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僞滿洲國在蘇聯的鋼鐵洪流碾壓下土崩瓦解，朴正熙也因此淪爲了一介難民，並在1946年重返半島，隨後因爲重新獨立的韓國急缺人才，朴正熙憑藉着過硬的軍事文憑，搖身一變成爲了韓國陸軍的一員，並在1959年依靠戰功和資歷升任少將。

早在朴正熙成就少將的二十四年前，一位年方屆二十五歲的青年就已經是當時朝鮮半島有名的大富豪。而在他二十八歲時，這位名叫李秉喆的青年在韓國大邱創立了一間名震當世的企業——三星。

在當時的韓國，並沒有太多人注意到這兩位嶄露頭角的青年人。

然而歷史的風雲變幻，用一場奇蹟，卻讓這個兩人，一者成爲了韓國經濟的締造者，一者則成爲了韓國經濟的最代表者，而在兩者背後，則是一種名爲財閥的“怪物”在陰影中畸形又瘋狂的茁壯成長着。

到2012年，根據亞洲經濟報道，韓國十大財團的資產佔到了韓國GDP的85%。

今日韓國財閥的樹大根深，冠蓋遮天，以至於讓讓韓國人不僅自嘲道“一個韓國人永遠也逃不開三件事：死亡、繳稅和三星。”——三星是韓國財閥中的財閥，甚至被韓國人稱之爲“帝國”。

對於三星而言，資本尋利而行是本能行爲，茁壯愈強是企業經營得當的結果。對於朴正熙而言，用從僞滿學來的“統制經濟”，聚集資本大力發展龍頭企業也是爲了儘快振興韓國，並無意塑造一個財閥尾大不掉的韓國。

| 三星的篳路藍縷 |

1945年李秉喆正陷入人生的困境之中，然而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李承晚從美歸國，這讓李秉喆在人生低潮時迎來了轉機。

李秉喆的父親李贊雲跟李承晚頗有交情，兩人都曾爲韓國獨立委員會委員。

李承晚因此對李秉喆頗爲賞識，等到1948年李承晚當選爲韓國總統後，李秉喆建立了從事國際貿易的“三星物產”，此時的南韓工業基礎薄弱，大量物資需要從國外進口。

抓住商機的不僅只有李秉喆，但擁有總統強力支持的國際進出口商卻並不多，因此三星物產在建立一年後，就成爲了行業第七。

三星物產的成功不過是李秉喆把握住了時代的一個“快錢契機”，李秉喆明白不管是戰爭還是戰後“百廢待興”的時期，終有盡頭。一個國家不可能永遠依靠進口物資過活，尤其是在鄰國日本的“特需景氣”已經拉開帷幕，經濟因爲半島戰事迅速復興的參照下。

李秉喆在後來曾說過這樣一句自許的話：“不僅是三星的董事長，更是國家的董事長。”

這當然不是李秉喆自大到認爲其時的自己已經是韓國的實際掌舵人了，更多的是在向韓國社會表達一個態度——李秉喆不僅在爲三星的考慮，也在爲韓國殫精竭慮。

所謂大商經國的情懷，或許如此。

可能正是基於這樣的“國家使命感”，1953年李秉喆就調轉三星的船頭，開始向“由商致工，工商並舉”轉型，籌劃並開辦了韓國第一家大型製糖企業，又於次年進入紡織產業，一步步的夯實填補着韓國製造業的短板。

三星的崛起離不開李秉喆的商業嗅覺和前瞻遠見，但同樣也跟李秉喆的“好前輩”李承晚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而隨着李承晚試圖利用非法手段強行要四度連任總統被推翻後，三星和李秉喆的崛起之路也隨着李承晚流亡海外而暫時陷入低谷。

事實上，隨着李承晚的倒臺，三星很快就在韓國處於了艱難的境地，不僅旗下十五個子公司遭到政府調查，李秉喆本人也在法庭上承認了偷稅的事實，並表示如果當時不這麼做，沒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在稅率是利潤120%的環境裏存活。

一面是社會上的風聲鶴唳，一邊是政府的不停逼迫，李秉喆一度想要尋求政府內的官員幫助，然而官員們此時如若驚弓之鳥，面對李秉喆這位深深烙印着“李氏子侄”的人物更是避之不及，甚至爲了跟李秉喆做切割，還有官員公然宣稱“不跟非法聚斂財富者往來”。

交相逼迫之下，被定爲“非法斂財第一號”的李秉喆只能低頭服輸，繳納了數十億韓元的款額作爲補稅。

三星在韓國建國初年的崛起，可謂興也李承晚，困也李承晚，但三星在這段歲月的經歷，絕非個例。

事實上，有大量韓國財閥在創建之初，正是依靠了“政商一體”才得以在灰色領域內漸漸崛起，嶄露頭角，而“非法斂財第一號”的李秉喆之後，還有十一家財閥也同樣上列榜單，最終補繳稅額。

