶，亦对佛教崇尚有加，故在隆恩殿东暖阁中开辟了增加佛楼的先例，自此后世皇帝之陵皆以此为范本，均建佛楼。

史海君说：

古往今来，随着时代的发展，皇陵钦工一事对于历朝历代来说越来越重要，对于吉地的选择也是越来越严格，明清两朝便是集大成者，尤以清朝为最。在当时的卜择营修时，皇帝与承修大臣们最关注的不仅是遵循祖制成例，更要援引山川形势进行完美结合，虽说皇陵对当朝国运影响一说仅可作为谈资，但不得不说，清代的皇陵在处理人文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上，确实非常巧妙。

而作为文武兼备、“承父祖之余烈”的乾隆，在卜择陵址一事上克服重重险阻，凭借当时雄厚的盛世财力，为了自己的未来吉地，历经十余年，经过多重思虑，最终将心中蓝图变为现实，虽然在此过程中，诸如为父祖建立石像生会被世人评为画蛇添足，言其好大喜功，但裕陵凭借规制堪属上乘，对侧面反映当时盛世景象，对后世皇陵的影响，亦是不容忽视。

参考资料：

《昌瑞山万年统志》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内务府奏案》

《清皇室四谱》

《世祖章皇帝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

赵尔巽《清史稿.世祖本纪》、《清史稿.圣祖本纪》、《清史稿.世宗本纪》、《清史稿.高宗本纪》、《清史稿.卷二百一十四.列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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