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國古典武俠小說的巔峯時代,縱觀清代,各類武俠小說層出不窮,爲後世的武俠小說發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鑑。

但是在清代,關於女俠形象的發展,卻呈現了一種很有趣的兩極化趨勢,一方面相比於前代有很多進步,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退步。那麼到底如何呢?我們不妨一起來看看。

一.女性形象的進步:如同上色一般的精細化描寫

唐傳奇對女俠外貌描寫很少,對於兩位少女俠客,外貌僅有十餘字勾:可年十七八,容色甚佳,花梳滿髻,衣則縱素”、“可年十七八,衣裝檻樓”,賈人妻的形容只有“美婦人”,荊十三娘和聶隱娘並沒有外貌描寫,除了名稱上能看出她們的女性身份之外,幾乎感覺不到一點女性氣息。

如果說唐代女俠的面貌並不清晰,性別模糊,清代女俠則不然,小說家對女俠的性別特徵,毫不吝惜筆墨,對其進行工筆畫般細密的描寫。

首先,是對其服飾的精細描寫:

那少年女子(花碧蓮),穿了一身綠綢褲子,魚白色坡襪套,大紅緞於鞋,卻不穿裙子。《綠琳丹》小姐(丁月華)已脫去外面衣服,穿着紛花大紅小襖,系定素羅百折單裙,頭革玉色續帕,更顯得嫵媚聘婷(《七俠五義》 (張耀英)身穿桃紅色女襖,蔥心綠中衣,腰繫西湖色汗巾,足下紅緞花鞋又瘦又小,粉面生填,蛾眉倒豎,杏眼圓睜。

不再是模糊晦澀的灰色,桃紅色小襖,西湖色汗巾,綠綢褲子,大紅緞子鞋,大紅大綠的打扮絕對“豔若桃花”。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作者在有意識地突出女俠的女性特質。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小說家,無一例外都寫的是桃紅小襖,大紅緞子鞋。

再看《小五義》中兩個女俠的服飾描寫:

那邊站着個姑娘(甘蘭娘),鵝黃絹帕罩着烏雲,玫瑰紫小襖,蔥心綠的汗巾,雙桃紅的中衣。

傾國傾城貌,沉魚落雁顏,從外表看,女俠們沒有一絲“俠”的影子,倒是閨中小姐的模樣,與才子佳人小說中的佳人並無二致。

正如吳楚所論:

“所謂相貌英武的女俠,明清時期似乎一直都沒有出現,像‘劍眉星目,英風颯颯’、‘紅腮赤頰,劍目蛾眉’這樣具有中性美的容貌,只能在近代小說的女俠身上刁‘尋覓得到。”

女俠看似佳人,並無不當,畢竟武功之深淺不以貌取,江湖之中,所謂深藏不露者亦多也。然而,難以想象女俠是裹着小腳的,畢竟小腳女性連走路都成問題。

讓人費解的是,小說家對女俠的“三寸金蓮”卻是津津樂道。

從十三妹“腳下穿一雙二藍尖頭繡碎花的弓鞋,那大小隻好二寸有零不及三寸”,勝玉環“足下金蓮二寸有餘”,李蘭香“三寸金蓮又瘦又小”,甘蘭孃的“窄窄的金蓮”,展小俠的“三寸窄小的金蓮”,到霓裳仙“下面金蓮三寸”,不一而足。金蓮對女俠的意義究竟何在?

首先,“三寸金蓮”的描寫,都出現在女俠第一次亮相之時,緊跟在外貌描寫之後。

其次,小說中,小腳對女俠的行俠行爲並無明顯影響,《彭公案》中張耀英“飛身上屋,躥房越背,順馬道跳下城去,走了七八里路”。

其實,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小腳一雙,眼淚一缸”的痛苦,如依常識,一雙小腳走七八里路,是不可能的。

小說家淡化了小腳的影響。可見,小說家突出“金蓮”,實則凸顯了女俠有別於男俠的女性身份。(不過也頗爲直男癌了)