這既是因爲韓國建國之初，政治體制不完善，有貪腐空間。但同時也是因爲選舉體制下，政治人物參與競選需要大量競選資金。

所以或明或暗跟企業有所聯結，私相授受，便是在所難免，而賄賂成風之後，這也就使得韓國的“金元政治”逐漸盤結成痼疾，財大氣粗的財閥愈見膨脹。

| 朴正熙的奇蹟 |

朝鮮半島在日治時代是典型的南農業北工業的格局，然而隨着半島南北分治，建立在一片廢墟上的韓國不僅百廢待興，工業基礎更是聊勝於無，而美國雖然在戰後給予了韓國大量援助，但這些援助主要針對消費品，其中農產品的援助甚至反而打擊了韓國農業。

從1953年到1961年，承平的韓國的實際國民增長率甚至不到1%。

1961年五月，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一舉接管韓國，從此開啓了長達十八年的統治生涯。

而此時距離朴正熙狼狽回國方將15年。

此時北方因爲憑藉着日治時期遺留的工業基礎以及蘇聯的大力援助，經濟得到大力發展，等到1960年時已經被媒體譽爲“遠東經濟的奇蹟”。

而韓國卻因爲經濟的不振，國內此前政治亂象的難解，以至於韓國社會上下民心浮動。

時局緊迫。

朴正熙明白，只要解決了經濟問題，不管是韓國的民心不穩，還是自己的執政合法性問題，都將迎刃而解。

國富民強，如是而已。

那麼問題來了，學誰呢？美國誠然爲龐然大物，全球第一經濟大國，但很明顯韓國貧弱的經濟是玩不轉美國模式的，更何況當時美國也不認爲深陷經濟危機中的韓國應該採取積極的經濟策略，美國人認爲韓國更應當採取緊縮策略，穩定且有序的儘快恢復已有產業——主要是農業。

農業誠然能夠固本，但明顯光靠農業，韓國是無法經濟騰飛的。

所以朴正熙將目標放到了已經煙消雲散的“僞滿洲國”。

僞滿的經濟要旨在於“統制經濟，一業一社”。

宮崎正義曾如此闡明“統制經濟”的宗義：“以計劃經濟爲基礎，在國家統治下推動產業開發。”

而之所以要在僞滿推動“統制經濟”則是因爲“國民經濟落後”。

朴正熙執政下的南韓處境無疑跟當年的僞滿十分相近，再加上朴正熙有着在僞滿求學的經歷，目睹了長春“新京”的現代化，大量“僞滿州企業”從無到有，從有到強，這讓朴正熙篤定了“具有韓國特色的計劃經濟之路”。

執政之初，朴正熙就制定了執政生涯的第一項“五年計劃”——在未來他還會制定三次。

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中，朴正熙聚集國家力量和資本，傾力扶持幾家大企業發展，試圖打造龍頭企業，然後依之迅速建立並完善國內的工業體系。

三星等財閥，本來就是韓國戰後碩果僅存或者新發展起來的企業，因此得到了極大的扶持——尤其是在1965年日韓簽訂《韓日基本關係條約後》，韓國不僅獲得了日本賠償的三億美金和兩億美元的低息貸款，更獲得了日本資本的大量投資，國內基礎建設和重工業迅速完善。

1973年，經過十年耕耘積累，韜光隱晦後，朴正熙正式推動韓國重工業的國產佈局——當年一月《重化工業發展計劃出臺》，這一計劃將鋼鐵、機械、造船、電子等十大產業列爲了接下來五年韓國經濟發展的重點。

此計劃的出臺，也就宣告着在輕工業、服貿業積累頗深的現代、LG、樂天等韓國財閥集團紛紛開始全面進軍重工業。

而三星更是藉此東風，不僅先後涉足了重工、化工、造船、航空精密儀器等產業，更先人一步，直接由“工商致高科技”——1976年，三星獨立研發的彩色電視上市，這意味着韓國企業終於突破了外國企業的層層封鎖，打破了技術壁壘，在高科技領域有了一席之地。

財閥企業的崛起，使得韓國的國際競爭力極大增強，但在這些“韓國功臣”爲國家賺來大量外匯之餘，同時也導致了很多產業被這些財閥企業所壟斷——例如三星之於電子，LG之於通信，現代之於鋼鐵，都是當時韓國財閥壟斷的典型產業。

不過財閥的茁壯成長雖然帶來了令人憂慮的現象，但對於普通韓國人而言，卻也實實在在的感受到了韓國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1961年朴正熙上臺時，韓國GDP尚止24.18億美金，並較上一年下降了超過15億美金，而等到1979年朴正熙遇刺身亡時，韓國GDP已經達到了665.68億美元。

