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国古典武侠小说的巅峰时代,纵观清代,各类武侠小说层出不穷,为后世的武侠小说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

但是在清代,关于女侠形象的发展,却呈现了一种很有趣的两极化趋势,一方面相比于前代有很多进步,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退步。那么到底如何呢?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

一.女性形象的进步:如同上色一般的精细化描写

唐传奇对女侠外貌描写很少,对于两位少女侠客,外貌仅有十余字勾:可年十七八,容色甚佳,花梳满髻,衣则纵素”、“可年十七八,衣装槛楼”,贾人妻的形容只有“美妇人”,荆十三娘和聂隐娘并没有外貌描写,除了名称上能看出她们的女性身份之外,几乎感觉不到一点女性气息。

如果说唐代女侠的面貌并不清晰,性别模糊,清代女侠则不然,小说家对女侠的性别特征,毫不吝惜笔墨,对其进行工笔画般细密的描写。

首先,是对其服饰的精细描写:

那少年女子(花碧莲),穿了一身绿绸裤子,鱼白色坡袜套,大红缎于鞋,却不穿裙子。《绿琳丹》小姐(丁月华)已脱去外面衣服,穿着纷花大红小袄,系定素罗百折单裙,头革玉色续帕,更显得妩媚聘婷(《七侠五义》 (张耀英)身穿桃红色女袄,葱心绿中衣,腰系西湖色汗巾,足下红缎花鞋又瘦又小,粉面生填,蛾眉倒竖,杏眼圆睁。

不再是模糊晦涩的灰色,桃红色小袄,西湖色汗巾,绿绸裤子,大红缎子鞋,大红大绿的打扮绝对“艳若桃花”。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作者在有意识地突出女侠的女性特质。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小说家,无一例外都写的是桃红小袄,大红缎子鞋。

再看《小五义》中两个女侠的服饰描写:

那边站着个姑娘(甘兰娘),鹅黄绢帕罩着乌云,玫瑰紫小袄,葱心绿的汗巾,双桃红的中衣。

倾国倾城貌,沉鱼落雁颜,从外表看,女侠们没有一丝“侠”的影子,倒是闺中小姐的模样,与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佳人并无二致。

正如吴楚所论:

“所谓相貌英武的女侠,明清时期似乎一直都没有出现,像‘剑眉星目,英风飒飒’、‘红腮赤颊,剑目蛾眉’这样具有中性美的容貌,只能在近代小说的女侠身上刁‘寻觅得到。”

女侠看似佳人,并无不当,毕竟武功之深浅不以貌取,江湖之中,所谓深藏不露者亦多也。然而,难以想象女侠是裹着小脚的,毕竟小脚女性连走路都成问题。

让人费解的是,小说家对女侠的“三寸金莲”却是津津乐道。

从十三妹“脚下穿一双二蓝尖头绣碎花的弓鞋,那大小只好二寸有零不及三寸”,胜玉环“足下金莲二寸有余”,李兰香“三寸金莲又瘦又小”,甘兰娘的“窄窄的金莲”,展小侠的“三寸窄小的金莲”,到霓裳仙“下面金莲三寸”,不一而足。金莲对女侠的意义究竟何在?

首先,“三寸金莲”的描写,都出现在女侠第一次亮相之时,紧跟在外貌描写之后。

其次,小说中,小脚对女侠的行侠行为并无明显影响,《彭公案》中张耀英“飞身上屋,蹿房越背,顺马道跳下城去,走了七八里路”。

其实,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痛苦,如依常识,一双小脚走七八里路,是不可能的。

小说家淡化了小脚的影响。可见,小说家突出“金莲”,实则凸显了女侠有别于男侠的女性身份。(不过也颇为直男癌了)

“缠足是一个显著的标志,缠足不是强调,而是创造了男女之间的差别”。对小脚的重视,与社会风尚极为相关。

关于缠足的起源,众说纷纭,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在明代以前,缠足实际上并不流行,仅限于少数大家闺秀,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缠足之风,实际上是在明末,才开始在普通女性间流行的。

后清军入关,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旨在改变汉族风俗的“剃发易服”政策,同时禁止缠足,“剃发易服”政策得到坚决执行,可是禁止缠足却不了了之,从大家闺秀到小家碧玉,妻妾、婢女、“甚至是做粗活的临时雇用的仆妇也多小脚”。

从此,三寸金莲就成了判别男女的重要标志,正史稗书、小说笔记,凡是女子效法男装而被识破行藏的,多由于一双小脚。

因此生于这一时代的女侠,即使冲出了闺阁,仍摆脱不了一双小脚的束缚。

总而言之,女性外貌描写的精细化,代表了清代女侠小说的成熟,虽然有一定局限,但是仍旧较唐代进步,也凸显了小说艺术的体系化。

二.侠义精神的衰弱

相对于描写和情节的丰富与精细化,在清代女侠身上的侠义精神则有了明显弱化。

某一日,风雨如晦,杨过心有所感,当下腰悬木剑,身披敞袍,一人一雕,悄然西去。自此足迹所至,踏遍了中原江南之地。(《神雕侠侣》)

每每想到侠字,杨过的这个身影就在脑海浮现,与飘然远逝之聂隐娘等形象重叠在一起,“一人一雕,悄然西去”,落寞,孤独,自由、神秘,却富含张力,令人抨然心动。然而,这只是侠的感性形象,侠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仍需理性地分析。

据陈平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里的分析:

“如果说在武侠小说中,‘仗剑行侠’注重行侠手段,‘快意恩仇’注重行侠主题,‘笑傲江湖’注重行侠背景,那么,‘浪迹天涯’着眼的是行侠的过程”,

首先,清代政府开疆拓土,重视武功,对清代武术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民间武术大为风靡,打拳卖艺,开局保镖成为谋生职业,还出现了许多武术专著,如《太极拳谱》、《拳经》等。武术名家比比皆是,如大刀王五、霍元甲等。