“纏足是一個顯著的標誌,纏足不是強調,而是創造了男女之間的差別”。對小腳的重視,與社會風尚極爲相關。

關於纏足的起源,衆說紛紜,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在明代以前,纏足實際上並不流行,僅限於少數大家閨秀,是身份地位的象徵。

纏足之風,實際上是在明末,纔開始在普通女性間流行的。

後清軍入關,爲了鞏固統治,採取了旨在改變漢族風俗的“剃髮易服”政策,同時禁止纏足,“剃髮易服”政策得到堅決執行,可是禁止纏足卻不了了之,從大家閨秀到小家碧玉,妻妾、婢女、“甚至是做粗活的臨時僱用的僕婦也多小腳”。

從此,三寸金蓮就成了判別男女的重要標誌,正史稗書、小說筆記,凡是女子效法男裝而被識破行藏的,多由於一雙小腳。

因此生於這一時代的女俠,即使衝出了閨閣,仍擺脫不了一雙小腳的束縛。

總而言之,女性外貌描寫的精細化,代表了清代女俠小說的成熟,雖然有一定侷限,但是仍舊較唐代進步,也凸顯了小說藝術的體系化。

二.俠義精神的衰弱

相對於描寫和情節的豐富與精細化,在清代女俠身上的俠義精神則有了明顯弱化。

某一日,風雨如晦,楊過心有所感,當下腰懸木劍,身披敞袍,一人一雕,悄然西去。自此足跡所至,踏遍了中原江南之地。(《神鵰俠侶》)

每每想到俠字,楊過的這個身影就在腦海浮現,與飄然遠逝之聶隱娘等形象重疊在一起,“一人一雕,悄然西去”,落寞,孤獨,自由、神祕,卻富含張力,令人抨然心動。然而,這只是俠的感性形象,俠的內涵究竟是什麼,仍需理性地分析。

據陳平原在《千古文人俠客夢》裏的分析:

“如果說在武俠小說中,‘仗劍行俠’注重行俠手段,‘快意恩仇’注重行俠主題,‘笑傲江湖’注重行俠背景,那麼,‘浪跡天涯’着眼的是行俠的過程”,

首先,清代政府開疆拓土,重視武功,對清代武術的發展起着重要的推動作用。民間武術大爲風靡,打拳賣藝,開局保鏢成爲謀生職業,還出現了許多武術專著,如《太極拳譜》、《拳經》等。武術名家比比皆是,如大刀王五、霍元甲等。

中國武術各家各派均有大發展,少林、武當、太極等各已赫然形成。體現在文學作品中,是打鬥場面越來越細化,武功技藝越來越實化。

《三俠五義》第三十九回,描寫展昭大戰黑衣敵的場面,一招一勢無比分明:

“把劍一橫,等刀臨近,用個飛鶴長空勢,用力往上一削,只聽嘈地一聲,那人的刀已分爲兩段“。

到文康《兒女英雄傳》第六回中:

瘦和尚以少林拳與十三妹相鬥,一招一式均有來歷:打拳的這家武藝,卻與廝殺械鬥不同,有個家數,有個規矩,有個架式。講家數,爲頭數武當拳、少林拳兩家,武當拳是明太祖洪武帝留下的,叫作內家;少林拳是姚廣孝姚少師留下的,叫作外家。大凡和尚學的都是少林拳。講那打拳的規矩,各自站了地步,必是彼此把手一拱,先道個“請”字,招呼一聲。(《兒女英雄傳》)

從家數淵源到規矩架式,這裏,文康不只是細化打鬥場面,簡直就是武林門派的具體介紹了。

可見,不論是在現實歷史中,還是在文學想象中,武術都有了很大的發展,體現在清代女俠塑造中,清代女俠不再與唐女俠一樣奇幻,只是一味地“口中吐劍,以藥化水”。

她們的武功不再如聶隱娘一樣,是被一無名老尼帶至深山高洞中學的,而是有路數的。其中大多是家學傳承,如《三俠五義》中的甘蘭娘,“蘭孃兒這本事,都是甘茂(蘭娘之父)教的”,此外花碧蓮、鮑金花、沙氏姐妹等,也都出身武術世家,直接跟從其父學習武術;也有跟從名師學。