短短十八年間，經濟增長了二十多倍，對於普通韓國人以及韓國財閥而言，“漢江奇蹟”盛名無虛。

不過，對於財閥的猜忌，也隨着經濟的發展，從民間到政府，亦愈發日熾。

| 反對者的玩火自焚 |

“閣下快將韓國化肥廠完全捐獻掉吧，如果您不同意，我們恐怕沒法保障您的安全。”當李秉喆面對時任韓國中央情報部部長金炯旭的要求時，他知道他已經沒得選擇。

其時，韓國中央情報部部長往往是由朴正熙的親信充當——後來朴正熙就死在了中央情報部的餐廳內，兇手正是時任中情部長，極受朴正熙信賴的金載圭。

雖然早在成爲“非法斂財第一號”後，李秉喆就定下了，三星應該對韓國政府“不遠不近”的關係原則，但很明顯，這不是三星可以決定的。

韓國化肥廠的被迫捐獻並非個例，李秉喆在晚年又“躬逢”了政變上臺的全斗煥，在後者的逼迫下，李秉喆無奈又將東洋放送公司無償捐獻給了政府。

事實上，韓國政府對於財閥的日漸坐大是心中非常有數的，這其中既有優化韓國經濟的用心，也有對財閥大加撻伐，以討好韓國社會的用意。

全斗煥如是，後來的金泳三更有過之。

但不巧的是，金泳三一不小心就玩火過頭了。

金泳三政府開啓了所謂的“文民政府”時代，此後歷屆韓國政府都或多或少的致力於革除“財閥經濟”這一弊端，但金泳三的不幸運在於，他“革除財閥”的時機不太對。

1997年7月2日泰國宣佈棄守固定匯率制，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當天大跌17%，隨後三個月內危機席捲東南亞，亞洲金融危機全面爆發。而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同時，韓國第七大財閥起亞在7月15日宣佈進入破產保護，韓國經濟危機的導火索已經被點燃，然而韓國人卻恍若未知。

嚴格來說，青瓦臺之主，韓國時任總統金泳三是知道的，但他卻似乎另有盤算，竟然坐視起亞危局近三個月，然而外國投資者並不清楚青瓦臺打得是什麼算盤，投資者只看到韓國政府對於起亞這樣的巨型財閥都束手不救，信心因此極爲動搖——起亞如此，焉知韓國政府不會對三星、現代、LG等企業亦如此？

韓國財閥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舉債擴張”，這也是朴正熙模式帶來的後遺症——當時的韓國經濟孱弱，本錢稀少，只能依靠舉債發展，雖然在進入九十年代後，韓國經濟已經騰飛，但這一模式卻仍然被時人承繼，視爲“成功法寶”。

這也就導致了韓國財閥企業的債臺高築，到1995年時，韓國三十大財閥的平均負債率高達428%。

1997年韓國外債規模達到了兩千億美金，可國家外匯儲備卻僅僅爲三百億美金。

如果危機不爆發，金泳三及時出手拯救起亞，避免資本信心崩潰，則韓國未必會淪落到“距離國家破產只剩七天”的地步，但歷史沒有如果。

由於金泳三的處置失誤，再加上臺灣棄守新臺幣，導致危機徹底席捲韓國，韓國股市因此瘋狂大跌，到1997年10月，韓國三十大財閥中已經有六家破產，其他的財閥企業也在危機之中搖搖欲墜，甚至投資者連對三星都缺乏信心了。

至十一月，韓國外匯在危機之中已經消耗大半，僅剩一百一十多億美金，可不說當年底韓國需要償付的債務就高達兩百多億美金，光是當時每天消耗十億美金左右的外匯速度，韓國就難以繼續支撐。

無奈之下，韓國只能向IMF求援，並全盤接受了在韓國人看來“喪權辱國”的諸多條件，這其中包括開放金融市場、允許外國企業收購韓國企業、國內一定規模以上的金融企業應受國際監管...

當時韓國商界就稱這場協議的背後是“我們完全喪失了經濟自主權”。

韓國依靠IMF的五百多億美金的貸款成功度過了危機，但爲了從IMF贖回丟掉的“經濟自主權”，韓國政府又只能依靠財閥去恢復經濟，還清債務，重新拿回了國家的經濟自主權，並改革韓國經濟結構。

這就導致韓國從政界到社會對韓國財閥投鼠忌器，後者則在其後十餘年間有恃無恐，進一步膨脹——2003年時，韓國十大財團的總資產尚只佔到韓國GDP48.4%，而到了2012卻已經上升到了85%。

至於今日，韓國政府到社會雖然對財閥抱有極大的戒心和忌憚，甚至反對財閥已經成爲了一種政治正確，可面對“國家長子們”幾乎跟韓國相綁定的格局，卻也一時束手，只能旁敲側擊稍加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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