中国武术各家各派均有大发展,少林、武当、太极等各已赫然形成。体现在文学作品中,是打斗场面越来越细化,武功技艺越来越实化。

《三侠五义》第三十九回,描写展昭大战黑衣敌的场面,一招一势无比分明:

“把剑一横,等刀临近,用个飞鹤长空势,用力往上一削,只听嘈地一声,那人的刀已分为两段“。

到文康《儿女英雄传》第六回中:

瘦和尚以少林拳与十三妹相斗,一招一式均有来历:打拳的这家武艺,却与厮杀械斗不同,有个家数,有个规矩,有个架式。讲家数,为头数武当拳、少林拳两家,武当拳是明太祖洪武帝留下的,叫作内家;少林拳是姚广孝姚少师留下的,叫作外家。大凡和尚学的都是少林拳。讲那打拳的规矩,各自站了地步,必是彼此把手一拱,先道个“请”字,招呼一声。(《儿女英雄传》)

从家数渊源到规矩架式,这里,文康不只是细化打斗场面,简直就是武林门派的具体介绍了。

可见,不论是在现实历史中,还是在文学想象中,武术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体现在清代女侠塑造中,清代女侠不再与唐女侠一样奇幻,只是一味地“口中吐剑,以药化水”。

她们的武功不再如聂隐娘一样,是被一无名老尼带至深山高洞中学的,而是有路数的。其中大多是家学传承,如《三侠五义》中的甘兰娘,“兰娘儿这本事,都是甘茂(兰娘之父)教的”,此外花碧莲、鲍金花、沙氏姐妹等,也都出身武术世家,直接跟从其父学习武术;也有跟从名师学。

如《儿女英雄传》中的十三妹,出身世族大家,自幼跟从师傅学得一身好武艺,后又从邓九公学;也有互相学习,如《续小五义》中东方姐妹俩,东方妓和东方艳就经常通过彼此打斗来互相学习,提高自己的武艺水平,东方艳学姐姐之“飞抓”,东方妓学妹妹之“连环绝命剑”。

另外,她们的器械也不再是单一的剑,而是相当多元化,从刀剑到棍棒,从飞镖到迷魂香,无所不用。

可以说,清代女侠更多的是实在的武功技艺,且看《三侠五义》中的沙氏姐妹,为解救遭困的父亲沙龙大战群敌时的场面:

“只见秋葵抡开铁棒,乒乒乓乓一阵乱响,打的楼哆四分五落;凤仙拽开弹弓连珠打出,打的楼哆东躲西藏”。

而《儿女英雄传》中十三妹与瘦和尚打斗时的场面更是直逼现代武侠小说:

那女子(十三妹)见他一拱手,也丢个门户,一个进步,便到了那和尚跟前,举起双拳,先在他面前一晃,这叫作“开门见山”。却是个花着儿。…和尚“哼”地一声,才待还手,那女子收回左脚,把脚跟向地下一碾,轮起右腿甩了一个旋风脚,吧,那和尚左太阳早着了一脚,站脚不住,咕咚向后便倒,这一着叫作“连环进步鸳鸯拐”,是这一姑娘的一桩看家的本领,真实的艺业!(《儿女英雄传》

“江湖笑,恩怨了,人过招,笑藏刀”,《江湖笑》,正如歌里所唱,英雄傲笑江湖行,侠离不开江湖,就似鱼儿离不开水。从地理空间上说,江湖是开放阔大的,侠客要不断行侠。

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必须永远行走在江湖路上,浪迹天涯,难以想象,在“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封闭环境下,侠客何以“铲恶锄奸”?

从精神空间上说,江湖是傲视规则,崇尚自由的,“将江湖世界作为一个不受王法束缚的法外世界,化外世界,实际上是在重建中国人古老的‘桃源梦”。

而侠客之漫游于江湖,“并非出于形而下的生活需求,而是追求人类平等这一崇高而渺茫的理想”,“这种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傲视千古,纵横六合的自由境界,才是大侠精神的精髓,也是侠客漫游真正的哲学意蕴”,

可是,如上文的分析,清代女侠整体上呈现出的是现实化和伦常化的特征。女侠们纷纷遵守世俗规范,遵守所谓的妇德妇道,成为贤妻良母,表面上看是注重其女性特征,实则是对侠义精神的大大损害。

从空间上说,退出江湖者如成了安家媳妇的十三妹,只能把一身武功闲置,相夫教子孝顺起公婆来,行侠仗义便成空谈;继续留在江湖者如余秀英,与其说是一代侠女,不如说徐鸣皋的一个影子,江湖于她,失去了实质上的意义,行侠仗义同样被悬置(《七剑十三侠》)。

退也好,留也罢,江湖对于清代女侠,实在只是空洞的存在,既不具备超越性,也没有自由性。从江湖退居家庭,从浪迹天涯到相夫教子,这是清代女侠的命运模式,从这个角度上说,清代女侠空有一身武艺,实则抛却了侠义精神。

可见清代小说中的女侠既有进步,也有退步,因此当金庸古龙的现代女侠横空出世之后,它们就显得黯然失色了。然而尽管如此,清代女侠还是给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素材与无尽的想象空间。

参考资料

【1】 王听:《论小说文体对人物叙事的影响.以侠女形象的演化为例》

【2】 王听:《性别视角.清代侠义小说的新景观》

【3】 王听:《论唐人小说中的侠女形象及其影响》

【4】 王听:《论<儿女英雄传)的侠女形象及其意义》

【5】 楚爱华:《明清小说家的妇女观及其文化心理》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