如《兒女英雄傳》中的十三妹,出身世族大家,自幼跟從師傅學得一身好武藝,後又從鄧九公學;也有互相學習,如《續小五義》中東方姐妹倆,東方妓和東方豔就經常通過彼此打鬥來互相學習,提高自己的武藝水平,東方豔學姐姐之“飛抓”,東方妓學妹妹之“連環絕命劍”。

另外,她們的器械也不再是單一的劍,而是相當多元化,從刀劍到棍棒,從飛鏢到迷魂香,無所不用。

可以說,清代女俠更多的是實在的武功技藝,且看《三俠五義》中的沙氏姐妹,爲解救遭困的父親沙龍大戰羣敵時的場面:

“只見秋葵掄開鐵棒,乒乒乓乓一陣亂響,打的樓哆四分五落;鳳仙拽開彈弓連珠打出,打的樓哆東躲西藏”。

而《兒女英雄傳》中十三妹與瘦和尚打鬥時的場面更是直逼現代武俠小說:

那女子(十三妹)見他一拱手,也丟個門戶,一個進步,便到了那和尚跟前,舉起雙拳,先在他面前一晃,這叫作“開門見山”。卻是個花着兒。…和尚“哼”地一聲,才待還手,那女子收回左腳,把腳跟向地下一碾,輪起右腿甩了一個旋風腳,吧,那和尚左太陽早着了一腳,站腳不住,咕咚向後便倒,這一着叫作“連環進步鴛鴦拐”,是這一姑娘的一樁看家的本領,真實的藝業!(《兒女英雄傳》

“江湖笑,恩怨了,人過招,笑藏刀”,《江湖笑》,正如歌裏所唱,英雄傲笑江湖行,俠離不開江湖,就似魚兒離不開水。從地理空間上說,江湖是開放闊大的,俠客要不斷行俠。

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就必須永遠行走在江湖路上,浪跡天涯,難以想象,在“庭院深深深幾許”的封閉環境下,俠客何以“鏟惡鋤奸”?

從精神空間上說,江湖是傲視規則,崇尚自由的,“將江湖世界作爲一個不受王法束縛的法外世界,化外世界,實際上是在重建中國人古老的‘桃源夢”。

而俠客之漫遊於江湖,“並非出於形而下的生活需求,而是追求人類平等這一崇高而渺茫的理想”,“這種天馬行空,獨來獨往,傲視千古,縱橫六合的自由境界,纔是大俠精神的精髓,也是俠客漫遊真正的哲學意蘊”,

可是,如上文的分析,清代女俠整體上呈現出的是現實化和倫常化的特徵。女俠們紛紛遵守世俗規範,遵守所謂的婦德婦道,成爲賢妻良母,表面上看是注重其女性特徵,實則是對俠義精神的大大損害。

從空間上說,退出江湖者如成了安家媳婦的十三妹,只能把一身武功閒置,相夫教子孝順起公婆來,行俠仗義便成空談;繼續留在江湖者如餘秀英,與其說是一代俠女,不如說徐鳴皋的一個影子,江湖於她,失去了實質上的意義,行俠仗義同樣被懸置(《七劍十三俠》)。

退也好,留也罷,江湖對於清代女俠,實在只是空洞的存在,既不具備超越性,也沒有自由性。從江湖退居家庭,從浪跡天涯到相夫教子,這是清代女俠的命運模式,從這個角度上說,清代女俠空有一身武藝,實則拋卻了俠義精神。

可見清代小說中的女俠既有進步,也有退步,因此當金庸古龍的現代女俠橫空出世之後,它們就顯得黯然失色了。然而儘管如此,清代女俠還是給後世提供了寶貴的素材與無盡的想象空間。

參考資料

【1】 王聽:《論小說文體對人物敘事的影響.以俠女形象的演化爲例》

【2】 王聽:《性別視角.清代俠義小說的新景觀》

【3】 王聽:《論唐人小說中的俠女形象及其影響》

【4】 王聽:《論<兒女英雄傳)的俠女形象及其意義》

【5】 楚愛華:《明清小說家的婦女觀及其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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