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要說知人善任的有道明君，那可是非常多的，比如周武王、漢高祖、漢武帝等等，今天小編要給大家介紹一位皇帝，他的知人善任要比以上幾位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唐太宗李世民，說到唐太宗李世民，就不能不提到房謀杜斷以及魏徵等人，這些人都是唐太宗時期最爲著名的大臣，爲貞觀之治的盛世作出過突出的貢獻。下面將一一爲大家介紹。

首先，選人用人以德爲先。唐太宗即位之前就知道，一個國家治亂興亡，不但要有正確的施政方針，更重要的是執行政策方針的人必須賢能。他就曾對房玄齡說：“任官不得賢才，猶如畫餅充飢，不能食用”。他對太子李治說：“治國在於進賢退奸，賞善罰惡，不徇私情”。以至於他到後來總結治國之道時，對褚遂良說：“我治國理政，就是要堅持做三件事，一是要借鑑前朝的成敗得失；二是要知人善任，選賢用能，共同治理天下；三是不聽信讒言，遠離奸佞之人”。；李世民爲了教育太子李治特意寫了一本書叫《帝範》，並在《求賢》篇中寫道：“國家的輔弼大臣，必須選用忠良，只有這樣，天下才能實現大治；人才濟濟，遠勝黃金萬兩”。

比如公元629年，他就曾對杜如晦指出過選人用人存在的問題：只注重言辭華美之人，而不注重瞭解官員的行爲品德，品德不好，爲官一任，暴露惡跡，雖然可以繩之以法，但已經使百姓蒙受傷害了。所以，他後來在和魏徵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一針見血的指出：“皇帝任用一個君子，那麼君子都來了；任用一個小人，小人們也都跟着來了，所以皇帝用人，一定要謹慎小心。魏徵則更詳細地爲李世民作了補充：“自古以來知人就很難，因此需要對官員進行考覈，善惡察明，方便確定升降。現如今想要選賢用能，必須要深入的訪察品行，只有考察到德才兼備的人，才能任用。即使這樣的人辦事不利，也不會對國粗造成大害。如果不小心任用了奸佞小人，能力越強，危險越大。”在後來，魏徵給唐太宗的上書中，提出識別大臣的兩大類十二條標準，即“六正”、“六邪”，這個標準爲唐太宗選賢用能提供了客觀依據，也爲後世王朝選拔官員提供了標準，爲唐朝盛世作出了貢獻。

其次，爲了知人，唐太宗還發明瞭批評與自我批評。有一次在宰相宴會上，他對王珪說：“聽說你很善於辨別奸佞和忠良，那麼今天請你對在場的各位大臣作一下品評，並將自己與大家作下比較如何？“王珪隨即說道：”操勞國事，孜孜不倦，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出將入相，文武兼備，臣不如李靖；談吐公允，陳奏詳明，臣不如溫彥博；處理繁雜的事務，事情處理地恰當，臣不如戴胄；願君成爲堯舜以，以直言極諫爲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好善嫉惡這一點，臣和衆人相比，還不遜色。太宗很是稱道，被評衆人也是心服口服“。

唐太宗作爲一代名君， 深知知人難，用人更難的道理，因爲難就難在將其安置在恰當的位置，更難的是讓他們能充分發揮他們的任用。唐太宗知道人無完人金無足赤的道理，因此用人更善於取長補短。在《帝範》一書中他對用人就有這樣的精闢論斷：”明君用人，就像巧匠使用木材，曲的作車輪，直的作車轅，長的作棟樑，短的作房椽。這樣，無論長短曲直，都可以充分地發揮它的作用。總結起來就是：愚者取其力，智者取其謀，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這樣一來，無論勇怯智愚，都能有恰當的用處。所以能工巧匠沒有廢棄的木料，明君也不應該有不可任用的人才。“比如唐太宗時期著名的房謀杜斷，因爲這兩個並不善於處理具體繁雜的政務，但是他們卻多謀善斷，所以唐太宗就揚長避短將其宰相的才能充分的發揮，兩人都成了輔助太宗實現貞觀之治的名相。

再次，舉賢不避親，無所畏忌。唐太宗用人儘量打破地域、門第、民族、親疏等關係的侷限，努力地選拔出對國家社稷有用的人才，可以說真正的做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這就他經常強調的“明君要博訪賢能，廣求英才，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他雖然重用他賴以起家的關隴集團的大臣，如杜如晦、長孫無忌、李靖、杜淹、楊師道、侯君集等爲宰相，也兼用出身山東和江南氏族中的人才爲宰相，如房玄齡、王珪、高季輔、褚遂良、岑文本等。朝中文武大臣中有的出身農民起義軍的將領，如裏秦叔寶、程咬金等。還有的是他的丐政敵的部下，如劉泊、戴胄、尉遲敬德、魏徵、謝叔方等等。另外還有其他少數民族的人才也爲唐太宗所用，比如突厥族的阿史那思摩、阿史那社爾、執失思力等等。也有一些人才原來是奴僕出身，比如樊興、錢九隴、馬三寶等等。

在這裏要着重的說一下魏徵，魏徵這個人原來是李密的部下，後來又投靠了太子李建成，在幫助李建成爭奪皇位的過程中，魏徵成爲了唐太宗的階下囚。唐太宗知道魏徵才華出衆，從國家大局出發，非常的信任並倚重他，數年間從仇人變成了唐朝了宰相，任期長達十四年。並且在多個場合，唐太宗都讚揚魏徵“隨時諫諍，多中朕失，如明鏡鑑形，美惡必見。”在封建帝王中能做到如此的和放棄前嫌，開明到如此地步也是極爲罕見的。

爲了能使文人學士、謀臣勇將都能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唐太宗在君臣關係中堅持用人不疑、真誠待人的原則。他時常對大臣說：“君臣一體，應該同心協力。如果君臣互相猜忌，不能肝膽相照，那便是國家的一大禍害了。”。他還在《帝範》一書中這樣寫道；’‘治理國家，要靠君臣的同心同德和通力合作“。就是因爲唐太宗這樣的任用賢能，不拘一格降人才，馮立才誓死跟隨唐太宗。馮立原來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在李建成被誅殺在玄武門後，他還率部殺進玄武門殺死了李世民的部將敬君弘，並對部下說：”總算對太子有了一絲報答“。然後向李世民自首，李世民聽說了馮立的英勇的忠誠之後，對他厚加撫慰，並任命他爲左屯衛中郎將，馮立逢人便說：”我受到如此厚恩，一定以死相報“。後來果然屢立戰功，特別是對突厥的戰鬥中，所向披靡，所獲甚衆，建立了不朽的功勳。

《舊唐書》作者曾這樣的評價唐太宗用人策略及其效果：他提拔重用的人才不侷限於私黨，這些被重用的人也都竭盡所能爲他效勞。屈突通、尉遲敬德由仇敵變成心腹，馬周、劉泊，從疏遠到委以重任，成就如此的功績，都和他知人善任有着深刻的聯繫。”他指出了“貞觀之治”盛世的形成和唐太宗知人善任、不拘一格降人才有着必然聯繫，是有一定道理的。正是因爲唐太宗地知人善人，一大批的能人志士在各自的崗位上發揮着自己的才能，成就着大唐的盛世，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一代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